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业型国企进入到了迅速扩张的阶段。全球化和多元化渐渐进入这些企业的视野。这时候的海尔从一个产品向多个产品发展（1984年只有冰箱，1998年时已有几十种产品），从白色家电进入黑色家电领域，以“吃休克鱼”的方式进行资本运营，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低的成本把规模做大，把企业做强；同时产品批量销往全球主要经济区域市场，建立自己的海外经销商网络与售后服务网络；学会了做贸易的联想集团，开始了外向型和产业化战略，于1988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联想”，拓展海外业务并成功上市；在双星鞋业的基础上，双星相继推出了“双星轮胎”、“双星机械”、“双星服装”、“双星热电”等产品。并且在这段时期，又有一批新公司成立，前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股份制改革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1993年2月18日，经呼和浩特市体改委批准，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2月5日，内蒙古伊利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奇瑞汽车也是在这时候创立的。1997年3月，在芜湖经济开发区，由安徽省和芜湖市下属的五家公司共同投资的、注册资本为17.52亿元人民币的安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成立，此即奇瑞汽车公司的前身。这家公司的成立带有明显的国际化印记，1996年，“951工程”（项目启动时取的内部代号）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英国福特公司的发动机产品技术和一条生产线，显然当时的芜湖政府不认为造汽车是多么困难的事，无知者无畏，而无畏的精神却已深入这家企业的组织基因，并且在继续发扬光大。和那些老牌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创业型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也谋求通过资本市场扩大融资渠道，并纷纷成功上市。
这一批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新型企业代表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出现的特殊企业模式。它们有计划经济历史的印记，更有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典型特征。这些企业有的是依靠从国家或集体借来的资金，有的是以原有濒临倒闭破产的国有企业为基础，但之后却都是企业家自己的企业了。没有他们，中国企业军团缤纷多彩的画卷就会黯然失色。
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的第二部分“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中有精彩的描写。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也参考了晓波的这本书。参见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我还利用以下网站的资源进行了相关内容的整理：www.*****.com；http://www.*****.com/?jianjie_1.asp；http://www.*****.com/?gb/content/2004-11/08/content_790545.htm；http://www.*****.com/?blog-htm-do-showone-uid-39292-itemid-134238-type-blog.html。
试错的遗产：“央企”的形成
2000年夏天，我获得欧盟委员会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资助并在David Wall教授的协助下回到伦敦大学SOAS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在这期间，我与David前往剑桥大学和威尔士大学拜访了不少同行，其中最有意思的会面非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Peter Nolan教授莫属了。据说Peter是邓亚萍的博士生导师。网上有位作者是这样描述Peter Nolan教授的：一头爱因斯坦式的白发，一张邓布利多校长式的脸孔，一脸斯皮尔伯格式的天真笑容。眼镜架在鼻梁上，可能是用来随时看书的吧，看人的时候，头微低，目光是从眼镜上面跃出去，显得总是那么专注。
我与Peter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见面，前不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会议上，我和他又是同台演讲。我知道，每次他在演讲中总是一如既往地称赞中国的大型企业。这当然会招来不少的反对意见和声音，但他总是提前告辞，眼不见为净了。2002年年初我收到他的一本英文著作，题目是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National Champions,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中国和全球经济：国家的冠军、产业政策和大企业革命》）。在这部著作里，他对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寄予厚望。2008年3月16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长文China's Champions，显然是部分借用了Peter的这本书的题目。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十年前，国有企业还像随时可能出现的经济灾难，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到了零，而且出现巨额亏损。十年后，150家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1万亿元，而且在快速增长。2007年年底，世界最有价值的十家公司中，有四家是中国企业。
这些都是媒体关注的事情，而我并不特别在意。我对Peter Nolan教授的“大企业革命”的观点也持保留意见，但却愿意高度关注中国政府手上控制着的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未来。事实就是这样，相较于那些新的国企而言，中国政府手上仍然拥有并控制着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们主要分布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并且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头羊，占据主导和垄断的地位，国家在这些企业上也一直保持着绝对或相对的控股地位，“国家所有”的特征在这些企业中得以维持下来。
20世纪末，随着“抓大放小”战略的实施，一大批企业集团纷纷组建，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转向产权领域，开始了向现代公司的转型路径。进入21世纪后，电力、电信、民航、邮政等行业的政企分离步伐开始加快，以拆分为特征的公司重组成为必然选择。2001年，铁路、民航、黄金、稀土行业的政企分离相继破冰；2002年5月16日，电信行业在1999年分拆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网通集团正式成立，最近的重组是在2008年5月24日推出的“六合三”方案。
2002年，民航业通过联合重组，形成了三大航空集团和三家民航服务保障企业集团，六大集团脱离了与民航总局的隶属关系。民航总局直属的九家航空公司进行联合重组，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形成三家大型航空集团：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航空总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组建中国航空集团；以南方航空公司为主体，联合北方航空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组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东方航空公司为主体，兼并西北航空公司，联合云南航空公司，保留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并继续使用原标志。三大航空集团组建后，即与民航总局脱钩。在电力行业，按照“厂网分开”的原则重组发电和电网企业，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家电力辅助集团公司挂牌运营。此外，还组建了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2004年，中央企业之间及其内部合并重组步伐加快，如中煤建设集团并入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2006年9月4日，全国邮政正式启动政企分开工作，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进行省级邮政监管机构的设立工作，同时成立省级邮政公司。2007年1月29日，重组后的国家邮政局和新组建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标志着邮政业改革第一阶段的完成。
最后，中国铁路系统在2000年剥离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的基础上继续酝酿更彻底的改革，下一阶段可能的措施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几大集团公司，铁道部改制为行业监管部门。至此，几乎所有垄断行业的改革都已破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军工或准军工企业的改制有了罕见的突破，在之前二十多年改革的基础上，2007年国防科工委发布《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规定：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非公有制企业在军品市场准入、竞争及参与军工企业改组改制等方面与国有军工企业一视同仁，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市场化意志异常坚决。
就在大型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型进程中，政府也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管理采取新的体制。虽然早在1988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就已成立，目的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是由于国有资产管理局是财政部下设的机构，加上出资人观念并不清晰且传统观念时常干扰，企业产权的流转和转让多发生在企业内部，范围相当有限。2001年4月28日，财政部转发了《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财产与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改革，这才真正标志着以出资人管理制度为中心的新型财务制度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2003年，在原国务院经贸委的基础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成立，把196家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划归其管属，这一百多家企业成为中央直属企业（简称“央企”）的最初样态，同时也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最新样态。
从2003年4月初开始，地方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陆续完成了组建工作，一些省级或地市级国有企业纷纷划归这些地方国资委管理，这样就基本确定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确保了国有资产管理与财务监督工作的开展。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利，对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资产收益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至此，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继续向前推进了。
几年来，共有81家中央企业进行了43次重组，中央企业数目亦从196家减至150家，央企的数目稳步下降。这个目标在2006年12月5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台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文件中得到进一步明确，文件中提出了中央企业由2006年的159家调整和重组至2010年80～100家的目标。
政府在这场改革过程中始终维持着控股的地位。这些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2003年以后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拉动重化工业的超常增长，企业的赢利逐年提升，利润逐年增加，政府从这些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中得到了巨额的利润收入。但是，这些大型企业的体制问题依然存在。传统国有企业的几个重要的体制特征继续保留了下来，除了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之外，它们的“掌门人”在很大程度上还严格地由中央政府和国资委控制着，治理结构的问题显而易见，而且它们在市场上拥有着不可挑战的垄断地位。这些也使得它们在市场上常常备受非议。
今天形成的“央企”格局，当属这个试错式改革的“遗产”。我们该怎么去评价它？其命运将来到底如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似乎都以冲击世界五百强为目标，在不断做大企业的资产规模。这是1995年前后中央政府提出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后的“阶段成果”，但是不是最后的归宿就难说了。这是更大层面上的问题，至于该用什么概念范畴来对待，是政治？是战略？是外交？是历史还是经济学？现在还不好轻易下结论。
这段话是我在网上偶然遇见的，不知道作者是谁。参见http://www.*****.com/?logs/14063301.html。
Peter Nolan,2001,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National Champions,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Houndsmill:Palgrave.
Deoff Dyer and Richard McGregor,“China's Champions:Why State Ownership is no longer Providing a Dead Hand”,The Financial Times,16 March，2008.
我的工业研究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企业改革模式的，题目是《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这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算起来到现在正好二十年。实际上，在我首次涉足经济研究时，中国的企业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尤其是，当大多数国有企业在1987年纷纷按照政府的改革政策而实行“承包制”以后，经济学家发现是有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来研究这一经验现象的。例如，我自己就发现经济学现有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用武之地的，于是我写出了论文《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理论与经验研究》，发表在1991年的《上海经济研究》第6期上。
在当时，国内外经济学家中观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转型模式的不在少数。在我的书架上藏着林青松先生在1999年8月送给我的一本由专题论文集成的著作《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它就是在1988～1993年间由分布于北京、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合作研究形成的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成果。而且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时期，我开始阅读并熟悉了诸如Gary Jefferson，Tom Rawski和Barry Naughton等海外经济学家的论文。他们这些经济学家大都发现中国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效率有了明显的改进。尽管也有支持的声音，但在当时，认同他们这个结论的经济学家并不占多数。很多年之后，我在Gary Jefferson位于波士顿郊外的家里小住，他还对Jeffery Sachs教授的反对意见耿耿于怀。他说，Jeffery有一次在评论他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有明显改进的经验结论时居然说，你们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结论？这与主流经济学的推断是矛盾的，也违反经济改革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