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数据不可得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改革以来中国各省市的国有企业部门每年实际获得的信贷规模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用计量回归的方法来间接地估计出这一数据来。在这里我省略掉具体的估计细节，读者可以参见笔者的论文《中国的金融深化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简单地说，我们用计量经济学上的“残差结构一阶自相关（AR1）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方法”来估计银行贷款总量中实际给予国有企业的部分。为此，我们假设银行分配给当地国有企业的贷款变动可以用当地国有企业的产出占当地工业总产出的比重变动的固定倍数来表示。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与银行贷款的分配结构的关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利用中国各省市1987～2001年间“国有企业的产出/工业总产出”的比重数据作为解释变量，用“银行贷款/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了银行贷款中给予国有企业的部分。由于银行贷款往往具有时序性质，也就是说银行贷款往往与过去的贷款规模相关，所以对于“残差”，我们采用了一阶自相关的技术调整。估计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在估计了银行贷款中给予国有企业的部分之后，我们用各地区每年总的银行贷款减去估计的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部分就得到了当年非国有企业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比重的估计值。用这个方法，我们计算出了1987～2001年间中国各个省市非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占各自GDP的比重。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计算了1987～2001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广西）与内地（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信贷分配结构的变化模式（见图5-10）。
从图5-10中我们发现，在去除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部分之前（图5-10A），沿海和内地的银行贷款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差无几，在一段时期内，内地的比重甚至超过了沿海地区，但实际上这是由于内地更高的国有经济比重造成的。而在去除了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部分之后（图5-10B），沿海地区总体上则比内地表现出更高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尤其是1996年以后。我们注意到，1992～1995年间沿海地区的金融深化指标有所下降，我们知道恰恰是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快的时期，相对来说金融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内地来说，1996年之后与沿海地区金融深化差异的扩大是一个不利的信号，凸显了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差距扩大背后的金融原因。
在估计和计算了各地区非国有企业部门获得的信贷比重的年度数据之后，我们就需要进一步从整体上检验一下非国有企业部门获得的信贷增长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为了这一目的，我们选择了GD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两类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指标。除了GDP的增长率之外，我们选择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考虑是：第一，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实际增长的唯一可持续的因素；第二，在最近一些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别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地区间的生产率增长的差异越来越成为解释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分别使用GDP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住其他一系列影响GDP增长或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来检验一下非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比重的增长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我们的控制变量包括标准的增长回归所涵盖的因素，如政府的支出、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教育、投资、开放的程度等因素。
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涵盖29个省市、跨度15年的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1987～2001年，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后，中国的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支持对于GDP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都显著为正。这个结论与图5-8所反映的负相关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的信贷增长在总体上未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话，那的确是因为信贷的分配结构尚未能从过度偏向国有企业的格局中彻底扭转过来而造成的。更有意思的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沿海地区与内地在信贷分配结构上越来越表现出差异。如图5-10B所示，非国有企业部门获得的信贷比重在沿海地区比内地省份增长得快，这是解释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增长差距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原先，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改革和农村工业化全面铺开之时，经济学家就发现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产增长和效率改善的金融体制就变得非常必要。但这需要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回顾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高速增长根本不是经济学家原来所预料的那种“金融现象”。金融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信贷的分配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受到了严厉的抑制。中国到目前为止的金融的发展更像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经济增长越来越与政府参与热情和财政开支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了一种“财政现象”。
在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文献里，一些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把地方政府之间为“招商引资”而竞争产生的一种“纳什均衡”理解为财政分权的结果。他们发现，中国在向市场化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权力转移给地方政府，产生了财政联邦制的地区分权制度，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域外资本（包括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提高了资金使用的成本，从而限制了预算软约束。实际上，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展开的竞争导致了对城市形象工程和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在最近的文献里，一项经验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事实上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地区差异。该研究证实，1994年之前二者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而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则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支持了本文的一种思路和观察结果。实际上，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基于1987～2001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发现，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之后，政府支出比重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面的影响。这表明，差不多在1994年以后，“资本形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的时候，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受到了进一步的抑制和干预。这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局面有直接关系。因为在分税制安排下，共享税和税收返还的主体是增值税，而增值税主要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因而分税制和主要建立在税收返还基础上的中央转移支付在实际上是一个扩大地方财政能力差距而更有利于富裕和发达地区的财政体制。更重要的是，分税制的引入和财政体制的改革只涉及了财政体制的收入方面，而没有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划分清楚，仍然保留了改革前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支出责任体制，让地方政府扮演着中央政府的支出代理人的角色。实际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切断了收入与支出需求的联系，使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政府负担加重了。
落后地区的政府在收入比重下降和支出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寻找途径来解决不断增加的收支缺口。这些方式通常包括：第一，扩大非预算和预算外的收入来源；第二，通过建立政府拥有的公司向银行间接借贷；第三，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去影响银行的信贷分配和间接补贴国有企业。一般而言，地方政府扩大非预算和预算外的收入来源主要用于地方基础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干预银行信贷决策并向银行举债则更多地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补贴国有部门等扭曲行为相联系。
不难想象，由于地方财力所限，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政府早已疲于奔命。对于富裕的地区来说，由于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提供给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等，所以更具有“招商引资”的潜力，当地的国有企业的重要性更快地被非国有企业所替代。而且一旦经济发展显示出活力，步入良性循环，也使得地方政府不会过多通过干预银行系统的信贷分配来维持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进而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对于贫穷的地方来说，初始的基础建设水平相对落后，地方的银行系统本来就需要在国有企业改制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缺乏资源的地方政府又因为要解决社会稳定（包括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问题）、改造和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处处需要向银行借款。这样造成的情况往往是，银行的信贷与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投资高度互补。实际上这就加大了政府对银行系统的信贷决策和信贷行为的干预与影响力度。一项研究发现，由于地方政府过度投入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1998～2002年，银行对地方政府的信贷平均每年增长了61.6%，而同一时期，银行对企业的净贷款只增长了10.4%。
总之，在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竞争有助于约束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行为，因此，财政支出和由此诱导的资本形成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在退出直接干预企业之后，地方政府对于银行信贷分配的行政干预却有碍金融资源分配效率的提高和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尤其是在广大的内地省份。
参见Robert King and Ross Levine,1993,“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8（30）：717～737.
熊彼特教授的这本名著最初是1912年以德文出版的，1934年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列入了“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出来的，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6月出版。
张军和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参见JunZhang,Guanghua Wan andYu Jin,2007,“The Financial Deepening-Productivity Nexus in China:1987-2001”,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s,5（1）:37～49.
这个数据出自张军，《中国的信贷增长为什么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第7期。
小结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依然实现着高速的增长，但其增长模式却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质疑。因为在此增长模式下，过度投资、地区经济不平衡扩大的问题，尤其是金融深化严重滞后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财政现象而不是金融现象。事实上，现阶段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并与地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相互关联，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价值（项目）发现和监督这两方面的金融功能。金融资源配置持续的低效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大大延缓了中国经济发展时期金融深化的进程。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任何努力都必然要与中国在1994年开始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塑相联系。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的演变（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虽然有助于贯彻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却强化了财政对金融的干预，不利于金融市场的整合与发展，也难以形成地区平衡发展的机制。由于政治上的妥协，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更多依赖收入返还和固定补贴，而平衡性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和实施，结果默许和强化了地区在人均财政支出上的巨大差别。落后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和日益增长的公共支出以及投融资需求微妙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助长了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政府对经济活动和银行信贷分配的干预行为。要纠正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激励方式，需要将政府体制的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以及银行部门的改革过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架构中。总的来说，改革三十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在推动实物经济部门的增长方面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但要维持一个依赖金融中介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保持地区平衡的发展模式，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