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昔日就读于东京大学时的同窗小宫隆太郎先生曾经在1985年说：“在中国不存在企业，几乎完全不存在。”二十多年前，这句话让小宫的名字响彻中国大地。
而在今天，除了150多家所谓“中央企业”那显赫的规模、地位和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投资行为之外，上百万家的地方国有企业早已在国企改革--那场我曾经称之为“光荣革命”的过程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里，我将记述改革或改造国有企业那段曲折而精彩的历程。无论如何，曾经作为中国经济改革重中之重的国企改革，三十多年来基本走完了复杂而又耗时的脱胎换骨之路。
今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这场改革，也难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评价它。什么是它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的标准？这些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难以回答。但有一点也许是肯定的，三十年之后，这场企业改革终于卸下了压在政府肩膀上的沉重负担，而肩负起它们的是整个社会的宽容和创业家的力量。
回眸三十年来的历程，国有企业的改造可谓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庞大的工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实施以及如何完成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谓集中了比任何其他改革都多得多的经济学家的智慧，但它无疑也比其他改革更消耗精力、更具争议性，甚至更危险。尤其是，这场改革是从一个错的起点上开始的，并被接连不断的试验所延续。无疑，这就是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让我们一起寻找这场错了再试的改革被唤起的线索吧。
小宫隆太郎的这句话出自他提交于1985年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日中经济学术讨论会”第二次会议上的一篇论文中。该论文后来收录在他的著作《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一书中。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还提到他的这个说法当时在中国引起的震动。他说，曾经有一次在中国他被要求在企业领导人会议上作一次讲演，主持人在介绍他时说：“这位就是认为‘在中国不存在企业的东京大学的小宫先生’。”参见小宫隆太郎著，《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页。
请注意，1992年10月12日，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由过去的“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国有企业”的称谓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试错”的开始
其实，从改革的政策和决策来说，国有企业才是第一个改革的目标领域。在有关农村经济的文件中，并没有真正出现过“改革”的字样，其内容也基本属于政策调整的范围。而且农村耕作体制的变革本来就是农户的一种“自发秩序”，带有自下而上演进的性质，还算不上“改革”。从很多已披露的文献判断，中央政府的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企业的管理，办法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可以说1978～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只是这个突破口的选择并不是很成功。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实际上正处于人心涣散和管理混乱的局面，这一点从著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的章迪诚先生提供的数据中可略见一斑。尽管1978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安排并且拨款较上年增加了40%，但全国1/3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秩序却依旧不正常。其中，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中的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国有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低1/3；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4.3%，亏损额达37.5亿元。
在计划经济时期，改善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一直是令计划者头痛的问题。有资料显示，1977年11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三十条”）两份文件，就主要涉及到了工业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体制问题。当时频繁派出政府代表团出国考察，了解和介绍国外工业企业管理的经验也成为代表团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据经济学家房维中先生回忆，1978年6月30日，华国锋同志在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汇报后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
1978年7～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实现专业化、发展合同制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赋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让企业根据所需，主动地履行经济核算，增收减支。此次讲话代表的显然是一个压抑了许久的思想。它发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先声，使得“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历史起点。
1978年10月底，国家经委又组团访问了日本，回国后考察团的主要成员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等再向李先念同志汇报。李先念非常认同搞好搞活企业的重要性。而要把企业搞好，当时的看法就是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经委组织赴日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据说，这份报告经余秋里和康世恩的批示印发下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选择六家地方性国有工业企业下放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权利。这六家试点企业分别是：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丝绸厂。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年终完成计划指标之外，一是允许企业提留少量利润，二是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改革的分量实在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无疑是一次“破冰之旅”。
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在2004年9月20日出席新浪财经举办的“国企产权改革与社会公正”沙龙时曾回忆了早期的这段经历。他说：“1979年，中央专门组织100多人的一个调查小组，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当时计委、经委必须都是老一点的同志参加。从调查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看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国有企业的问题看来不在原来说的中央管得过多，还是地方管得过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种行政管理，如果要解决企业的问题，搞活企业，必须适当地建立企业自主权。从这时开始提到自主权了。究竟怎么拿到自主权呢？当时开了很多的座谈会，和企业商量。企业就说我要自主权，但我现在最缺自主钱，希望你们给我钱。大家既想搞活企业，又想让企业拥有自主权，但是给自主钱国家财政不答应。后来商量能不能实行利润分成制，预算的钱不能给，只能分一定的计划外的利润给企业。但是，由于财政的任务很重，需要100%交给国家，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能达到10%的很少。”
杨启先教授所说的这个结论实际上早在1961年就被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来了。孙冶方在1961年后多次提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当然，他的这些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重视。1978年夏天，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所在薛暮桥的带领下曾到江苏进行计划管理体制调查，同年的7月24日，写出了《关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指出现行计划体制的根本缺点有两个：一个是条条与块块的相互分割，另一个是国有企业没有机动的权力。这样的体制割断了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用报告的话说：“企业与企业不能自由结合，两个企业能够商量解决的事情，必须分别层层上报，请两个领导机关协商批准，许多一天半天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要拖延几个月。”《意见》提出，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不仅要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还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不仅要扩大地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扩大企业的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年初，四川省省委批转了省经委党组《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批准对四川化工厂等一百家企业进行更大范围的扩大自主权试点。四川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成功为中央政府开启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全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等八家企业进行企业扩权的试点。
为什么四川省率先进行了国有企业扩权的试点呢？简单说来，似乎应归功于当时四川省领导班子的务实作风。出于战略的考虑，四川作为具有防御战略地位的西南大省，政府在四川建立了数量非常多的国有企业。在我的书房里，有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书，叫《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发现，四川实际上是1964年毛泽东提出要进行一、二、三线战略重新布局和抓紧西南“三线”建设工程的重点地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集中在铁路（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钢铁（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煤炭（六枝、水城、盘县等）、电力（映秀湾、龚嘴、刘家峡、夹江等）以及石油、化学和机械（以四川和贵州为重点）等。在那里，建设起来了许许多多的大型企业。
其实，四川省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多的改革试验是在四川进行的。四川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者们甚至说四川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弄潮儿。1982～1983年间，我当时还是大二的时候，在复旦大学结识了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Chris Bramall。回忆起来，除了当时我的英文老师是美国人之外，他是我结识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他告诉我他留学的动机是因为对四川的好奇。我记得他说过，研究四川省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四川在改变农业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方面比其他地方做的更早。十年之后，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书店看到了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评价毛的经济计划：四川1931年以来的生活水准与经济发展》（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1979年7月9～1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主持会议，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被认为是最后认同了五个重要的文件，内容包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当然，这五个文件已经在当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则通过，后又在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征求过意见。国务院最后于7月13日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利润留成比例。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在成都的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是在财政部与希望进行扩权试点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的。当然，最后还是那些认为扩权不损坏财政收入的试点经验占了上风，这使得国务院的那五份扩权文件真正得到了认同。于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开始对四川、云南等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成效进行集中报道???宣传，让试点得以推广。1979年年底，试点企业终于扩大到了4200家。当然，在那个时期，经济学家中也有支持这项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可能就是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教授了，他提出的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在客观上支持了企业扩权。
1980年1月22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的试行办法》。根据试点企业中反映的问题，该办法规定，从1980年起，企业利润留成办法由原来的全额利润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留成；企业增长利润留成的比例，按照不同行业分别制定；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才能提取全部留成资金，每少完成一项，扣减其应提留资金的10%；企业从基数利润中提取的留成资金，用于发展生产的不少于60%，用于福利和奖金的不超过40%。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要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让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利润包干，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12月26日，财政部、国家经委发布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利润留成和包干的主要形式。
以最初确定的改革目标来评价，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验无疑是成功的。它使国有企业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赢利状况也有了显著改善。但是，改革者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改革导致了一个事先没有充分想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追求投资的扩张。我清楚地记得，对这个问题的经典描述和分析很快在几年以后被介绍到中国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中找到。根据科尔内的分析，国有企业出现投资扩张的冲动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它们面临的财务约束依旧是“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