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病人喘着气，然后一片反对的杂乱和声统一起来了：“不！”——他们怎么敢！——“不敢相信！”现在他们真的是在加速咯咯摇着笼子了。一切都回归了，这是很寻常的模式，每周都要来这么一次。他们先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会议，然后会埋怨治疗，接着就竭尽全力掀起一场小型革命要求更多自由。而弗里德呢，他则在其中扮演着他的角色，试着用关于我们那和蔼的独裁的看似令人信服的歌舞来平息他们。当走到这步时，病人们不再要求更多的自由了。就算是我们中间，会有人这么做吗？做选择实在是太吓人了，选择让我们都焦虑。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然后只要去照着做这样方便多了，如此一来你就不用担心做错什么或者去面对可能消极的结果。无限制的自由意味着你可以不去上大学，不毕业、不工作，不赚钱、买房、结婚、养家、缴税——还有其他那些社会彻底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期许，那些我们几乎认为就是自己所想所需的期许，无限自由意味着无限的不明确与可能性。谁见鬼的想要面对那种东西？这让我想起了我存在主义教授，他告诉我们论文可以写些任何想写的东西——一切皆可！他没给我们任何指导，我们全都恐慌了，求着他给我们个主题，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
天啊，我又走神了。该死的，霍顿，不要跑台！集中精神！
“……所以，我们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来让每个人感到安全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规则。”依旧是弗里德的回合，他听上去很有信服力，也充满权威性，就像是毫不犹豫地读着石板上的十诫[2]。
人群很安静，我分辨不出这是服从的安静，抑或是爆发下一场反抗前的积攒力量的短暂休场。会议还在继续，但睡意与忧惧的混杂体却扑面而来，如果我睡着了，那可不仅仅是会像个傻子这么简单，我可以肯定那会变成场噩梦。有那么几秒钟我滑入了犹如无意识的状态，但是当我看到我的日记在一条满是泥浆的河中飘走时瞬间被惊醒了。
人群里渐渐累积起了紧张感，它蔓延在整个屋子里，几乎是有形的，如同炎热闷湿天气的空气般那种黏稠的焦虑不安——在从前的团体会议上我从未感觉到过。不仅仅是场简易的革命，其中还蕴藏着其他什么，藏着更为险恶的东西。这让我很不自在，几乎是反胃欲呕。快说些什么吧，弗里德？别让这沉寂的时间太长了，如果病人们叛变会发生什么——我是指一群精神病人真的起身冲过来攻击职员，那该怎么办呢？快速的判断告诉我，我们在人数上是劣势，而我呢，是所有职员里离出口最远的。
我尽力让自己安心，我想起了那个总是非常准点来进行分析的病人的故事，他老实地躺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整整六个月。然后分析也同样给不出任何结论，整整六个月。最终病人开口了，他不吝惜词句地大肆感谢了能被允许在分析中保持沉默，感谢能不像他母亲那样强迫他。在他的整个童年里他的母亲用尽了能想象到的所有手段侵犯他的隐私，甚至包括了每天灌肠。而这次开口成了分析中重要的突破。
这会成为团体会议的转折点吗？也许会，或许不会，或许所有的紧张感只是妄想，只是我的妄想。不管怎么说，我病了，我感觉糟糕透顶，肯定是这样。说不定人群只是有点儿受天气影响了，有点儿累，或许还有点便秘。我们也许都需要好好灌个肠。但是不管我如何努力去尝试，无论对自己说了什么，我都无法放松下来。沉默仍旧持续着，我的手指也因此狠狠掐到大腿里。房间是如此静态，如此彻底、荒唐的静止着——像是被时间冻住的画作，像是风暴前的平静，像是静止的水，其下却孕育着所有邪恶的造物，像是——
“我恨他！我该死的从头到脚痛恨他！”理查德·摩宾突然叫了起来，仿佛是一道闪电划破黑暗。无论是什么将他从孤独症的恍惚中惊醒了，那一定非常有力。他的脸红亮亮的，眼睛充血，白皙的神经紧张的拳头因为怒气而紧紧蜷缩成了两个球。
“你在说什么？”弗里德问道。
“他！”摩宾大叫着伸出手指越过圆圈指着对面，“你该死的是谁？”他指着的是杜伊。
绝大多数人面对如此汹涌的怒气都会逃离，退缩，至少也会在脸上露出畏惧的神色来。但是杜伊不会，他冷静的表情丝毫未改。“我只是一个溺水的疯子，和你一样。”他回答道。
我等待着爆发，等着摩宾跳起来去攻击。我应该去试着调解吗？我能控制或者让他偏转吗？疯子喷泄而出的怒火有着超人的力量，他能轻易把我撕成两半儿。这就像是试着去停下一头猛冲的公牛，当然总有人会帮忙的。
不过超乎我的想象之外，摩宾跌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然后重新回归了他的孤独中。事实上，看上去他几乎被抚慰了般。
人群再次陷入了沉寂，刚才都发生什么了？我不敢确定是什么促成了整场互换。其他人也一定都一头雾水，但还是没有人说话，我简直不能相信弗里德，或者是斯坦因，或是其他的职员们竟然没有涉入。难道对摩宾的爆发作出回应不重要吗？对杜伊的也一样吗？
终于瑞秋打破了沉寂：“我觉得我的脑障碍开始打开了。”
瓦特夫人停下了整理钱包抬起头来。
“我想我是有点好转的，”另一个病人附议道，“我要谢谢这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每个人都很支持我，也都鼓励我。我明天就要回家了，我一直那样期待着，但是我会想大家的。”
没有人说话，但是人群似乎很高兴，甚至是对她的发言回以兴高采烈。
“伊丽莎白·巴索在哪儿？”瑞秋问道。
我的心扑通沉了下去。哦，见鬼的！就不能让人宽慰一下吗？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问，瑞秋，”弗里德答道，“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已经听说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向大家宣告这个悲惨的消息。非常不幸，伊丽莎白昨天遭遇了场车祸已经过世了，这对我们中很多人而言非常难过，我们都很喜欢伊丽莎白，对她在单元里表现得那么好而高兴，这场意外真是太惨了。我们都需要告诉彼此——无论我们在想什么，感受到什么，无论这可能有多愚蠢，多疯狂，我们在这儿都能倾诉，或许之后你们可以和你们的治疗师们谈谈。但是给自己个机会去倾吐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那些认识伊丽莎白的病人。”
又一次的，沉寂。
“我的脑障碍又痛了。”瑞秋说道。
瓦特夫人重新开始整理她的皮夹。
“你们有些人可能觉得好转了，”一个病人接着道，“但是我感觉更糟了，我还不准备回家，我不觉得这儿对我有任何帮助。”
弗里德已经准备好了回答：“有人越是接近回家的时间会越紧张，这并不罕见，他们的有些病症甚至此时会重现，我们称之为出院焦虑。人们常常惧于离开此地的安全与庇佑，或是害怕现实中等着他们去面对的困难，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并且要克服的问题。而今天当我们知道了伊丽莎白的遭遇后，有人会尤其害怕如果离开也能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你们中一些人可能还会认为回家意味着死亡。但那只是不合理的想法，发生在伊丽莎白身上的事情仅仅是不幸而罕见的例外。和你们的治疗师谈谈你们的感受，说说你们的恐惧，但是记住了，你们离开就会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说得轻松，弗里德。外面当然不太会有辆印着你名字的邮车等着，但是有一千零一条通向死亡的路径——而且其中有很多还不会马上杀掉你。我希望有人能说话，但是没人有机会，此时连着娱乐治疗室的门打开了。门外站着金妮，她是RT协调师。她看上去很焦急，尽力不引起太多的注意地走到了弗里德和斯坦因博士旁边，和他们低声说着什么。每个人都伸长耳朵想要捉住些只言片语，因为那肯定是非常有趣的对话。而且确实，我们都需要分散下注意力。
“我有另一个通知要说一下，”弗里德终于说道，“金妮刚才向我报告说娱乐治疗室里的一把剪刀丢失了。我们都知道规矩，这个单元不允许任何利器，而且不许任何人使用剪刀，除非是在一个治疗师的看管下进行娱乐治疗。现在可能有人不小心将他们带出去了，如果你们有人知道剪刀在哪儿请告诉我们，此事不可有异议。”
每个人都满怀期许地看向其他每个人，罪犯就在我们中间，感觉就像是三年级的重现，像是有人偷了老师的红笔。区别仅仅是这次要危险得多。
“有人知道剪刀可能在哪儿吗？”弗里德再次问道。没有人回答，他看向了斯坦因，老板点了点头。“好吧，”弗里德继续说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搜查单元，现在每个病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所有的职员留下。”
[1]奥氮平适用于精神分裂症和其它有严重阳性症状或阴性症状的精神病的急性期和维持治疗。
[2]十诫，是《圣经》记载的上帝耶和华借由以色列的先知和众部族首领摩西向以色列民族颁布的十条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