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二次住院时，我都未把转移癌放在心上，有时疼痛起来头擂墙壁，身在床上打滚，医生要开止痛针和止痛药。我说止痛不治病，免得染上“毒癌”。这转移癌也真吓人，越打针越疼，天天放射天天长大，教授来检查之后说，这转移癌好顽固。我天天看药书，知道是穿刺后发炎，硬是熬了一个月之后才慢慢开始消失。此时，我还为殷祖的业余剧团写了3首唱词和1个小戏曲。写戏是最伤脑子的，我却敢动这个脑子。写好后我让家属拿去一念，大家听得笑语阵阵，护士也来旁听，她并不反对，癌症病人都难得一笑，笑能治癌。我自然也很惬意。有一次很多病友来到我的病室，听我在高谈阔论，被查房医生看到了，问我又在发表什么演讲？我说，我正在谈癌，吃什么药打什么针最好得快，不走偏路，穷人也诊得起。主任医生笑着说我是“久病成良医了”。
这的确也不假。我除了吃药打针之外，就是写和看。不但看报看文学书籍，主要看药书，当今的治癌的新理论，据说10个癌症病人有3个是自己吓死的，的确不假。我那个病室先后就有3个病友死了。来时没有我的病重，不到一个星期，精神支柱倒了，医生叫家属带患者回家办后事。治疗不灵了。据专家们说，癌症患者出院后，虽然看不见癌细胞了，还要坚持吃3年药，可以活10年，我的心中无癌症，但药还是吃一点，托共产党的福，活个四世同堂。
可是令我怎么也没有意料到的是，就是这篇千字短文，竟然成了老人的绝笔，成为了他有生之年的遗作！这封信也成为他写给我的最后的一封！就在我接到这封信的一个月后，可恶的癌魔终于夺去了老人的生命……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1998年10月的一天。这天南方的天气有点特别，从北部湾海面上兴起的台风从头天夜晚开始，就从湛江海面登陆，继而狂烈的台风从四面海域肆虐着整个南国大地。这一天我起得很早，不到六点我就起床了。
我一边读着一本早脱了封皮的《古文观止》，一边不时从窗外看一眼被大风刮得东倒西歪的树木。虽然昨晚的天空还是一片晴朗，天上皓月当空，群星闪烁，但今天一大早，随风而至的乌云布满了天空，把整世界笼罩得一片灰暗，阵阵犹如大海汹涌澎湃的波涛一样呜咽着从窗外掠过的台风，令人仿佛感觉到，这世纪末日就要来了！
正是这个时候，我身边的电话突然尖声骤响，当我拿起话筒时，只听到一个我熟悉的声音用家乡话，用极为悲伤和低沉的音调，告诉我：“老弟，我父亲……去世了……”
什么？殷显扬老师去世了？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可怕的噩耗，不啻于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击懵了！
来电者正是殷显扬的长子殷章雄，他昨天刚刚从家乡到珠海进布料，路过广州受其老父之托，顺便过来看望我。
殷章雄说，他父亲是昨晚11时许去世的，当时他正伏在床上写东西，写着写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能坐起来……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手握话筒，就那样久久地站着。我颤栗着。巨大的悲痛如潮水一样把我整个身心一下子淹没了。这位慈善的老人就这样离我们走了，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眷恋的世界，离开了他所钟爱的文学，离开了他手中的笔。我强忍着几次要落下的泪水，透过朦胧的窗外，只见天空乌云密布，铜钱般大小的雨点从天际射出，狂风刮得更凶了，呜呜呜的风声像来自天际的悲号，仿佛这整个世界也正在为远方那位普通而又伟大的老人致悼词。
翻找出一大堆老人家生前给我的信，面对窗外的狂风暴雨，我不禁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中——
说起来，我和殷显扬老师已经有十多年的友谊，和他相识是于1988年暑假期间，当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大冶文化局在陈贵镇一个叫小雷山的风景区举行笔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殷显扬老师。
我从小就爱听民间故事，唱民歌，收集民间谚语和歇后语。记得每到炎炎夏日傍晚，吃过晚饭，老人们就会搬一张小竹椅，在屋前树下，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题往往是许多新奇有趣的民间传奇。那些神奇瑰丽的故事，总是令我听得如痴如醉。以致只要一见老人们摆开龙门阵，我马上就会削尖脑袋挤进人群津津有味地听。
做过小学老师和乡镇干部的父亲平时也爱讲故事，他年轻时腰腿曾经负伤，干不了太重的农活，所以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饱读诗书。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各类故事，只要他开口讲水浒，讲聊斋，讲从老一辈那里听承下来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儿子便会雷打不动蹲在他脚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脸痴迷。父亲与我就用这种最为原始的方式交流着情感，灌输给我做人的道理。
上学后，我开始尝试将一些人们口头传诵的精彩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1988年春天，我无意中从《大冶报》上获悉，全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并要求各地省市县各出一套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三合集，同时县文化局为了抢救地方抢救地方民间文化，在《黄石日报》和《大冶日报》上向全县人民征集有关地方的民间故事。
当时尚在大冶金湖高中上学的我立马来了兴趣，就把自己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用口语形式记录整理出几篇来，给了当时的“大冶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的负责人、时任大冶文化局副局长的祝振善。他阅读后十分高兴，因为对于同属于文字工作的民间文学，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与文学青年常常是不屑一顾的，认为那是土得掉渣的民间灰尘，对文学创作是没有意义的。尽管著名作家郭沫若称、沈从文及沈的弟子——曾创作了小说《受戒》，《大淖纪事》及大量甘美如醇的散文，名作家汪曾祺等人也曾大力推崇民间文学对其文学创作产生过极大影响，但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愿将民间文学放入文学范畴，就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离退休干部，或是地方最基层的文化站站长之类对民间文学有着特殊感情和理解的人才愿意做的事。当时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能够对始终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感兴趣且热衷于搜集整理工作，地方上还真是凤毛麟角。
几天后，当时的《大冶日报》“金湖月”副刊上一次发表了两篇由我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随后又连续刊发数篇，后来的《黄石日报》等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我的作品。无疑，面对这一篇篇经自己的双手变成了铅字的作品，对于当时尚是一名普通农村中学生的我而言，不啻于一种莫大的鼓舞。加上我平时经常在地方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我成为了我们乡镇上出名的小秀才。这年暑假期间，大冶县文化局和大冶县文联在位于陈贵镇的小雷山风景区举行了一场民间文学笔会，由于我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上的突出成绩，被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李勇和副局长祝振善两位领导大力推荐，成了当时参加笔会的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我和殷显扬老师就是在这次笔会上认识的。记得当时参加此次笔会的有关人员均是本地颇有声词望的文化界人士，除了殷显扬老师外，还有时任大冶文联负责人，后来曾以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在全国曾引起较为强烈反响的中篇小说《白板》的名作家胡燕怀。也是在此次笔会上，我也结识了查代文、柯尊解等地方作家及文友柯小杰、石显州和陈军等家乡文化界人士。
我与殷显扬老师的相识相知，不仅在于他是此次笔会年纪最大的长者，也不在于他早已是黄石大冶地区的文化名人，而在于他豁达的胸襟，开朗的性格，公正而又热情的心灵。在参加笔会之前的半个月，我的家中遭受了极大的不幸——一场大火将我本来就很贫困的家烧成一堆残亘废瓦，家产全部付之一炬。这毁灭性的灾难，使我全家七口人一下子陷入绝境。父亲由于身体欠佳，一直不能从事农村的体力劳动，上头还有一位早过古稀之年、双目失眠的老祖母，我们兄妹几人均正是上学的年龄，所以一家七口的劳作和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孱弱的母亲一个人肩头。在此困难时期，作为长子的我只好流着痛苦的泪水被迫辍学外出打工，维持全家生计，同时还要清还一笔为数不小的债务。
当时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每天除了超负荷地劳作十几个小时，便是拼命地读书，很少与人来往，我的性格也变得极为木讷和内向。当我接到文化局发来的参加小雷山笔会通知后，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能与地方文化名流交流学习的大好机会；发愁的是，由于当时全家借住在一座四面漏风的草棚里，那个“家”一贫如洗，我连几元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又不好意思向别人开口借。
通知书上说明此次笔会食宿和往来路费均由文化局负担，与会者只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准时赶到陈贵镇报到即可。但我家距离开会的地方有好几十里路，从我家到县城需要一块多钱的路费，而从县城到陈贵则需两块多钱，也就是说，光车费就得四块钱。家中早已负债累累，平时连吃盐的钱都困难，现在哪还能拿出这来回八九元的车费来呢？那时，我虽然已经离开学校在县城里一家工程队做了两个多月的苦力，说好每天五元钱的工资，但过去70多天了，我还没有得到一分钱。由于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家中没少向别人借钱，所以这个时候，自尊心极强的我实在不愿为了开会的路费钱而去看人家的白眼。后来，我背着家人，在报到那天特意起了个大早，硬是沿着曲曲折折刚修建不久的铁道走了40多里路，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了县文化局大门前。到会后，已是囊中空空，幸好所有开销都由公家负担。会议一共是10天时间，文化局每天为与会者补助8元钱的伙食费，每天凭票吃饭，超过自补，余下自得。实际上，按当时我们地方的消费水平，这8元钱能够吃得很好，但所余不多。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时陈贵镇食堂里的伙食属于高水准，每餐菜的花样不少，不但味道做得好，而且分量充足。但每次吃饭时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爱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而是要装作跟大家一样正在认真挑选菜的样子，把每餐写在黑板上的菜名和价钱端详个仔细，然后又装作乐滋滋的样子尽挑菜价最便宜的小白菜、素炒茄子、青炒冬瓜等青菜，对那些瘦肉炒青蒜、牛肉炒青椒、炖排骨等肉菜，尽管那特有的透人肺腑的诱人香气馋得我口水直流，吐沫咕咚咕咚一个劲往喉咙里咽，但我还是强忍着，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多节省一点钱，以便能为家里多还一点债，哪怕是几元钱甚是几角钱，我都愿意存下来。谁叫我那个贫寒的家屋漏偏逢连阴雨呢？谁又让我是父母的长子弟妹的长兄呢？人是有自尊心的，尤其是对我这样性格内向，情感丰富且出身贫困家中又连遭不幸的的乡村少年来说，自尊心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为了防止与会的其他老师和朋友看出我的窘迫状况，我不但在每次吃饭时故意排到最后打饭，特意挑一份最便宜的青菜，更有意避开众人，独自一人躲到一边去吃。一方面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总是在吃最便宜的菜，以免被人看不起；另一方面，我不愿意被迫看到别人碗里香喷喷的荤菜，还有他们吃得很香的模样。第一天不少人彼此不熟，所以没有人发觉我的异常，第二天，仍然没有人意识到什么，注意到我的人顶多以为我性格古怪不合群罢了。
第三天吃午饭，我又跟前两天一样，故意拖到最后花了一块钱买了一个清炒白菜，悄悄地端着饭碗来到饭堂旮旯里，就在我面朝角落呼哧呼哧埋头吃饭时，突然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
“小石，我看你吃的真香呀，来，我们一起吃，边吃边聊聊……”
我猛回头一看，正是此次笔会中年纪最大的殷显扬老师，他一手端着盛满米饭的碗，上面厚厚盖了一层菜，另一手里又端着一大碗红烧肉，扑面而来的袅袅肉香直朝我肠胃里钻。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我赶紧一边让坐，一边慌忙将自已的饭碗用手遮挡往里移。殷老师坐下来，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一边有意无意地将他手中那一大碗香味诱人的荤菜直往我面前推，直弄得我让也不是，躲也不是，窘迫不已。
“来，吃吧，小石，出门在外，饭菜可不分家呀，快吃菜，不要客气么……”看到我还不愿动筷子，他瞅了个空子，冷不防把那一大碗肉全部扣在我饭盆内……就是这天午饭后，殷显扬老师特意将我叫到镇大院后面一个绿汪汪的草坪上坐着聊天，他先是亲切询问了我创作方面的一些情况，并指出我作品中的优点和不足，然后，他用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脑袋，轻声地问我：
“小石，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瞒着大伙啊？有些事情如果自己没法解决，可以说出来让大家给你想办法的嘛！年轻人如果碰到了什么困难、苦恼，都不要隐藏起来压抑自己，那样对身体不好，更对你今后的在长和发展不利，你现在还是个中学生，只有十几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什么困难都不要当一回事，而应该迎难而进，以宽阔的心胸、积极的恣态去容纳它、解决它……”殷老师像一位慈祥的家长，在他温和的话语面前我终于放松了，能够比较自如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和他沟通。
见我终于向他敞开了心扉，这时，殷老师才笑嘻嘻地问我：“小石，你告诉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呀？我看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跟我说说心里也许能好受些，你信任我吗？”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能打动人心的呢？
我眼睛湿了，心中洋溢着无边的暖流。我终于在他面前打破了所有顾虑。我说了很多很多，全是成长之中给予我最严酷打击的创痛的记忆：父亲因“文革”期间挨反复批斗而身体严重受损，常年养病在家，根本无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小最疼我的奶奶眼睛染病却因无钱及时医治而双目失明，从此一家七口人穿衣吃饭的重担全部压在我母亲一个人孱弱的身上；就在两个月前，我那年仅8岁、不谙世事的小弟因和邻居两位小男孩一起玩火，不慎将我家几间房屋全部烧毁，使本来就贫寒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全家人一下子陷入极度的窘境之中。我只有流着泪主动辍学进入工程队干苦力，但至今连一分工钱也没有拿到手。为了省一块钱，我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最后，我也不再羞赧地告诉殷老师，此次笔会通知下来，我却穷得连几块钱路费也拿不出来，走了几十里路赶来报到。家里穷得连盐都已经吃不起，而我在这儿每天还能吃上这么好的清炒油菜，我已经很满足了……
泪花在殷老师的眼睛里转，他忽然很用力地拉住我的双手，嘘唏着说：“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却有这么多苦水啊！昨天大家在镇政府报到，我就发现你情绪低落，后来又看到你吃饭又总是排在最后买菜，尽拣最便宜的吃，我想你一定碰到了什么困难，几次想找个机会跟你聊聊——小石啊，你今年才只有十几岁，你很坚强，未来还大有希望，和家里人一起奋斗，我相信再大的苦难你也决不会低头！”
从这次天开始，殷老师每次都特意多买一两份好菜，笑逐颜开地端到我面前与我一起吃，边吃边聊。见我不愿意主动搛他的菜，他也不勉强，自己大口吃得很香，边对我讲一个民间故事，或是一个民间笑话，不然就是乡村俚语的典故。他那满肚子的笑料，诙谐的语调再配上惟妙惟的模仿动作，常把我逗得开怀大笑。
然而，就在我乐得喷饭之时，他一只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将那一大碗特意为我买的好菜全部扣进我饭盆里。每到这时，他便会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逼着我把菜吃完。虽然这位慈善的老头子将这一调皮而又充满真情的策略一再故技重施，然而总是能够得逞。哭笑不得的我只好强忍着几乎要流出来的泪水，就那样低着头，像一个听话的小孩，默默地将碗里的饭菜认认真真地干干净净地吃完，不敢有任何浪费。
笔会结束后，除了与殷老师、胡燕怀老师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之外，我搜集的民间文学的热情水涨船高。农闲之余，我把沾满泥巴的裤腿高高挽起，赤着双脚，手拿记录本和圆珠笔，见到平时会讲故事的老人就纠缠人家讲一个故事，或是追着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唱几支山歌给我听；一到盛夏的夜里，村前村后，水塘边，树底下，只要哪儿坐满了人闲谈，我就会一头扎进去，听见有人讲的精彩故事和笑话，马上用笔记录下来，完全不顾别人的讥诮和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