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选拔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每个有作为的当权者都注意广泛地招纳人才、延揽人才、扩大人才队伍,即尽量做到“众贤”。选拔人才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分清贤与不贤的界限;然后需要创造选拔人才的条件,使他们乐于被选,乐于出力报效;最后还要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具体措施。这就是墨子所说的“众贤之术”。
一 、先秦诸子关于人才选拔的论述
1.不看尊卑、亲疏远近,只看实际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是有区别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既看出身,又看能力;既讲“亲亲”,又讲尊贤。荀子则反对根据家庭出身选拔人才,即反对“以世举贤”。他说:
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
因为祖先是贤者,子孙就必然高贵、显赫,即使他们的行为像桀、纣那样坏,也让他们位列尊贵的高官,这就叫做根据家世选拔贤才。用这种办法选才,虽然希望国家不混乱,也是无法做到的。他认为,“王者之政”应该与此相反。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韩非子也明确指出,明主用人,不应看出身,不应瞧不起出身卑贱的人。
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缲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
明主所选拔的人,有的生活在山林沼泽之中,有的绑着绳索关在牢房里,有的做厨师或放牧、喂牛,但明主并不因为他们出身卑贱就看不起他们。只要他们有能力,精通法律,能便国利民,就选拔他们。
诸子还认为,选拔人才也不能只看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荀子君道》篇说:一个国君为了得到善射者和善御者,还悬贵爵重赏去招募,“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谁合乎标准就选谁。“然而求即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但在选拔卿相辅佐的问题上却不这样公道,专门任用左右亲信和吹牛拍马迎合自己的人,这不是大错特错吗?他又结合历史事实,分析了任人唯亲的危害和任人唯贤的好处。他说:“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是何也?日:本不利于所私也。”明主可以私自给人金石珠玉,但却不私自送人官职事业,因为私自给官职,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他所偏爱的那个人的。又说: “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暗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墨子既反对奴隶社会留传下来的根据出身血统用人的“亲亲”原则,也反对当时大量存在的根据个人关系的亲疏用人的原则,从两个方面反对任人唯亲,提出了比较彻底的尚贤路线。他指出,富贵亲近不应以出身和个人关系为标准,而应以“义”为标准。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对那些不义的人,不应给他们优厚的俸禄,尊贵的职位,也不应和他们亲近,把他们放在身边,而应该学习古圣先王,十分重视尊尚贤者而任用有能力的人。
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又说: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
这就是说,选拔人才应以德、义、才为标准,而不应有任何附加条件,既不能照顾自己的父兄,也不能偏爱那些有社会地位的贵家子弟,更不能给自己喜欢的美貌妻妾等人开后门。有些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商人,虽然出身贫贱,但只要有能力,就应选拔他们。不能让做官的世世代代做官,老百姓世世代代为民,大家都要能上能下,这才是真正的举公义,避私仇,才符合圣王“列德而尚贤”的为政原则。
2.不论资排辈,主要根据贤能选拔
荀子说:
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嗷而诛。
荀子认为,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贤能者,不应按照通常的晋升次序提拔,而应破格选用;对于那些软弱无能的人,则要立即罢免;对于那些首惑分子,不待教育就应处死。只有这样,“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这说明,选拔人才主要应根据人的贤能,而不是论资排辈。
因为论资排辈主要看的是资历,据此,没有德能的人可能会被提拔重用,有德能的人反而可能被冷落。如果这样,就是是非不明。只有不搞论资排辈,以德能为唯一标准,才能做到不使优劣混杂,是非不乱,也才能招纳到更多的人才,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3.不记小过,不求全责备,看主流,看大节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在讲到选拔人才时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赦小过,举贤才。”在《论语·微子》篇中,他又引用周公的话说:“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认为对于一些老臣,如果没有严重的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在《论语·子张》篇中,子夏则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也认为在重大节操问题上不能越过界限,而小节有点问题关系不大。
荀子也反对求全责备,主张实行“兼术”。
君主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
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对别人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自己有德有才,也能容纳疲弱不任事的人;自己有智慧,也能容纳比较蠢笨的人;自己知识渊博,也能容纳知识浅陋的人;自己有专门技能,也能容纳学无专长、杂而不专的人。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子思向卫侯荐将的故事。子思认为荀变“其才可将五百乘”,即可率领37,500人的军队,是个将才。卫侯却说,荀变当官时吃过人家两个鸡蛋,不能任用。子思说:
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
认为圣人选用人才,就像木匠选用木材一样,选它的长处,避开它的短处。因此,几抱粗的杞梓,即使有几尺腐朽了,好的木匠也是不会把它扔掉的。现在国家正处在战国之时,需选拔得力的战将,不能因为他吃过别人的两个鸡蛋,就把他抛弃了。
刘向在《说苑·政理》篇中,讲了一个杨朱见梁王的故事。
杨朱和梁王谈论治理国家的大事,谈得头头是道。梁王却说:你连大小老婆都管不好,有三亩园地也不会种,为什么讲治理天下的道理却这么透彻呢?杨朱回答说:
诚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乏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这说明,人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尤其是那些杰出的人才,在一些生活小事上可能显得十分无能,但并不能因此而看不起他们,否则就会埋没人才。
4.不能道听途说,对人才的“毁誉”应调查研究,作出正确的评价
人言可畏。对人的褒贬议论自古有之,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议论。孔子师徒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后来,孔子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能简单地根据世俗的毁誉下结论,而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说好,哪些人说坏。如果好人都说好,坏人都说坏,那正是好人;如果大家都说好或大家都说坏,就要进行具体分析。
《太公六韬·文韬》篇记载过姜太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国君之所以空喊“举贤”的口号而实际上却选拔不出贤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正确,“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
又说:
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
认为有些人善于收买人心,拉帮结派,所以讨人喜欢;而有些人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反而会得罪一些人。如果当权者不进行调查研究,只以所谓群众议论为标准,那就会使奸邪之人得势,忠正之人受害,其结果只能造成混乱,甚至导致国家危亡。
孟子对这种现象也进行过分析。他称那些善于伪装、以假象讨群众喜欢的人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他们“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实际上他们却是“乱苗”的“恶莠”,“乃德之贼也”。认为对于这种同流合污、能讨大家喜欢的人,应揭露其假面目,而不应把他们当做杰出的人才,“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5.不以言以貌取人,而应看实际能力和思想品德
孔子曾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以言以貌衡量一个人才的优劣。
不有祝鸵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祝舵是卫国的大夫,以能言善辩受到卫灵公重用;宋朝是宋国贵族,因长得漂亮受到卫灵公及其夫人南子的宠爱。孔子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一个人因能言善辩或长得漂亮,就在社会上立足,这是一种社会弊病。
荀子专门写了《非相》篇,批判唯心主义的相人术,指出以貌取人的荒谬。他说: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
认为看一个人的容貌、体态,不如研究他的思想;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不如看他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方法。
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明确指出身材的高矮、身体的胖瘦、相貌的美丑,都不能决定一个人思想品质的好坏和能力的大小。
韩非子则提出一套察言观色考察人才的办法。他说: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
他还认为要有听言之术,因为言论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水平,不能完全不听。
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
指出听言的方法是,根据对方说出的话,反过来再看他的行动是否符合他自己的言论。又说:听人家说话时,则应态度安闲,不露声色,像喝醉了酒那样懵懂不觉的样子。就是先让人家讲完,然后再加以了解,不要轻易下断语。他认为,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人,还有以言察人的失误,而有些君主比孔子还不清醒,以言察人肯定也会有失误。因而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
关于观色的问题,韩非子用寓言的形式作了几个比喻:单看锻炼刀剑用的锡和冶铸时的颜色,就是铸剑能手也不能断定这剑的好坏;如在水中能砍鹄和雁,在陆上能砍断马足,就是一般人也不会怀疑这剑的锋利了。拨开马口,看看牙齿,再看看马的外形,伯乐也不能断定这马的优劣;如果让马套上车拉着奔跑,直看它跑到终点,那么一般人也会知道这马的优劣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
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
认为人们的言与行、才与貌往往会有不统一的矛盾现象。因此,听其言观其行,不以貌取人,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一个原则。
6.不计私仇,以大局为重
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重用管仲,首霸天下;晋文公不记追杀之仇重用宦者履,及时平定了内乱。这是不记私仇,重用人才的典型事例,诸子百家和《左传》等史书对此都十分推崇。韩非子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圣君明主能够选拔人才,“可以明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解狐推荐自己的仇人做晋简公的国相,其仇人以为解狐要与他和好,就到解狐家表示感谢。解狐“引弓迎而射之”,说:我之所以推荐你,是因为你有做相的能力。我与你有仇,这是个人私怨。我不因有私而不向国君推荐,这叫做“私怨不入公门”。这说明,个人恩怨与国家利益并不是一回事,与个人有私怨的人并不一定就不是人才。只有出以公心,不计私仇,实事求是地选拔人才,才能不损害国家利益。这种“私怨不入公门”的原则,表现了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也曾受到先秦诸子的推崇和肯定,并被历代当权者沿用,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