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言中，追忆了元魏都洛时期佛教之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几乎是全民崇信佛教，于是就有了又多又美的佛寺，"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摩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而到534年元魏灭亡时，仅剩421所，作者于547年重返洛阳，只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昔盛今衰的对比何等强烈！由此引发了作者悲怆深沉的"麦秀之感，黍离之悲"，于是希望用追忆和文字来记录下自己曾亲历的一切，即佛寺和元魏王朝的盛衰，把佛寺和王朝的命运始终紧紧连在一起来写。因此，佛寺在作者的眼中、笔底下，就不单单是佛教建筑景观，也是文化意蕴丰富而深沉的人文景观，正如范祥雍所言，《洛阳伽蓝记》是"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
作为一种完整宗教，佛教在创立之初就有了教义、教团组织以及寺院等。佛教教团，包括比丘、比丘尼、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等四众。有了佛教教团，就需要有佛寺。我们先来看看佛寺--"伽蓝"一词的涵义。
Samgharama：为梵语、巴利语。译为僧伽罗摩、僧伽罗磨、僧伽蓝，略译为伽蓝，意译为众园，或梵汉并译为僧园、僧院，后汉译为寺院、精舍等。《望月佛教大辞典》有"安置佛像，居住僧尼的屋宇称为寺，又称为寺剎、佛寺、僧寺，或称为精舍、道场、伽蓝、兰若、梵剎、净利等"。《大宋僧史略》卷上立"伽蓝"条："经像来思，僧徒戾止。次原爰处，必宅净方，是以法轮转须依地也，故立寺宇焉。......僧伽蓝者，译为众园，谓众人所居，在乎园圃，生殖之所。佛弟子则生殖道芽圣果也。"《佛学大辞典》："伽蓝，僧伽蓝摩（Samg-harama）之略，译曰众园，为僧众所住之园庭，寺院之通称也。又僧伽蓝摩（Samg-hahama），又作僧伽罗磨，略曰僧伽蓝、伽蓝等。译曰众园，僧众所住之园林也。"从中可以得知寺院的称呼有：寺，伽蓝，精舍，道场，窟，院，庙，兰若等。伽蓝、佛寺作为"众园，僧众所住之园庭，僧众所住之园林"，这样佛寺就与园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期佛教，僧院为聚众讲经、诵戒、研究与教育僧侣之需，必须要有僧房、集会堂。后来为了供奉庄严神圣的佛舍利，以备佛教徒虔诚礼拜观瞻，形成以佛塔（Stupa）为中心、周围绕着僧房的佛教寺院建筑群形态；公元一世纪，又有了供佛教徒礼拜、观瞻、修行的佛像，这就有了佛殿或佛堂等。这样后期完整的佛寺就要有"具有祭祀与礼拜对象的堂塔和僧房"，也就是完整佛寺要有佛堂或佛塔以及僧房。《法苑珠林·伽蓝篇》："原夫伽蓝者，宝塔蕴其光明，精舍图其形象，遍满三千之界，住持一万之年。"再到后来，形成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建筑群落。
完备的佛寺，"有完整的佛塔、佛堂（殿）、僧房等建筑，有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从事许多佛教活动，是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社会之间各种交互影响最理想的个案"。
洛阳从东汉到北朝元魏时期，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中心。颜娟英在《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中考证，洛阳是后汉、曹魏、西晋首都，居天下之中，为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西域人聚居之地，是以佛寺也最多：当时26座寺院中，洛阳就有12座，将近占一半；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第一座尼寺--竹林寺都诞生于洛阳。中国佛寺首先在后汉初由核心地区的洛阳，扩展到彭城、下邳、许昌等邻近地区，三国时扩展到建业，西晋时以洛阳为中心再发展到丝路必经之地的长安、天水、敦煌等地。明确可考的洛阳佛寺，东汉时有白马寺、桓帝的浮屠祠、菩萨寺等；三国时有白马寺，魏明帝有官佛图精舍；西晋时有白马寺、东牛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门法始立寺、竹林寺、盘鶨山寺。到元魏时，洛阳佛寺更是鼎盛，据《魏书·释老志》记，魏太和元年（477）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延昌中（512-515）有寺13727所，增加一倍多，僧尼亦应成倍增加。魏末（534），魏境"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在元魏，佛寺具有多元性、多层次性：皇族、仕宦、僧侣、庶民都立有佛寺，社会各阶层的佛寺齐备，确能看出全民崇信佛教的特点。因此，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确实具有国教的崇高地位。纵观中国古代史，无论如何，南北朝都应该说是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历史时期。
佛寺作为北朝社会生活中心，作为北朝文化生活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当了整合人心、沟通各阶层、凝聚人心等多种角色，以全面满足不同阶层人士的不同需求，包括皇室、仕宦、庶民、不同教派的僧尼，以及南来与西域天竺投魏者的不同需求。佛寺作为社会文化生活核心公共区之一，在整合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人心、文化交流（鲜卑为首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南北政权，北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原王朝与西域天竺等政权）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洛阳伽蓝记》全方位记录了洛都佛教寺院的分布、盛衰变迁，客观展现了佛教早期对中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俗等的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描述了中土社会各个阶层接受佛教的实况，揭示了佛教寺院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公共核心区之一所起的凝聚起不同的身份、社会地位、文化教养者的巨大作用，佛教信仰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核心的信仰之一。
当然《洛阳伽蓝记》还客观展现了中土文化传统与佛教文化的冲突，揭示了全社会狂热崇信佛教的危害，记录了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交涉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同样对以后的朝代乃至当今社会都有不少启迪。诚如任继愈在《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流传》中所说："佛寺本是僧尼聚居生活的处所，主要有两个职能：一是作为佛教偶像供养和进行法事活动的据点，直接影响周围民众；二是为佛教义学活动的中心，进行佛教经典、宗教哲学、道德文化的创造，与社会知识层沟通。佛教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大部分表现在寺院及其活动中。"因此，古寺院林立于广大城乡，既是沟通社会联系的重要场所，又是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的广阔舞台，其参加文化活动人数之众多，文化成果之丰硕，精神领导地位之牢固，没有任何一个官、私机构可与匹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古寺院是当时社会的文化中心，至少是社会文化中心之一。因此，佛寺给城市提供了富于宗教氛围的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公共空间，即公共的政治空间，公共的学术空间，大众文化场所，大众的娱乐空间，南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世俗文化与佛教文化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
洛阳佛寺最多时达到1367座。对洛阳佛寺，作者或记大的佛寺，或记"祥异、世谛俗事"的中小佛寺，共写了洛阳城内外大大小小佛寺八十多座。这些佛寺，是宗教建筑景观，也是有着多方面文化意蕴的人文景观，如佛寺中浸透着丰富的古典园林艺术意趣。
纵观全书，可称为佛寺园林的有：
卷一的永宁寺、长秋寺、瑶光寺、景乐寺、愿会寺、胡统寺、景林寺；卷二的灵应寺、秦太上君寺、正始寺、平等寺；卷三的景明寺、秦太上公东西二寺、报德寺、龙华寺、高阳王寺；卷四的冲觉寺、白马寺、宝光寺、法云寺、河间寺、大觉寺、永明寺；卷五的凝玄寺，大约有25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