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上的成功，日本民族自信心又开始空前高涨，争大做强的心理再次表现出来。他们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独立电视铁塔——东京铁塔，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新干线，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公路并用桥——濑户大桥，这些都成为日本民族创造世界之最的具体表现。
日本人是成功的，他们将自己的身材劣势掩盖了，制造出了超级强大的相扑手；他们同样克服了自然资源贫乏的劣势，制造出了一个经济超级强大的日本。
3．樱花与武士刀，民族精神的多元
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如果没有儒学，不可能有日本的今天，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可以说正是儒学拯救了日本，将日本从蒙昧蛮荒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从此日本就被纳入了东亚文明秩序中，成为了儒学文化圈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之于日本，就像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一样，深远地影响了日本社会，至今日本还保留着大量儒家思想的印记。
然而，日本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由于某种至今还不明白的原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到了日本成了“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这样的社会准则，被儒家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基础的“仁”，到了日本变成了“忍"。仅仅一字之差，其内涵却相去十万八千里，从而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尚武精神。
在古代，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只能是唯一的选择。日本人的尚武，是人人知道的，日本社会上种种的风习与各种组织制度，处处可以表示出他们尚武的精神来。历史上日本的武士阶层属于统治阶级，对于平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普通百姓甚至没有当兵的权利。
这跟他们自古到今的武士道是分不开的。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丝毫没有所谓生命可贵的信念，视生死如灯草。日本人评价武士起初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于自己的武士团体。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所以对武士的评判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忠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简言之，武士道教育武士们要为荣誉而战，而不是为正义和自由平等而战。侮辱武士的主人就等于侮辱了武士，武士只有一条路就是复仇，复仇的结果只有两条：要么杀死对方，要么就切腹自尽。
武士道精神曾经是日本精神的支柱，他是一种精神内核，是一种全民族的共同信仰。这种信仰是在骨子里的。而看得见的武士道指的就是：武士刀。
都说美国人爱枪，日本人喜刀，的确如此。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武士酷爱佩刀，平时基本是刀不离身。武士刀通常一长一短组成一套。
长刀斜挂在身体左侧，短刀则向左斜插在腹前。武士刀在日本基本只有三种用途：一是用于战时指挥，二是用于格斗，三是剖腹自杀。指挥刀通常比较修长耐看，一般只属于上层贵族和高级官员，实用性较差。而用于格斗的刀则比较宽厚一些，日本古代虽然也有弓箭、长矛等远战武器，但战争中使用最多的是长刀，通常只有到最后肉搏的时候，才右手持长刀，左手握短刀冲锋。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属于最后一拼，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时候了。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用的就是自己随身佩带的长短两把刀，长刀切腹，短刀割喉。很多中国电影电视中经常能看见双手持武士刀的日本武士嗷嗷叫着向你冲过来的场面，实际上那是不准确的，一般的武士都是两把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配一把刀在身边。当然高级军官一般就只有一把，原因很简单，两把刀太累赘了，而且军官是用不着跟别人玩命的，有手下呢。
武士道与武士刀，一套标准的组合，彰显了日本社会的尚武和好斗精神。然而，这一套标准组合却又并非日本的全部，凡以此一点来界定日本民族者，往往都落入盲人摸象的窠臼中。除了尚武，日本社会更是一个充满平和互助习性的社会。“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真形态。“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一定有同等程度的平和的习性。”这一说法非我原创，乃是戴季陶先生之语。而这种平和的习性，恰恰就是前文提到的樱花。
日本人喜爱樱花，似乎是受到了樱花的常年熏陶，所以其国民性情比较光明、淡泊。日本人其实是很平淡与恬静的，他们安于生活，享受大自然带给自己的一份难得的宁静与安详。
日本真是一个奇妙的民族，在和平时期，他们是樱花的忠实拥趸，尊樱花为国花。但到了战时，樱花又成了激励战士“强大”斗志的文化工具。战时的日本人将樱花与武士画上了等号，宣传说日本大和民族如同樱花一样是“群芳之领袖”，还有“花则樱花，人则武士”等。所以他们尊樱花是群芳之领袖，而推举武士为四种日本人里的第一位。所谓四种日本人就是士、农、工、商。中国古代也将社会阶层分为这四个等级，看起来字面上都是一样的，但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士”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管理国家的大小官吏，而日本的“士”却指的是武士。一文一武，背道而驰。
在日本独特的文化观下，武士与樱花居然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结合，冷冰冰的杀人刀上却缀满了绚丽的樱花。日本人的刀上普遍刻有樱花图案，刀柄上、护格上、按钮上、闭锁上、刀环上，到处都是樱花的印记。
历史已归尘土，是非自有公论。我们还是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就事论事地分析吧。在日本，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有礼貌和善良的。但是民族内心的危机意识又使得他们变得勤奋和带着一些侵略性。这是个矛盾的民族，他们内心有着很纯洁的善良，在最极端时又会表现出血腥的残忍。
一个民族的精髓，应该去他们的文化里去追寻。他们的音乐、棋艺、茶道和礼节，都告诉我们那个民族骨子里的东西。表面的东西总会在历史里被淘洗去，只有精神里的精髓，会留下来。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大和民族，他们有自己的“道”。用清醒的头脑和明亮的眼睛来看待这些，我们可以更冷静地发现对方的长处，检查自己的短处，以期经历数年后再次的超越。
4．军国主义时代的“和平使者”
从记事起，脑海里对于日本军人形象就只有一个镜头：一群身上沾满血迹的士兵，头上缠着白布条，拿着一把闪亮的军刀向一名中国人的身上砍去。对于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印象，我们第一会想到他们的残暴，而且会想到他们嘴里经常嚷嚷的“武士道”、“效忠天皇”等。不可否认二战时的日军人员素质都很高，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纪律严明，同时也的确干出了不少烧杀抢掠的罪恶勾当。
所以在世人的眼里，日本人个个都是疯狂的杀人魔头，是一群泯灭了良知的动物。他们是天皇的狂热崇拜者，为了天皇和“大日本帝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一面痛恨着他们的残暴，一面谴责着日本社会的侵略性，讨论着天皇制度的存废问题，辩论着如何消减根植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仇恨暴力的种子。但鲜为人知的是，就是在二战时期，以善战和不怕死闻名世界的日军，却恰恰出现了一支“和平军队”。
这是一支以战斗力差却有着惊人经商天赋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大阪第四师团总人数约两万两千人左右，下面共有四个联队归其指挥，装备上也是一流的。该部队的代号叫“淀"，是因淀川河流经大阪而得名。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配备的是一流的武器，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很快就领到了全日本最“光荣”的称号——窝囊废。他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从成立至今就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中，别的部队一路高歌，只有他们不是丢盔弃甲就是伤兵满营，于是曰军其他部队都戏称他为“败不怕的八联队”。
这支部队不是不能打，也不是武器装备差，而恰恰是决定战争的关键因素——人。第四师团一贯自由散漫，成员多是商贩组成，有着浓厚的商人习气，甚至对上级军官的作战命令都经常讨价还价，这不是什么匪夷所思，而是由大阪独特的商业文化和长期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在古代日本社会，一般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服从的基本精神，也解释了二战时期目本士兵的狂热。
然而，铁板一块的日本居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大阪。大阪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大多从事商业，因为他们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轻，所以对大名没有什么依附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大名不断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大阪人几百年来可算是不屈不挠地和大名斗争，双方长期处于讨价还价的类似商业对手的状态，实在谈不上什么忠诚了。
同样，天皇的地位再高，毕竟山高皇帝远，而且与自己的生活基本不沾边，因此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虽然在二战中，大阪的士兵难免也会受到军国主义的茶毒，但大阪人相比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显然要更世俗化一些，对于“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这样的宣传口号，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一句话：“能不死还是尽量别死吧！”即使是严肃的军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像当初做商贩一样习惯于“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一根筋，不问青红皂白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因为日军兵力吃紧，不得不硬着头皮将他们派往中国战场。从他们登陆中国开始，就上演了一出出活喜剧。
1937年，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关东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在马来西亚曾屡立战功，所部以作战英勇而赫赫有名的山下奉文奉命整顿该军团，他用尽了各种手段，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再来软的，怎奈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是软硬不吃，依旧是我行我素。山下奉文一代名将，没有在战场上服过输，却实实在在地折在了一帮小商人的手里，最后灰头土脸地离开，留下第四师团这帮老兄继续在军营中混生活。
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离战场最近的大阪和仙台两个师团紧急增援前线。仙台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四天赶到诺门坎，一抵达战场就迅速投入战斗，不过他们根本不是装备一流的苏军的对手，很快就败下阵来。再看第四师团，居然还没有出发的迹象。原来在接到战斗命令后，突然全师团集体患病，个个要求留守大本营。在狂怒的联队长亲自督战后才勉强组织了一支像模像样的队伍赶赴前线，但同样的路程他们却走了八天，那还是先遣队的速度，其他人都在后面慢条斯理地迈八字步，到点准时开饭，一吃就是两个钟头。天还没见黑立马宿营，日出三竿才整理好行装再次上路，典型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模样。更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了。消息传来，正在磨洋工的其他官兵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行军速度一下子快了两倍，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战场，并且喋喋不休地抱怨战斗结束得太快，自己居然没有机会亲自参加战斗。尽管受尽白眼，但他们似乎个个自得其乐，从不理会别人的讽刺挖苦。
虽然他们有违反军令的传统，但第四师团运气却是好得惊人。因为日军在华人员吃紧，他们又一次幸运地逃脱了军部的追究，并且被派往中国南方增援华中战区的日军。
到了华中战区，中国军队很快就领教了他们的“战斗力”。徐州会战激战正酣，遭合围的李宗仁大军成功突围，但战斗力锐减。在过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突然与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狭路相逢。就在中国军队惊惶失措地向附近山区撤退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支日军不但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还因为到了开饭时间，他们就在公路两侧支起行军锅开始做饭了。看见日军如此模样，几个高级军官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了彻底摆脱后面的追兵，他们临时决定冒险横穿公路，并与日军擦身而过。那支日军就当他们隐形一样视而不见，等他们全部远离了公路才开始继续行军。这支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支队长后来向上级报告的理由是“本支队一向严格遵守作战纪律，因为没有得到上级发来的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故不能违反军令。”看到这样的避战理由，上级估计自杀的心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