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释变量lnGs，p是一个产业在一个省份的增加值率，反映产业和地方经济的成长速度。在解释变量中，作者考虑了人均资本存量ln（Ks，p）和反映地区与产业特征的变量。在反映地区的特征变量里，作者把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作为“虚拟变量”，为的是检验这些特区和开放城市所代表的地理因素是否对地方的产业成长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作者重点考虑了各省份在1984年的产业专业化指数ln（Ss，p）、竞争指数ln（Ts，p）以及产业多样化指数ln（divs，p）。
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产业专业化指数。此外，Cécile还计算了竞争指数ln（Ts，p）以及产业多样化指数ln（divs，p）。一个省份在某个行业内的竞争指数，是以该行业在这个省份的企业数量与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比率除以这个比率的全国值来衡量的：
而行业的多样化指数是用正规化的Herfindahl指数的倒数来衡量的：
准备好了中国29个省30个行业在1988～1994年的这些数据，作者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技术回归了上面的方程。回归的结果发现：第一，1984年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对后续的产业增长有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产业在一个区域早期越集中，之后越不利于产业的增长。第二，1984年的产业竞争指数对后续的产业增长却有积极的影响。这意味着，给定一个产业的组织结构，一个地区的中小企业越多，这个地方的动态效率越高。第三，产业的多样化指数对后续的增长也有正面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企业在一个产业多样化的环境里更有利于其成长。产业的分散化和多样化在一个地区要比产业的集聚更有利于增长。第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且非常显著。这说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成长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
因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格外显著，作者进一步把数据按照地理的区位分成了两个组，再分别进行回归，一个组包含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另一个组包含所有其余的省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检验产业的多样化更有利于产业增长的这个结论是否过分受到了地理位置的显著影响所致，或者说，是否因为某些地理上的因素导致某些产业对多样化指数、竞争指数或者专业化指数这些变量更敏感。回归结果的确发现，那些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似乎与内地的产业不同，前者明显受到产业间的外部性的正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内地却不明显。这意味着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企业对动态外部性比内地企业更敏感。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该研究的所有四个结果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帮助揭示了一个关于企业之间的动态外部性和技术在空间上扩散的机制。由于执行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让中国的这些沿海地区更好更快地接受了外商直接投资（FDI），而且接近国际出口市场，发挥了比较优势，并通过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迅速向内地及行业扩散技术和管理知识，整体加快了产业的成长进程。
另外，除了动态外部性和产业成长中的技术扩散效应之外，其实经济特区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在经济特区进行的体制改革和试验不断地被全国其他地区仿效，这也是一种知识的溢出效应。而且随着经济特区的经验不断被推广，模仿新体制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新体制的这种动态外部性最终也就消除了不同体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租金”差距，避免了早期我们看到的跨地区的“寻租”活动。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青年经济学者徐现祥和陈小飞写就的文章中把这个过程称为特区的“试验—推广—趋同模式”，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实现各地区经济绩效的趋同。这里我很愿意使用他们给出的一张图。在图3-10的左半图中，作者展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与全国???济增长速度在1980～2004年间的标准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差明显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特区的经济增长绩效在逐渐与全国的水平靠拢。在图3-10的右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增长速度，二者的差距高达50个百分点左右。而到了1996年，这个差距已经下降到7个百分点。从那个时候至今，虽然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二者之间的差距趋于平稳，基本上稳定在7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
例如，我手头上的这本对深圳特区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著作是：George Crane，1990，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Zones，M.E.Sharpe，Inc.这可能是在西方出版的研究深圳特区比较早的一本书了。在图书馆里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研究深圳和经济特区的著作的确相当丰富。
参见E.Glaeser，H.Kallal，J.Scheinkman and A.Shleifer，1992，“Growth in C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0：1126～1152.
参见V.Henderson，A.Kuncoro and M.Turner，1995，“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3：1067～1090.
参见Cécile Batisse，2002，“Dynamic Externalities and Local Growth：A Panel Data Analysis Applied to Chinese Provinces”，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3，No.2～3：231～251.
对回归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作者的论文，我在这里省略对回归报告的介绍。
参见徐现祥和陈小飞的文章，《经济特区：中国渐进改革开放的起点》，《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1）。
特区的使命
应该说，到了今天，甚至再早些年，特区的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了。但是特区这个大胆的试验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界引起的震荡至今还有余波。只是对于80后的新人来说，特区的故事更像是编造出来的，也许难以让他们相信这个诞生曲折而又显得多余的试验。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认真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这三十年，从我们眼前闪过的一定是一次次精彩的历史事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次次事件看上去是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下发生的，而且涉及不同的人。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像电影胶片一样连接起来回放，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不是随机的、杂乱的，而是像珍珠脱离链子一样，一连串发生的，存在着逻辑。是这个逻辑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眼球，经济学家试图来归纳这些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和评估它们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的重要性。
我能体会到，当年参与深圳特区决策和建设的一些离退休的地方领导人或中央政府官员在今天回忆起自己亲历深圳特区成立的前前后后，一定百感交集。在深圳特区成立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刚进入大学的学生。三十年后，我是以一个经济学者的头脑在寻找我对深圳特区的记忆。很多我的朋友都说我的记忆力特别好。的确，我对自己的记忆力是充满自信的。因此，我这里记述的“特区”，与我在本书记述的其他改革事件一样，首先是来自于我长期储存起来的记忆信息，另外也是这三十年里发生的在经济学家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事件。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深圳特区就是这样的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