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验中，改变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想法很早就被提了出来并纳入了改革的议程之中。不少经济学家都写文章分析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全部由国家拨付，企业不可能在意使用资金的成本，这是企业投资冲动不受约束的根本。这与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于是，1979年8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基本建设试行贷款办法报告》及《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试行将基建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贷款业务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理。这一尝试拉开了国有企业融资体制改革的序幕，也成为后来著名的“拨改贷”改革的最初试验。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局部试验经过了六年之后，一个被称为“拨改贷”的改革方案才终于推出。根据“拨改贷”改革方案，自1985年2月1日起，包括国有企业的新增流动资金、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在内的所有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全部改为了银行贷款。这个决定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未必真正改变了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的性质，但却从此把国有银行与企业捆绑在了一起，演化成几乎二十年后才终于厘清和削弱的“银企关系”以及中国企业居高不下的负债率。
在当时，也许我们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在理论上想明白，为什么“拨改贷”之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还“硬”不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给出的。
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和融资制度的改革很快就显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利益冲突。尽管试点扩大到了更多的企业和部门，但是向企业扩权给国家财政收入上带来的压力还是很快暴露出来了。例如，《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亿元，下降到1979年的923.62亿元，到1980年则下降为889.58亿元。1978～1985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之间的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控制的财政收入相对于民间储蓄也在不断下降中。1978年的时候，居民储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8%，而到了1985年，这个占比已经上升到了86%。
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一个与国民收入分配相关联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利用信息上的优势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收入份额，并把大量的赢利转化成了工资奖金的分配。中国的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工资侵蚀利润”。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财政开始出现了赤字，而且工资收入的增长很快推动了社会零售物价的上涨，使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首次面临了显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由于国有企业工资收入超常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现象在1993年之前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它俨然成了一个不得不与向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国有企业的微观行为不得不联系起来的特定的宏观现象。
其实，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验和推广很快就暴露出新的问题。除了以上我们提及的问题之外，地区间的相互封锁也开始形成并蔓延。地区封锁的最典型表现是地方政府阻止当地的资源流出。这些做法在媒体报道中被形象地描述成“烟叶大战”、“羊毛大战”和“蚕茧大战”等。对于出现的这些地区封锁问题，国务院于1980年7月1日和10月17日先后发布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两个文件，希望能通过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来鼓励企业的专业化和分工趋势。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幼稚，但作为一项政策却一直执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86年3月国务院还继续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足见中国企业之间的所谓横向经济联合受到政府重视的程度。
也就是在1986年6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市政府协作办公室、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沟通组织了一次为期一个
月的关于上海工业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大规模调查。调查发放了3342份企业问卷、走访了220家企业，涉及5大行业。调查的成果最后汇编成书，以《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为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我记得很多年之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村上直树博士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拜访，提到他们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曾引用该调查报告时，在座的报告负责人和参与者方深知该报告的学术价值。
总之，1980年前后，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改革的确引发了不少经济问题。当时国务院认为：我们是在总的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牵扯很大，如果不解决新矛盾，就前进不了，甚至已经改了的也巩固不住。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没有变化的前提下，这个自下分权的改革必然造成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激励不兼容”，这样的放权让利到最后可能葬送改革。类似的风险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局部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西方的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单纯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实行分权的改革做法叫做“改革陷阱”。
即使当时面临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分权所产生的风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80年4月9～19日，国家经委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并决定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会议决定把地方企业扩权试点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要求选择少数矿山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根据萧冬连教授提到的数据，到1980年6月，试点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已达到80%以上，北京已达到94%。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去评价这些单纯面向地方和企业的扩权改革，不难发现其内含着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分权和扩权试验与计划体制之间的矛盾。在整个经济计划体制完整保存不变的前提下，微观的改革试验和激励改善只会导致经济的其他方面更大的扭曲，并在宏观总量层面上持续产生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频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据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82期上的研究文章透露，微观与宏观的严重脱节现象也被1980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觉察到了。他认为，中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自由市场发展很好，改善了居民的供应。但他忧虑，中国在微观经济方面进行的试验太多，如上缴利润、利润留成方面；企业各自为政，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状态；在宏观经济上看不到完整的规划，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局部试验和宏观经济之间有什么联系。1981年9月14～15日，古托夫斯基应薛暮桥先生之邀第二次访华时，就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金融问题提出了咨询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学者萧冬连教授在其文《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提到了这个看法。该文章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于2008年3月20日独家发表。
参见章迪诚著，《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
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纪事1977-1989》第一分册。转引自萧冬连教授的论文《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3月20日。
参见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该处文字引自人大经济论坛，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om/?bbs/b32i3272.html。
参见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全集》第2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42页。
转引自萧冬连教授的论文《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3月20日。
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8月版。
根据马泉山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中提供的资料，“三线”建设的最初想法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在1964年前后集中地讲了他的备战思想和中国工业的再布局战略。他特别强调，当时的工业都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不利于备战。他说，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要建立起自己的后方基地。他还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在2008年12月3日的《四川日报》上有一篇对四川社会科学院的林凌教授的采访文章。而林凌和他的同事们撰写了一本回顾四川经济改革的著作：《改革三十年亲历》。
Chris Bramall,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Oxford:Clarendon Pres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蒋一苇教授的论文《企业本位论》曾获得198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79年，作家蒋子龙根据当时国有企业的改革素材创作并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一家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典型故事。
我在1991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著作：《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在本书的“巴山轮会议”一章中专门介绍了经济学家对这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所做的不同的研究。
关于当时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评价，参见陈东琪和银温泉主编，《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6页以及第20～21页。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编，《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参见Murakami,Naoki,Liu,Deqiang and Otsuka,Keijiro,1996,“Market Reform,Division of Labor,and Increasing Advantage of Small-Scale Enterprises:The Case of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3（3）:256～277.
转引自萧冬连教授的论文《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3月20日。
后来，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反思这一过程时也说过：“把传统体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权力高度集中乃是用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必然要求。企图以‘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决不会收到效果的。”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参见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3月20日。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很受经济研究人员欢迎的学术刊物，但它并不是公开出版物。在我的印象中，它发表的文章多以调查、资料和背景报告为主。现在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里已经不容易找到过去的这些非公开出版物了。关于古托夫斯基访问中国的这个细节转引自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3月20日。
再试再错的改革：承包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在放权让利为思路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很快就发现，扩大企业自主权非常容易造成企业的过度扩张，导致国民收入的超分配，频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如何约束国有企业多吃多占的行为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据章迪诚先生的资料，1979～1980年，国家财政出现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近300亿元的财政赤字，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在1979年上升了1.9%，1980年上升了6%，使中国经济首次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
受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获得成功的启发，有经济学家提出“包”字进城，在国有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照当时的理解，所谓责任制，是指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以经济责任、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为基本特点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于是，1981年年初，作为试点，山东省率先对所属国有工业企业实行了利润（亏损）包干的经济责任制。1981年4月，国务院在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公布了《关于抓紧今年工交生产，努力增产增收，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通知》，同年10月和11月先后发布了《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些文件肯定了之前扩权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以及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利益的分配政策，并明确了经济责任制的内容以及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要求。
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在分配方面可以采取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三种经济责任制形式。198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二汽等八家大中型国有企业成为采取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同时进一步对36000多家国有工业企业实行“定额上缴、超收归己”的改革，这大概可以视为国有企业的第一轮“承包”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