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志怪小说兴盛。其中，旨在自神其教的"释氏辅教之书"，为志怪小说的大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宏观谈到了中国小说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尤其关注到中古志怪小说"非有意为小说"，表明时人对这些作品深信不疑，相信作品中的人与事都是真实可信的。据孙昌武考证：六朝释氏辅教类作品大都散佚，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曾辑录一些故事断片；典型作品还有在日本发现的三种观音应验记，即宋傅亮的《观世音应验记》、宋张演的《续观世音应验记》、齐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共辑录了八十多个观音故事，成为中古志怪小说中释氏辅教类的典型形态。
而《洛阳伽蓝记》则保存了不少"释氏辅教之书"。
《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叙述中心，紧紧围绕佛寺来叙事、写人、状物。何兹全在1998年4月4日的《中国文化报》刊文《佛教史研究的新领域》说："五、六世纪（南北朝后期），每一个寺院都是它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中心。"这样，作为文化活动中心的佛寺，就与志怪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就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结下了深深的缘分。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指出:"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在《洛阳伽蓝记》中，佛寺往往成为"传说的核心、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志怪小说的策源地、传播中心。这样，我们就能更加深刻懂得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自序中说的，"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杨衒之实际上深刻地看到了佛寺与小说、叙事文学的密切关系，中小佛寺"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取其祥异"牵出不少志怪小说作品，这些志怪小说多与佛教及其传播有关，值得重视；而"世谛俗事"则牵出许多志人小说作品。
范祥雍在校注《洛阳伽蓝记》时，写了十分著名的论文--《洛阳伽蓝记校注·序》，这篇文章成为20世纪研究《洛阳伽蓝记》的经典名文。文章全面论述了《洛阳伽蓝记》的内容与文学成就，高度评价了《洛阳伽蓝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认为它是小说史上重要的一环：固然这一部书可以作为整个的一篇游记小说来读，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一大篇小说之中还含有无数杂事短书的小说。因为每记一寺都有它的历史或故事，有的寺还有和它相关的神话或异闻，这一部分大都可以一则一则独立的来看，作为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小说来读，它是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而来的产物。
宋代修纂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迻录了不少则......我们如果不读《洛阳伽蓝记》，很难了解中国小说史何以会由魏晋《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的小说忽然跃进到唐宋传奇一类的小说？......总之，我们读这部书好像读小说，比读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一类杂事短书，粗陈梗概的小说；比读《世说新语》一类残丛小语，略记言动的小说，都觉更加快意。我想这是由于书有体系，有史有文；不仅谈神说怪，猎奇拾遗，而且叙述婉转有致，文辞秾丽秀逸，富于小说趣味的缘故。到了唐人传奇，大都自觉地创作小说，"作意好奇"，"尽幻设语"，叙述就更加曲折，文辞就更加恣肆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从魏晋，经过南北朝，直到唐宋，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纵观整部《洛阳伽蓝记》，志怪小说作品主要有：
宣忠寺记寇祖仁与城阳王元徽的恩仇故事；愿会寺记神桑及其被砍伐的故事；光明寺记佛像捉贼故事；永和里记董卓旧居发生的董卓向邢峦索还旧物的故事；崇真寺记比丘惠凝死而复活的故事；平等寺记佛汗故事；平等寺附记太原王庙的故事；景宁寺附记刘胡兄弟放下屠刀皈依佛教的故事；秦太上公寺记樊元宝传书故事；白马寺记沙门宝公故事；洛阳大市记狐妻截发的故事；菩提寺记死而复活的崔涵的故事；开善寺记已成为死鬼的韦英回故居寻找旧妻的故事、侯庆家佛像夺子性命的故事；永明寺附记孟仲晖家里佛像夜行又忽然消失的故事等。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这些志怪小说作品吧。
（一）宣忠寺记寇祖仁与城阳王元徽的恩仇故事
宣忠寺载庄帝杀尔朱荣，城阳王元徽曾参与其事，为庄帝出谋划策。后尔朱兆谋反，擒得庄帝，欲捉拿元徽：及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一门刺史，皆是徽之将校，少有旧恩，故往投之。祖仁谓子弟等曰："时闻尔朱兆募城阳王甚重，擒获者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遂斩送之。徽初投祖仁家，赍金一百斤、马五十匹，祖仁利其财货，故行此事。所得金马，缌亲之内均分之。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勋赏祖仁。兆忽梦徽云："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觉，即自思量："城阳禄位隆重，未闻清贫，常自入其家采掠，本无金银，此梦或真。"至晓，掩祖仁，征其金马。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得金一百斤、马五十匹。"兆疑其藏隐，依梦征之。祖仁诸房素有金三十斤、马五十匹，尽送致兆，犹不充数。兆乃发怒，捉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鞭捶之，以及于死。时人以为交报。
杨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这是一则志人兼志怪的跨类小说，《魏书·城阳王徽传》也记录了这个故事，《元徽墓志》也叙述了城阳王徽之死："铜驼兴步出之叹，平阳结莫反之哀......春秋一，永安三年岁次庚戌，十二月六日，薨于洛阳之南原。铭词云：'聪、耀为虐，冠履飘沦，压焉斯及，殄瘁奄臻，剖心奚痛，歼我良人。'"在北魏王朝晚期，朝廷上层充满动荡，人们为了权势，尔虞我诈，纷纷自相残杀，让北魏步步走向衰亡。
在权势纷争中，城阳王元徽曾经有恩于洛阳令寇祖仁一家，元徽投奔寇家。寇祖仁却恩将仇报，"时闻尔朱兆募城阳王甚重，擒获者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贪占了元徽带来的金一百斤、马五十匹，分给族人，于是斩杀元徽，将元徽头颅送给尔朱兆。惨死的元徽离奇托梦给尔朱兆，怂恿尔朱兆索取寇祖仁"贪占"的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借尔朱兆之手惩罚忘恩负义者，于是尔朱兆"捉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鞭捶之，以及于死。"寇祖仁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却反误了卿卿性命。托梦这一情节成为整个故事的关键环节，故事尖锐讽刺了没有道义节操者，充分肯定了元徽的彻底复仇行为，假借奇幻情节来完成整个故事的叙述，也借此尖锐讽刺、谴责了忘恩负义者。
这一故事中，作者两次写到人物内心活动，一次是元徽托梦后，尔朱兆自思量："城阳禄位隆重，未闻清贫，常自入其家采掠，本无金银，此梦或真。"另一次是寇祖仁：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得金一百斤、马五十匹。"两次心理活动描写，都自然妥帖，使故事的展开自然而合情合理，读来让人信服。
最后，作者淋漓尽致表达了自己的心声，直接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评论道："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用"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两个著名典故加强对寇祖仁的批判讽刺，这是史家笔法，沿用《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写法，对历史人物盖棺论定，作出鲜明强烈的道德评判。故事结尾处冷冷加上一句，"时人以为交报"。"交报"一说，既有中国本土民间宗教思想，即著名的"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又有佛教思想的影响，表明北魏洛都民众对于佛教的接受理解，并将其用在人事评判中，可见佛教善恶因果报应观深入人心，说出时人共同的看法。后来该故事被《法苑珠林》"怨苦篇"收入，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二）愿会寺记神桑及其被砍伐的故事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布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中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六朝志怪小说善写神异之物。这是一则名物兼佛教圣物故事，写神桑的神奇灵异："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树形、叶果都无比奇异。全篇聚焦神桑，以桑为叙事中心，叙写简明，给人触目惊心的印象，神桑为愿会寺招来众多布施，唤起了更多民众对佛教的崇信。而离奇的是：天子命人砍伐，"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云雾晦冥暗示了悲怆感伤的情景、氛围，"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更写出神桑的奇异，见者莫不悲泣，至此戛然而止，将这诡谲怪诞事物抛给读者，让人慢慢咀嚼。"伐木血出"故事亦可参见《风俗通义·怪神》"世间多有伐木血出以为怪者"条。
这则故事与中国咏物文学有密切关联。《洛阳伽蓝记》有十分浓厚的咏物倾向，记述了大量佛教圣物、圣迹，一定程度上，《洛阳伽蓝记》也是中国古代咏物文学名著，既上承《山海经》、《尔雅》、汉散体大赋"咏物"传统、六朝地理博物小说写法，写出中国本土民间古老的"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又融入了外来佛教思想旨趣，寄托了宗教情意，尤其民众在虔诚庄严的宗教氛围下，其哀婉之情更深。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在正史《魏书·灵异志》也记录了这一故事，研究这类志怪小说，应该与传世文献如正史著作、出土文献如墓志等结合起来，打开视野，力求贴近历史。董乃斌在《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中谈到了民间叙事与官方叙事、文人叙事的复杂关系：从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官方叙事；从民间口头叙事→作家文字的艺术叙事→史官御用钦定的经典叙事。神桑之类神异故事，当时人深信不疑，杨衒之也正经八百讲这一故事。在古代中国，历史著作与古典小说一直关系密切，纪实与虚构相伴相生，先秦《左传》、《国语》、《战国策》就有不少虚构的故事、虚构的人物语言，所以钱锺书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后按曰："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
透过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们隐约可感到当时社会宗教氛围之浓，北魏晚期的社会动荡加剧了这类故事的产生，加快了这类故事的流传；同时，这类故事弥漫开来，就会让社会更惶恐、人心会更不宁，这类故事往往也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媒、导火索。所以，文学对社会生活不只是反映，也会干预影响社会生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