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日本也呈现越来越普及的趋势，日本各地都有《论语》学习班。现在东京的孔庙已经成为中国“国学”大讲堂，《论语》朗读班期期爆满。最近，日本还涌现了一批重视《论语》教育的公立中小学校。日本东京世田谷区小学一年级新设了讲授《论语》和汉诗的课程，枥木县足利市规定中小学有义务让学生诵读《论语》。
在日本有论语研究会、论语学习会等民间团体，向人们义务开展学习《论语》的讲座，更多的日本人高中毕业后虽然很少再接触《论语》，但在行为方式上仍然潜移默化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刚去日本时往往会被日本富裕的生活迷倒，但真正了解日本后发现，日本社会真正和谐的地方是：绝大部分日本人心态端正，没有我们通常见到的那种浮躁感。对自己的工作角色看上去都很适应，搞科研、搞行政、当工人、当服务人员，心无旁骛，一心钻研。
这就是精神生活的意义。没有充实的精神生活，再怎么丰富的物质生活都只会让人被异化为一个个机器。
日本是一个拼命学习西方但又能保持自己文化结构的民族，他们很会对传统文化进行推陈出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在日本，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日本人通过读《论语》、品《论语》，将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用儒家思想培养和规范自己的道德情操。
在两千年的历史中，《论语》一直是日本人精神和道德的根干，日本人通过《论语》一书，不知不觉中学会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踏入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并为此感到痛苦时，真正起作用的是《论语》。可见我们的先贤孔子，远渡重洋，在东瀛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日本民族。
5．传统与现代的水乳交融
中国在古代辉煌过，但近代却落伍了。清朝末期，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列强横行中华大地，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口。贵族阶级曾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第一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但很快历史就证明了这次学习的结果是怎样的低效。后来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官员提出了“洋务运动”，单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也遭到了覆没的命运。满清垮台至五四时期，知识界曾一度提出“全盘西化”的论调，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于是学洋文、穿洋衣、抽洋烟等泛滥一时，但中国依旧没有摆脱落后的面貌。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口号。
在传承中华文化与发展现代经济之间，看看日本的做法，或许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示。
今天的日本文化，是传统的日本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不断接触、交织、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与中国是极其相似的。因为当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日本时，日本的儒家文化并未阻碍这个国家有效地处理政治危机。相反，爱国志士的现代化行动中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依据都是由日本的儒家学说和理论提供的。那么日本人究竟有什么法宝，能在外国强势文化激烈冲撞的过程中，既吸收优秀文化，又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的呢？
日本对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首先，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总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却也一直是将外来文化不断地本土化，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将儒学与日本的神道相结合，而在现代则是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魂”与西方民主制度和民本思想等再一次嫁接。其次，日本民族非常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在大力弘扬本民族文化，而这，正是日本能够成功地迎接近代化挑战的基础。
首先是将外来文化进行适合于自己的本土化改造。日本的民族文化对外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极强的驯化能力。这有赖于其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持，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也就丧失了日本文化与外域文明融合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和文化本质的蜕化。日本文化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极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当原始儒学、汉唐儒学、朱子学等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在这种长期的选择、消化和吸收中，日本儒学已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而是将其驯化了。
如与孔子宣扬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所不同，日本主张“贸易之子，互通有无，利人利己”的义利一体。日本在移植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从某些方面进行了“和”化，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和魂美才”。日本对美国文化的这种“和”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思想领域，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美式的民主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一种由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有别于美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绝对个人主义”。这无异也是一种被驯化了的美国文化。日本人眼中的民主是在一个社会集团内部有充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其中一方面个人独立、自尊，肯定个体自我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团体的制约作用。日本式的经营治理模式与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相一致。
它以共同体主义和重视人情味为经营治理方式的核心，不仅重视资本、技术等物的因素，更要重视人的因素。在日本，经营者的最大作用，是培养与雇员的健全关系，是在公司中造成家族式的一体感。企业重视员工的个性，关心员工的生活；员工对企业忠诚、奉献，从而形成一种员工与企业之间稳固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治理模式，吸收了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并增加了日本的特有色彩，形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依存的稳定的连带关系。．一般来说，文化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互斥性，异质文化的交融是极为困难的，域外文化的大量涌入，往往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被征服以及其原生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然而，日本文化却能在汹涌澎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主动地摄取，有选择地消化，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不能不说是对民族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承传。
其次，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说过：“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化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
为了融入外部世界，传播日本文化，发展并加深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日本政府建立致力于文化交流的专门组织。1971年外务省下设日本基金会，基金会把日本文化介绍到国外，同时也使日本人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日本政府还在京都专设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招聘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开展跨国合作研究。
日本政府支持学者和专家参加国际会议；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将自己的文化展示到国际舞台上；保护海外的日本民族文化珍品，将日本的历史文化古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传统的柔道和相扑项目，提高日语的普及率等。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传播赋予了其“新的生命”。
在改造外来文化和弘扬传统方面，日本人做得是非常巧妙地，这也说明日本有一批真正研究文化的文化学家。而日本人在外来文化最强势的领域——现代企业，却恰恰是他们最为成功的范例。
现代意义上的日本是一个超级强国，它最强大的也是为世界公认的就是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的发展史中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企业，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让日本制造享誉世界，更为日本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美国一位企业家曾说过，美国在和日本的国际竞争中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不同，也就是说商场上的胜负可以看作是文化竞争的结果。美国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在企业管理中以理性原则为主，奉行事本主义；而日本是典型的东方文化，创造了柔性的企业管理模式，实行人本主义，二者有巨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而儒家文化却是最鄙视获利的思想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是不追求利益的，只有小人才整天孜孜以求地追求个人的利益。所以中国人从小就被告知：要好好读书，“士农工商”中商人是最低等的，没有出息。在古代日本，商人也是最低等的，可能经济上比较宽裕，但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武士可以任意处死他们。商人是受鄙视的群体。
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工业经济以其强大的力量席卷了整个亚洲，连老大哥中国都难以幸免。面对西方的工业经济以及工业文明，中日两国的态度一对比，高下立判。
中国从根本上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只认为西方不过是武器厉害，文化方面还是中国最强。因此中国在学习西方时只是奔着军事工业而去，其他方面则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但很快甲午一战中国彻底惨败。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企业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了，但不仅是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员工素质、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落后日本。
近年来企业界一直在争论：究竟是采用美国式管理呢，还是采用日本式管理呢？或者是采用欧洲的一套？单从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又一次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逻辑怪圈。从来就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西方文化真的就那么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吗？
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日本先进的企业文化，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民族善于吸收西方的先进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儒教深厚的文化土壤。日本人没有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巧妙地将西方工业文明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让外来文化为我所用！
比如，日本的企业多是家族式的企业，家族观念源于儒家思想的家族等级制度。在等级制度下，日本人是最讲究“忠”的，员工忠于上司、忠于企业，公司忠于员工。应该说日本企业不仅推崇能力，更看重忠诚。中国虽然早己粉碎了等级制度，但中国企业难道就真的不能培养员工的忠心吗？中国文化强调人性化，重视人情味。如果企业真正为员工着想，为员工谋利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精神定将发挥出夺目的光彩。
中国人是倡导勤俭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相关的论述，如：“成由勤俭败由奢”、“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然而，我们许多的企业现在似乎把这些先人的训诫忘掉了。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有钱人往往在酒桌上一掷千金，开豪车、戴名表、住别墅，而日本近代企业家和资本家由于恪守勤俭的信念，所以能在拥有巨大财富的情况下，恪守简朴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