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经济学家都曾预言，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与高速增长对经济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么多年来，不可否认，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产生了不凡影响，而且帮助我们搞懂了很多发生在这三十年中的事情。但同时，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经验也在影响和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这里面藏有一个有趣的、不容易看清楚的机制在起作用。我记得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真正观察到什么。我想这句话的含义是深远的，不仅仅局限于量子力学，对经济学家来说，当他们观察中国的经验时，他们可能常常不是因为找到了好的经验才去建立理论，而是因为有了理论才容易发现好的经验。事实上，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有很多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而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家能否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关于“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中国经验观察的形成。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财政分权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文献随后迅速增长。而在这些研究文献的背后，实际上你可以找到关于联邦制的非常丰富的研究内容。这大概给海森堡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脚注。
写作本书期间，我在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院遇见了已经退休四年的Peter Leslie教授。我们相约一起吃了午餐。他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研究兴趣一直是加拿大的联邦制，同时参与了很多关于宪法修正的辩论。他是政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但经他介绍，我结识了研究“财政联邦制”的经济学家。其实，在欧洲和北美的大学里，你总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以研究“财政联邦主义”或者“地区主义”为专长的学者。这并不奇怪，因为联邦制是政治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宪政制度，它划分了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了政治秩序。当然，由于历史和政治传统的原因，世界上的联邦制国家虽然很多，但模式差异也相当大。即使是同属于英联邦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联邦制至少在财政意义上也是相去甚远。
因为制度的差异总是持久地存在，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财政联邦制的研究兴致从未减弱过。而这些研究的文献不仅为经济学家观察改革后中国经济经验提供了一个视角，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经验现象中能够寻找到那些也许还不曾熟悉的东西。
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但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实行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之后不久，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计划管理权力与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就一直处于政策和理论争论的中心，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反复不断进行权力的划分、调整与妥协，也导致了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典型，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下也是不多见的。前苏联式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一直都是依赖中央的专业部对生产者进行垂直的计划控制，在财政上地方政府并没有自主的权力。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开始就烙上了分权的印记。即使中央多次尝试重新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始终没有受到削弱。每一次的集权努力都是短暂的、不成功的，而且都是以过渡到更大程度的分权而收场的。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曾经说，毛泽东本人从骨子里不喜欢前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他一直试图要打破前苏联式的模式，在经济上实行“虚君共和”的治理体制。虚实真伪，我们就留给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去研究吧。
总而言之，由于长时期演变出来的在计划管理和财政上的地方分权体制，特别是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1970年大规模向地方分权的运动，使得中国在1978年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具有与标准的前苏联型计划经济非常不同的初试条件。这个经验现象后来成为一些经济学家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
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第4章，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
1970年的大规模分权还有军备上或者战略上的原因。毛泽东当时的判断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这次的分权有着更加明确的备战目的。为了备战，全国被划分为十个协作区，中央要求各个协作区（包括一些省市）都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武装自己。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2007年3月2～3日，澳门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中国经济增长：原因与前景”，会议的主题是聚焦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担当会议演讲嘉宾的经济学家包括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ouglas North教授和James Mirrlees教授。另外，还有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John Wong教授和我本人。
Douglas North教授虽年事已高，但仍然精神抖擞，诙谐幽默，他的报告清晰地讲述了英国和西欧的历史，一如既往地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许成钢教授在会议上也作了报告。成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在报告中，他也继续阐释了十多年来与钱颖一等人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强调了财政分权在解释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North教授和许成钢的这两个报告可以很好地拼在一起，它们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North教授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历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这个理论说，是“好的制度”导致了增长而不是相反。North教授所谓的“好的制度”大概是指一些在英美国家发展起来的制度，比如清晰界定和保护私人财产、有效的资本市场、独立的司法程序以及有效率的执法习惯等。很显然，中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类似这样的制度，也不具备可以对照的制度。因此，North教授的理论所作的预测与中国的经验是不符合的。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还不认为North教授的理论错了，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同，North教授强调制度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是接受的，而且他的理论的确解释了很多很重要的历史现象。
但是，经济增长肯定受许多因素的驱使，依赖很多条件。最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家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智慧想弄明白为什么一些经济增长了而另一些经济却没能够增长。即使制度是最重要的，也还可能有多样化的形式。的确，我们所看到的英美现象与中国现象（包括很多其他经济的经验现象）是有差别的。但是，很多制度即使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可也许发挥着类似的功能，它们彼此可以替代。至于为什么它们会有差别，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这样一来，要揭开中国经济增长的谜团，就需要回答什么是那些可替代的制度？而许成钢的报告试图要回答的正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才说他与North教授的报告正好可以拼在一个盘子里。那么，是什么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呢？许成钢的解释是，不是North教授讲到的那些制度，那些制度在中国不是现成的，驱动增长的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这样就回到了他在1993年之前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理论研究了。
1993年，许成钢与钱颖一在Economics of Transition杂志（《转型经济学》）上发表了一篇题目比较冗长的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这篇文章最初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心（STICERD）的工作论文上印行的。这篇论文让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研究财政联邦制的项目，至今还没有结束。在1993年发表的这篇论文中，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观察，认为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在组织结构的意义上与前苏联就不同，他们认为这个组织结构的不同对后来的改革方式和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是垂直的、纵向的，而中国的计划体制内始终存在着多层次以及多地区的管理模式，这样就构成了产业组织学上所谓U型和M型组织结构的分野。在中国，这个结构被习惯地称为“条条”（中央部委）和“块块”（地方各级政府）。
这个早期的观察强调了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是与众不同的角色。而在后来的一篇研究论文中，他们则进一步把这个基于中国的经验现象的观察理论化了，于是在2000年，他与Eric Maskin、钱颖一联合发表了《激励、信息与组织的形式》一文。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篇理论文章提升了中国经验的经济学意义。虽然这个理论依然留下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它还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由分权驱动的地方竞争为什么一定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呢？但是，向地方分权的思想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后来的“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Chinese style）的基本概念框架，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这样就把经济学和公共财政文献里早已存在的财政联邦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
在经济学文献里，有关财政联邦制的研究至少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一般认为Charles Tiebout于1956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公共财政的学说，如果有的话，也都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者“集权”的理论。在发表了这篇经典的论文之后，分权的重要性开始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随后，George Stigler、Richard Musgrave，尤其是Wallace Oates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向地方分权的思想，形成了早期的财政联邦主义，他们撰写的相关文献可以看成是第一代的财政分权理论。2006年6月，正是Charles Tiebout发表他的那篇经典论文进入五十周年的时候，美国的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出版了William Fischel编辑的一本公共经济学的纪念文集《Tiebout模型50年》，不过，封面上却是写着“为了表彰Wallace Oates的贡献”。
Charles Tiebout的分权理论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在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上，向地方政府分权可以解决困扰中央政府面临的信息缺损的问题。因为只要居民可以在不同地方之间自由迁徙，他们自己的真实偏好实际上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显示出来了。而且，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与“逃离”的居民多少成反比，所以也就必然因此产生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个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机制就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模式。后来，这个重要的思想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思想。
但是，早期财政联邦制的思想还主要局限在公共财政的范畴内，还没有更集中地涉及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以及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经验现象受到重视，早期财政联邦制的思想才得以发扬光大。在这个时候，许成钢、钱颖一、Gerard Roland以及政治学家Barry Weingast等人开始把财政分权的思想更多地与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经验现象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与早期的公共财政理论已经不同，这一转变把公共经济学引入了更精彩的领域，形成了在今天可以称为第二代财政分权或财政联邦制的基本文献。
这些研究的贡献是，它们发展了早期的分权理论，尤其是，这些文献突破了公共品供给的局限，然后进一步把向地方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激励和地方之间的竞争联系起来，建立了解释经济转型的一个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他们强调了向地方的分权促成地方竞争的条件，而且他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良性竞争”。概括来说，分权竞争，（1）促进了不可逆转的市场机制的发展（所谓的market-preserving）；（2）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3）促进了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4）导致了改革实验的发生和模仿；（5）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当然，这个分权理论也面临一些挑战。
第一，我刚刚说过，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向地方的分权产生了地方之间的竞争，而竞争维护了市场，竞争推动了经济增长。由此自然而生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良性竞争”是必然的吗？我们也许需要问的是，这个“良性竞争”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向地方的分权可能产生“恶性竞争”呢？
问题恰好在于，“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在中国似乎同时出现了，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在经验现象上，这些年来人们用来描述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过程中的那些可以称之为“恶性竞争”现象有许许多多。比如，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宏观调控的失灵、司法的不公、地区差距的扩大、对环境的破坏、“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忽视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支出等。这些问题最终又要回到政府的性质和目标上才能回答。财政分权并不解释政府的目标。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象似乎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目标已经演化成了“单任务”性质了。但这是向下分权的必然结果吗？显然，分权还不能很好地去解释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