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毫无疑问，这三十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这个纪念日是以1978年的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依据的。其实，重要的三中全会开了5天。这是因为很多要在全会上决定的事情在之前已经形成文本。为了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下旬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而这个工作会议足足开了36天。如果再把三中全会的5天加起来差不多是41天的时间，这在中共党史上应该是没有过的先例。就是在这个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先生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个讲话在今天看起来已是“基本常识”，可是在30年前，这个讲话却是划时代的。三十年后，当有人问及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他将带给世界银行什么发展理念的时候，林毅夫开玩笑地回答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当然，这并不是玩笑。这句话是认真的。因为不切实际的发展政策在“二战”后以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中国在那个时候也不例外。而我们知道，中国开始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正是在邓小平先生三十年前发表那个重要讲话以后，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而是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什么就那么不容易做得到？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惜的是，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但是，一个被经常提及的假说是，国家能否选择恰当的和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并不取决于它辨别是非的能力，而取决于它犯错误的能力到底有多大。政府在政策上犯错误是司空见惯的事，差别只在于谁更能犯得起错误。犯错误的能力可以由其自然禀赋或者自然资源的丰腴程度决定。在政策上，一个能犯得起错误的国家往往就会持续地犯一错再错的错误。
这就引导人们去注意一个有趣的经验现象。在马歇尔讲座中，林毅夫先生提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换句话说，资源贫乏的经济犯不起错误而就少犯了错误。
其实就在二十多年前，才有经济学家发现，资源的丰腴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超乎我们的直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它拥有的人均自然资源存量往往在统计上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甚至有人发现政治文明也与资源丰腴之间存在反向的关系。因为荷兰在1960年发现天然气之后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出现显著倒退，因而这种现象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里往往被确诊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或者叫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荷兰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当一个国家可以轻易地依靠初级产品的出口或者出售自然资源大发横财的话，它通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往往就会放慢，甚至趋于停滞。
对于这个病理，经济学家的解释很简单：自然资源的出口不仅无助于提升这些国家的产业的竞争力，而且疯狂进口的结果会让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工业部门逐渐萎缩。经济学家还发现，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其政策总会误导它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扭曲其生产性的物质投资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简而言之，当一切政策都围绕石油天然气的节奏而展开的时候，经济发展的机会十之八九就可能被贻误了。
展开了这样简单的讨论之后，你就不会对盖达尔所著的《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的逻辑感到意外了。苏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资源丰腴而遭遇经济危机的国家，但却是20世纪因为资源自然丰腴而垮掉的一个帝国。历史上，16～17世纪的西班牙是一个因为建立在美洲黄金白银这样可靠的收入之上却遭遇毁灭的帝国。而20世纪以来，特别在60年代之后，这个世界上多了不少“资源诅咒”的案例，如伊朗、利比亚、科威特、卡塔尔、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
作为计划经济国家的苏联，消费品短缺一直是困扰整个国家的最严重的问题。苏联型的体制可以制造出用不完的大炮，却难以生产出足够的黄油。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农业已经基本萎缩，不能支撑这个国家的生存。苏联领导人想尽了办法来解决粮食的短缺。20世纪50年代的垦荒就是一个权宜之计，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苏联出现了它的领导人认为很耻辱的结果，即苏联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1963年苏联决定动用黄金储备进口粮食，因为它与外部世界隔绝使得它没有外汇储备的来源。1963年苏联动用了超过其储备1/3（372吨）的黄金来进口粮食。1965年又再次动用了335吨的黄金来购买粮食。
20世纪60年代西西伯利亚油田的发现，对苏联可谓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它使苏联进口粮食的外汇问题得以解决。之前苏联也有大规模的石油开采，但只为社会主义国家输送石油，没有用来向西方换取外汇。但从西西伯利亚油田开采之后，按照盖达尔的说法，苏联的外贸平衡、收支平衡、粮食供应、政治稳定等都开始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的确，大规模的石油收入缓解了粮食短缺。不仅如此，有了出售石油的滚滚财源，苏联也开始加强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希望与美国取得均势的核武力并有了实施阿富汗战争这样的冒险行动的能力。
从1973年到80年代初，石油和天然气占了苏联向OECD国家出口额的将近70%。而且由于这个时期油价一直高涨，苏联的石油收入可谓滚滚而来。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石油收入进账，苏联在这个时期居然没有设立外汇的储备基金，不仅如此，苏联还快速增加了向外的借债规模。
1981～1984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增加到了峰值。但1985年之后，石油开采因为成本上升而开始下降。但为了保护经互会成员国的政治稳定，苏联不得不减少了向OECD国家的石油出口。也就在这个时候，两伊之间停战，为了增加战争期间损失掉的石油份额，伊朗和伊拉克又打起了石油的价格战。石油价格不断
下跌。1982年为每桶31.76美元，到了1985年下降到了每桶27美元。1985年，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主要产油国的竞争白热化，沙特阿拉伯把其石油产量增加了3倍以上。于是，1986年石油价格猛跌至几十年来的历史最低水平：10美元一桶。盖达尔毫不吝啬地把这个油价狂跌看做是对苏联经济致命的一击。
关于解释苏联经济危机和苏联国家解体的理论版本不止一个。在这本书里，盖达尔分析并反驳了几个解释苏联垮台的流行的理论。在俄罗斯，一直有着把苏联解体与国际政治阴谋论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也不乏把苏联崩溃与里根上台后开展的军备竞赛联系起来的人。盖达尔坚持认为这些人说的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难以解释1985～1991年间苏联经济崩溃的机制。盖达尔给出的诸多反对以上说法的证据中甚至包括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80年代评估苏联经济状况时的基本结论，这些结论中没有一个怀疑苏联会很快崩溃。这些研究之所以对苏联经济恶化的状况估计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仍然假设苏联经济是一个封闭体，而忽略了苏联早已在石油和粮食两个方面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并开始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行情。基于对苏联与世界贸易体的高度融合的判断和分析，盖达尔说：“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的苏联经济危机，以及它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晓岚--所有这一切都与石油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一个经济帝国的消亡居然与石油价格高度相关，貌似有言过其实之嫌，实乃触及到了前苏联经济垮台的一个核心。
盖达尔是著名的经济学家，1992年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1993～1994年任联邦政府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现在担任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的这个解释包含着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用盖达尔的话说，苏联领导人根本不明白这个逻辑。苏联经济的传统管理方式总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目标，领导人对于国际市场的行情、国内的财政预算、外汇储备、外债、收支平衡和货币等相互之间的关系一窍不通，无法评估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遭遇的可怕的风险和威胁有多大。
盖达尔在书中坚持认为，由于没有能力弄明白苏联经济问题的实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反而不断采取了一错再错的政策。例如，在石油价格急速下跌导致政府入不敷出之后，苏联政府反而采取了反酗酒运动（酒是苏联的重要财政收入的来源），进一步减少了预算收入；同时还增加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以及削减来自经互会成员国的消费品的进口。这些政策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增加。1985年，苏联国家的预算赤字为180亿卢布，1988年则达到了901亿卢布。1989年年初的国家债务为3124亿卢布，到年底则高达4000亿卢布，占苏联GDP的44%。在这种局面下，苏联只能动用国家银行的资金和没有商品对应的老百姓的存款。于是，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由于苏联经济这个巨大的官僚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石油收入和国际市场的行情，以贸易条件（即出口与进口的比价）持续恶化为特征的“外部冲击”便会对苏联经济的几个重要的参数产生侵蚀性的影响，收支于是失去平衡并且缺口越来越大。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外部的这种冲击，通常会出现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为特征的矫正过程。而对于苏联，由于出口以石油和资源为主，外汇储备严重短缺，出口石油的收入甚至只能用来偿还西方的债务，于是很快导致严重的食物和消费品的短缺。甚至在消费品短缺的情况下，苏联的官僚体制仍然难以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这进一步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最终引发货币危机。最后连西方发达国家对苏联的贷款也因为苏联的财政危机和不可靠的信用威胁而终止。在这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都非常尖锐的情况下，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选择唯一可行的出路，那就是大规模吸纳西方国家的贷款来维持国内即将崩溃的经济，而这意味着苏联必须答应西方国家提出的贷款条件。
这就是盖达尔对苏联解体的全部经济学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解释，盖达尔对戈尔巴乔夫的历史选择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说，只有了解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际遭遇的经济问题的尖锐程度，才能够真正明白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2月与里根在白宫东厅签署《苏美两国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至于这些做法“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自身的信念，最好由他本人做出评判。不过，如果当时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是一位西方的夙敌，同时又不打算为实施一项应对危机的重大计划而进行政治自杀，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也不得不执行一条类似于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对待西方的路线。这条路线并非出自个人的偏好，而是由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这也就是苏联经济作为一个巨大的体系而蕰涵着的逻辑悖论。它拥有太多的自然资源，这是上帝的恩赐，让它可以拥有支撑起一个帝国的能量，但这个禀赋却同时赐给了它最糟糕的管理体制和应对危机的最低的智商水平，让它可以不思进取，在官僚体制和不间断的错误政策中消耗着自己的能量。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一个犯不起错误的国家，也因为这个约束条件，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持续的变革和创新来不断寻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因而，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总是可以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做出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该文为作者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中国经济改革：不为公众所知的故事》的讲演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