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人民是上天的赤子，是受上天护佑的。国君的任务代天治民，即对人民进行政治统治；师的任务是代天教民，即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二者地位相当，同是上天的代言人。
《吕氏春秋·尊师》篇则把师的地位提高到圣王、贤君上，认为圣王、贤君也不能不学而能，无师自通，也要以能者为师。
文章列举了古代十圣王、六贤君的从师情况，如舜以许由为师，汤以伊尹为师，齐桓公以管仲为师等，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大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
这就是说，教人是最大的义，学习是最大的智。因为教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学习则可以使人“成身”。只有经过老师教诲，努力学习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他不仅向学生传授古代积累下来的各种业务知识，而且教育学生加强道德修养，曾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的功绩既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又为后代所尊崇。人们把孔子誉为教师的祖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对教师的地位、职责和作用的重视。
墨子把“有道者劝以教人”作为三大治国措施之一，指出：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
以道以义教人的人是有很大功劳的。有人认为，“义”主要是指为天下兴利除害的行动，哪里需要用语言去教呢？墨子问：
“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
对方这才承认：“教人耕者其功多。”墨子认为，推广先进的科学知识对人民有好处，是一种义举，因此这样的老师有功于天下。
孟子也重视师的作用，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孔子之后为师的典范，人称亚圣。但儒家最重视师的代表人物却是荀子，他从正反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师的作用。首先，他认为师是礼的化身，其主要职责是正礼。在《荀子·修身》篇中他指出：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
强调没有教师，人们就不可能弄通礼、乐、诗、书、春秋等艰深难懂的经典，不可能掌握君子之道，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其次，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接受老师的教化，才能改掉种种恶性。在《儒效》篇中，他指出：
人无师无法而智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恻必为怪，辩则必为诞。
就是说，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化和效法的榜样，那么有智慧者就会变成盗贼，勇敢者就会去伤害他人，有才能的人则会作乱，明察者则会提出一些奇谈怪论，善辩者则会发表荒诞不经的言论。因此，人们必须接受教师的教化。
第三，荀子还特别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突出了师的重大作用。
在《礼论》篇中，他强调：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认为没有天地就没有人类，没有先祖就没有自己，没有君师就无法治理天下，从而把天、地、君、亲、师提到了同样高的地位。
《礼记.学记》继承了荀子的思想，认为师是学问渊博、能明辨是非善恶、了解知识难易深浅，能启发诱导别人的人。
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
学为君也。
孔子把读书做官当做培养人才的目标，他的后代弟子们也把为长为君当做人生的最大荣耀，这是打上了剥削阶级印记的人才思想。但在原始社会，为人师表的人确实也是各级首领，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儒家认为师不仅有资格做官，而且有资格当国君，认为只有尊师向学的人，才能成为各级统治者。这里主要是强调一切政治人才都要受教育，接受教育就要重视师的作用，因为他们正是帝王之师。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于是儒家倡导的尊师重教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中央正式兴办了太学，并选择“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者”为五经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从此，教师的地位得到封建朝廷的正式确认。到了东汉，开始采用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来挑选博士，要求博士具有较高的道德风范和精深的学识，足以为人师表。当时，博士虽然不是很高的官职，但却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朝廷的礼遇。后来，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对教师的职责与作用做过论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扬雄、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朱熹、王夫之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传道作用。传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育人。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家都强调思想道德教育，并且往往把德育放在首位。孔子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到了唐朝，韩愈特别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将“传道”作为教师的主要职责。认为教师如果不“传道”，就不成其为师，没有师也无从传道，从师的目的主要是学其道。当然，韩愈所强调的“传道”，是传儒家之道，传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之道，这同我们今天所讲的传道、育人在内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教师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的职责却是古今一致的。
第二，授业作用。授业即教书，传授知识。将人类积累下来和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教师的天职。韩愈在著名的《师说》中指出：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他认为，“传道”，还要授业、解惑，即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帮助学生解决疑惑不解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者，他必须虚心向教师、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才能不断有所进步。而教师之所以为“师”，就是能够承担此项任务。
当别人向他学习，向他求教时，他要把自己的知识无保留地传授给人家，帮助下一代人成长。我国古代社会特别强调尊师、敬师，恐怕道理就在于此。
第三，长善救失作用。长善救失即开展批评教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不足。人才培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错误，发扬优点、长处，不断进步的过程。正像王夫之所指出的，教育可以使人改恶为善。所以，教师的又一重要职责，就是长善救失。要通过批评教育，使受教育者不断去掉自身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许多东西，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第四，为人师表作用。为人师表即做榜样。教师的人品、学业，乃至一言一行都对学生有很大影响。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历来重视教师的榜样作用。诸子当中不止一人曾多次讲过，欲明人者先自明。还说身教重于言教。他们主张教师要以身作则，用“正言、正行、正教”来教育和影响学生。实践证明，教师为人师表十分重要，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人物，都是以自己的教师为榜样，最终成为杰出人才的。
2.先秦诸子论求师与尊师
既然教师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那么求师、尊师也就成为十分重大的问题了。《吕氏春秋。劝学》篇认为，必须首先树立求师的思想，不能等着老师去教，而要主动求教；不要用命令去召师，更不能看不起老师。
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
不主动求教，等着老师去教的人是不能教化的；依靠权势，用命令的方式去召师的人也是不堪造就的。被召者必自卑，召人者必然看不起老师；使老师处于卑贱的地位，教学效果是不可能理想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强调尊师，主张给老师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于老师不能像奴隶那样呼来唤去。
儒家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接受学生的，孔子叫做“来者不拒”，对于主动求学的人都可以教，可以实行“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但对不主动求学的人就不管了。这就是孟子说的“君子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墨子认为：
今夫乱世，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
意思是说，当前社会风气不正，许多人摆不正“好色”与“好学”的关系，“好德不如好色”，你不主动宣传正确的主张，无论国君与人民就都不了解。因此他说：“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他主张要“强说人”，即用灌输的办法宣传正确的理论。另外，墨子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农与工肆之人，因此并不摆架子，并不强调别人应该主动登门求教，而是主张要登门送教，用“强说人”的办法积极推广教育。
儒墨两家这种不同的主张是由他们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的的不同决定的。但儒家要求被教育者虚心求教，墨家要求教育者主动送教，对我们今天来说都有可取之处。
关于如何求师，孔子提出了“无常师”、“每事问”、“不耻下问”的思想，他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后来发展为“圣人无常师”，“转益多师是吾师”的主张，即以众人为师、能者为师，兼采各家之长，这种思想是可取的。孔子还提出了以圣贤为师的思想，主张效法文、武、周公等，并提出了“见贤恩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也曾说过：“圣人百世之师也。”荀子则说：“以圣王为师。”又主张“求贤师而事之”，因为“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
我们说，对这种思想要一分为二，人们应该学习历史上一切有益的知识，但对那些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就不能当做效法的榜样。
荀子还说过：“非我而当者，吾师矣。”谁能正确地指出我的毛病，谁就是我的老师。这里有取长补短，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克服自己缺点的意思。老子则提出：“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认为先进者是后进者的榜样，后进者也可以作为先进者的借鉴，使他们有所警惕，防止犯类似的错误。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为善人，不仅需要向善人学习，而且应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但老庄主要主张听其自然，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受到启发。法家则主张学习各种有用的技艺，在政治上则以官吏为师。
求师必须尊师，《吕氏春秋·劝学》篇说：
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
古代的圣王都尊师，当代的“后王”（指当时的统治者）更应该尊师了。尊师主要是尊重他们的知识学问，因此应该“不论贵贱贫富”，凡是有学问的老师都应尊重。文章还提出：
此生于得圣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疾学在于尊师。
只有尊师才能相信他的教导，接受他的道德思想，将他的学问真正学到手。
荀子特别强调了尊师的重要性：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对老师是否尊重，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因为在他那里，师是为治之本，是礼的化身。他要求树立老师的绝对权威，将老师与弟子的关系视为君臣关系。
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
这是战国后期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在师生关系上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荀子还不如孔孟多一点民主性。孔子还曾说：“当仁不让于师。”孟子则主张多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反对那些学问不扎实的人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做法。战国末年出现的《学记》则基本上接受了荀子的观点，明确主张实行师道尊严。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从此，师道尊严成为封建社会处理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并不符合先秦诸子尊师重道的原意，也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严师出高徒”的思想还是应该肯定的，这主要是讲对学生应该严格要求，而不是说不允许学生有任何创新，不许他们越雷池一步。
3.当代学者谈师承效应及求师艺术
国内外不少人才学家研究了教师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名师出高徒。王通讯先生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人才学通论》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师徒型人才链。他认为虚心向才能高强的教师、师傅、学者学习和求教，是人才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师徒型人才链，例如：孔子～子思～孟子，子弓一荀子一李斯、韩非子，苏步青一谷超豪～李大潜，熊庆来一华罗庚一陈景润，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一阿那克西末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汤姆森一卢瑟福—博尔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名师出高徒这种效应呢？原因很简单，名师不仅有渊博精深的学问可以传授给学生，而且一般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刻苦攻关的精神、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治学方法。这自然会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名师的严格要求下，学生也必然会自觉去效仿。因此，学生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问，还包括怎样做人、怎样治学等一整套影响他走向成功的理论和方式方法。世界各国的名牌大学，包括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前苏联的莫斯科大学等，之所以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大学名师云集。正如王通讯先生所说：
“师徒型人才链得以延续的内在机制乃师承效应。”学生在名师的指点下，继承了名师的知识与才能，并有所发展，有所创造，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就成为一条长长的人才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