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文学
拜占廷人不仅继承了古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还继承了古希腊人热爱文史哲研究的传统，重视文史哲创作活动。我们将拜占廷人文史哲创作统归于“文学”是因为当时的文史哲各学科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区分明确，史学家可能同时就是文学家和哲学家，而哲学家不仅撰写哲学和神学书籍，也创作文史作品，因此，文学在这里是指通过文字进行创作的学术活动。拜占廷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写作方面并没有继承到古希腊人那样的灵感和气魄，但是，拜占廷人有庞大的作者群体，在长期的连贯的创作中逐渐形成拜占廷独特的风格。
拜占廷文学的发展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早期，语言的不统一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拜占廷作家的创作大多使用希腊语，当时，在拜占廷各地流行着3种形式的希腊语。从4世纪建国初期，用于写作的希腊语就与居民日常使用的口语有明显区别，前者称为“书面语”，是知识界和有教养阶层的语言；而后者称为“民间语”，它并不遵循严格的语法和词法，是一种用词混乱、语法简单的语言。直到12世纪前后，拜占廷社会才逐步流行标准的希腊语，更加接近古希腊语，即严格按照语法规则为元音和双元音标注复杂的重音，这是一切受教育必须认真学习的语言。拜占廷希腊语是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之间的桥梁，它也为现代希腊语的语法简化和单重音体系改革奠定了基础。
沿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拜占廷文学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4～7世纪初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由古代文学向拜占廷文学的转变阶段。
这个阶段的拜占廷文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古代文学逐渐衰落，新的文学形式和标准逐渐形成，奠定了拜占廷文学的基础。基督教思想观念、宗教抽象的审美标准取代了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甚至写作形式也发生变化。在这一翻天覆地的转变过程中，基督教作家极力反对和排斥古代作家的“异教”思想理论，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古代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也接受了同世俗作家一样的基督教育。这种古代世俗文学对拜占廷基督教作家的影响在最初拜占廷支持所有文化知识的政策下表现更为明显，尤其是那些努力发展教俗友好关系的基督教领袖们的立场更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渐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
其中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的最成功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尤西比乌斯（260～340年），他在撰写教会历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记中，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基督教文风，创造了新的写作风格。他的代表作是《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
尤西比乌斯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凯撒利亚城，师从当地著名基督教理论家、学者潘菲罗斯，后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流亡各地。但在他来到后西罗马帝国却受到了礼遇和款待。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当局颁布宗教宽容法律后，尤西比乌斯当选凯撒利亚城主教。机缘巧合的尤西比乌斯成了君士坦丁的好友，并得到了君士坦丁一世的重用，成为御用史官。他积极参与皇帝主持下的重大教会事务决策。在他的一生中，著述颇丰，传世作品也很多。他仿效晚期罗马帝国作家阿非利加努斯的作品，完成了十卷本《编年史》一书。这本书提供了有关古代近东和北非地区统治王朝的详细谱牒，以及其所在时代世俗和教会的大事年表。他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基督教的发展，尤其是他在此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深。
尤西比乌斯的另一部力作是为了庆祝君士坦丁一世登基30年而成的《君士坦丁大帝传》，该书主要描述了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06年7月称帝以后其30年左右的统治，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位皇帝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的形势中完成统一帝国大业的过程。在这部书中，作者对皇帝充满了崇敬，也有着太多的赞誉之词，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他留下的记载都是可靠真实的，不仅为当时的其他作品所证实，也被后代作家传抄，史料价值极高。同时，这本书也成为研究君士坦丁一世和拜占廷帝国开国史的最重要资料。在这部传记中，记载较多的内容是关于君士坦丁的宗教事务。因此，在4世纪末时被教会作家翻译为拉丁语，并将原书续写到阿莱克修斯时代的395年。
在《教会史》中，尤西比乌斯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理念，继续着他的劝人向善的说教。他坚持认为：人类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跟从上帝的选们历史的主角，其中忠实于上帝意旨的皇帝是神在人世的代表。受到以上信仰的左右，尤西比乌斯在写作中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历史的记述。在书中，他用大量文字，对君士坦丁一世赞不绝口，而对君士坦丁一世的种种劣迹和暴行却只字不提，他还将其他皇帝颁布的宗教宽容法律移作君士坦丁一世所为，为他脸上贴金。因此，尤西比乌斯所作的这些记载都影响了《教会史》的准确性。
除尤西比乌斯外，5世纪的左西莫斯和6世纪的普罗柯比（490～562年）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新旧两种文学创作的结合。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保持古希腊历史家的文风，同时开创教会史和传记文学的形式。
此外，埃及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295～373年）则在神学论文、颂诗和其他宗教写作中大放异彩，为以后基督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样式和蓝本。基督教传记文学则是在埃及修道隐居运动中兴起的。基督教赞美诗歌的发展在罗曼努斯（？～555年）创作的上千首诗歌中达到顶点，他在创作中大量运用古代诗歌的韵律知识和格式，开创了基督教赞美诗写作的新纪元。
7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是拜占廷文学发展几乎处于中断的状态。和第一阶段相比，这个时期既没有名贯青史的作家，也缺少不朽的作品。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拜占廷的政治局势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拜占廷帝国面临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入侵，帝国丧失其在亚、非、欧的大片领土，战争需要武器而忽视文学，拜占廷文学在此背景下难以发展。8世纪开始的毁坏圣像运动对于拜占廷文学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拜占廷文学的发展。马克西姆（580～662年）和大马士革人约翰（675～749年）代表这一时期拜占廷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马克西姆在反对当局宗教理论的斗争中写出大量基督教文学作品，而约翰则在云游东地中海各地时运用丰富的古典哲学知识全面阐述基督教哲学理论。
9世纪至1204年是拜占廷文学史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弗条斯（827～891年）为代表的拜占廷知识界以极大的热情发动文学复兴运动。弗条斯出生在权贵之家，自幼饱读古书，青年时代即为朝廷重臣，多次出使阿拉伯帝国，48岁时以非神职人员身份被皇帝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一生著作颇多，特别致力于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在他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期间，积极从事古希腊文史作品的教学。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他编纂了古代文献常用词汇《词典》。在他写给国内外各方人士的信件里，以鲜明的态度反映出他传播古代知识的热情，以及在融合教俗知识上所作的努力。弗条斯作为普通信徒出身的基督教领袖，他的作品推动了已经衰落数百年的拜占廷文学的重新掘起。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廷帝国国势强盛，安定的社会生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学者型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拜占廷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文史作品和作家不断涌现。泼塞留斯是当时拜占廷文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中等家庭，但是学识渊博、智慧超群，他撰写的历史、哲学、神学、诗歌和法律草案都代表当时文学写作的最高水平。当时学术界对新柏拉图哲学的再研究为在亚里士多德学说束缚下的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揭开了怀疑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长期思想运动，这种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也有所反映。
公元1204年以后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在民族复兴的强烈欲望中显示出其最后的活力。那时的作家、学者无一例外通过文学创作表达重振国威的急切心情。其中，尼西亚学者布雷米狄斯的政论散文《皇帝的形象》反映出知识界普遍存在的通过理想皇帝重整河山再创辉煌的愿望。但是，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光靠文学不可能找回失落的世界，于是，拜占廷文学家们将其再现古代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对古代光荣的无限留恋转移到意大利，这种变化直接促进了那里复兴古代文化艺术思潮的兴起。
在浩瀚的拜占廷文学海洋中，诗歌和散文创作非常发达是拜占廷文学最突出的特点。那时拜占廷的散文作品可以分为神学、断代史和编年史、自传和圣徒传、书信和悼词、小说及讽刺小品，诗歌则可以分为赞美诗、叙事诗、浪漫诗及各种讽刺诗、打油诗等等。
拜占廷帝国不仅有丰富的官修或私人史书，还有大量的传记文学，它们成为断代史、编年史、教会史的重要补充。传记文学包括皇帝传记、圣徒传记和自传等多种类型。4世纪的尤西比乌斯撰写的《君士坦丁大帝传》和阿纳斯塔修斯撰写的《安东尼传》激发众多教士的写作热情，开创拜占廷传记文学的写作方式，一时间出现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人物传记，其中不乏精品。到了6～7世纪，希利尔（525～559年）的《东方圣徒传》和利奥条斯所作的《亚历山大主教传》将传记写作提升到了另一高度。他们对于巴勒斯坦和埃及地区基督教教徒的记载注重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记述对象扶贫助困的事迹中着重挖掘他们仁慈善良的品格，读来生动感人，催人泪下，受到普遍的好评。安娜的《阿莱克修斯一世传》和约翰六世的《自传》是皇帝传记的代表作。
拜占廷文学中的小说兴起较晚，其成果只有一两部，据现代学者考证，仅有的这一两部作品还不是拜占廷作家的原创作品，它们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希腊语的印度故事。讽刺散文和杂记是不可忽视的拜占廷文学形式，其寓严肃主题于诙谐幽默的叙述风格来自古希腊文学。拜占廷讽刺散文有三部代表作品，即10世纪的《祖国之友》、12～13世纪的《马扎利斯》和《庄主》，对时政和社会腐败表示不满是它们所要表达的主题，但是，在讨论重大社会问题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轻松的笔调，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以致同时代的某些医学、哲学作品也模仿他们的风格。杂记文学的代表作品是6世纪拜占廷商人哥斯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其中记述各东方民族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因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从4世纪开始拜占廷诗歌创作就进入了长盛不衰的发展过程。当时，“卡帕多西亚三杰”之一的尼撒的格列高利在众多诗人中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作品富有哲理，思想性强，很受人们推崇。5世纪的代表性诗人是皇后尤多西亚，她的赞美诗以其纯朴幼稚的风格给拜占廷诗坛带来清新之风，更由于她的特殊地位，在她的影响下，写诗作赋竟成了一时的风尚。罗曼努斯是6世纪韵律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以重音体系结合语句的抑扬顿挫，写出上千首对话式的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民间非常流行。罗曼努斯的诗歌非常“实用”，因为他的诗歌可以应答对唱，并附有副歌，因此常常用在教堂的仪式活动中。克里特主教安德鲁（660～740年）也创造出将多种韵律诗歌串连在一起的抒情诗体裁，为各个层次的诗人开辟创作的新领域。9世纪才高貌美的修女卡西亚（800～867年）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曾经因拒绝皇帝塞奥弗鲁斯的求婚而闻名，后献身于与世隔绝的修道生活，专心诗歌创作，创造出一种充满虔诚情感的诗歌形式，在拜占廷诗歌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晚期拜占廷帝国出色的诗人中应提到约翰·茂罗普斯（1000～1081年）和塞奥多利·麦多西迪斯（1270～1332年），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学术韵味，与当时复兴古代文化运动的形势非常适应。
诗歌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拜占廷音乐的进步。从应答对唱的诗歌形式中发展出两重唱的音乐形式，而韵律诗歌对12音阶和15音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重音、和声、对位等音乐形式迅速形成。拜占廷教会流行的无伴奏合唱至今保持不变，对欧洲近代音乐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拜占廷艺术
拜占廷艺术是拜占廷委的精华部分，包括镶嵌画、壁画、纺织艺术、金属加工艺术、建筑、音乐和舞蹈等几个主要分支。在被现代学者誉为“欧洲的明珠”和“中古时代的巴黎”的君士坦丁堡集中了各种艺术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君士坦丁堡是用拜占廷艺术装饰美化起来的。
镶嵌画是最具拜占廷特点的艺术形式，由于这种绘画采用天然彩色石料，所以其绚丽多彩的色泽可以永久保持，使我们得以在许多拜占廷遗迹中欣赏到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品。大多数人都以为镶嵌画是拜占廷人发明的，因为在现存的大量镶嵌画中，拜占廷的作品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但这一艺术形式真正发源地是古典时代的希腊。镶嵌画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镶嵌画装饰的地板在许多古希腊遗址中都可以见到。罗马帝国时代，镶嵌画被广泛应用在公众聚会的广场和集市的地面上。拜占廷艺术家继承古代艺术传统，不仅继续在水平的地面上装饰镶嵌画，而且在垂直的墙壁上使用镶嵌画。镶嵌画的基本材料是被切割成大小基本相等的各种形状的天然彩色小石块，表面约1平方厘米，有时彩色玻璃碎块也可以代替罕见的石料。艺术家首先在平整的石膏画底上勾画出描绘对象的轮廓和画面线条，然后根据色彩的需要将五颜六色的石块和玻璃块粘贴上去，最后，使用金片填充背景空白处。镶嵌画经最后抛光完成，在灯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即使在昏暗的烛光中也不时闪出奇光异彩。意大利拉文纳城圣维塔利教堂保存着世界上最完好的拜占廷镶嵌画，教堂中心大厅两侧墙壁装饰的大幅镶嵌画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和皇后塞奥多拉与朝臣宫女的肖像，至今在灯光的照耀下，仍是五颜六色，大放异彩。
拜占廷绘画主要以壁画和插图来表现，这种艺术形式虽然不像镶嵌画那样富于拜占廷特色，但是，由于绘画使用的材料比镶嵌画价廉，绘画技术的要求相对简单，因此，使用也更加广泛。拜占廷艺术品中保留最多的是圣像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中可以发现拜占廷各个时代的壁画，大到数十平方米，小到几平方厘米不等。除了装饰教堂墙壁的壁画外，还有大量画在画板上的各类版画和书中的插图。绘画的主题和素材大多涉及宗教故事，“圣像”是拜占廷绘画的重要形式，圣像画的内容主要描绘圣母和圣子的神圣，反映圣经故事和圣徒事迹。绘画的方法比较简单，通过线条和色彩表现主题，强调传神而不重视象形，注重寓意而不要求真实。拜占廷绘画对意大利艺术影响很深，特别对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献插图作为拜占廷绘画艺术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以涉及内容广泛、直现生活的历史画面等因素而始终以稳定的速度发展。插图绘画的内容和形式与文字内容相一致，而创作的目的也只是对文字形式形象补充说明。这门艺术对用具和材料的要求不高，笔、刀、尺、颜料等，就可以满足创作的需要，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创作。同壁画一样，拜占廷的插画也主要以宗教为题材，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描述基督教圣经故事和圣徒事迹有关的插画，当然也不乏反映拜占廷人生活场景的作品。
拜占廷人注重微观艺术，表现为艺术纺织和金银宝石加工技术的高水平。流散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拜占廷工艺品包括精美的金银杯盘、镶嵌珠宝的大教长教冠、编金线织银缕的巨型挂毯、精细的象牙和紫檀木雕刻、典雅的大理石花雕柱头等，鬼斧神工，巧夺天工，至今光辉依旧，以其绚丽多彩、丰韵多姿使人们感受到拜占廷艺术的魅力，也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拜占廷建筑艺术影响极大，在欧、亚地区广泛分布着拜占廷式建筑，其中现存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教堂是拜占廷建筑的杰作。这座教堂堪称中古世界的一大奇观，也是其他民族刻意模仿的榜样。在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俄罗斯、中欧，甚至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均保留多座拜占廷式教堂。拜占廷建筑特点一方面体现在设计布局和建筑材料的使用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建筑物的内外装修上。拜占廷建筑的精巧特点与古典建筑的质朴宏大成鲜明的对比，构成独具特色的拜占廷建筑风格。
拜占廷的丝织纺织水平在当时世界也是独树一帜的，既使在丝织业随着拜占廷帝国衰落而逐步萎缩期间，其技术和工艺水平仍然远在其他地中海和欧洲国家之上。拜占廷丝织业的发展为其丝织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形成了拜占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拜占廷丝织品一般依据其用途确定图案的内容，以动植物和几何图形为主，很少出现基督和圣徒的图像。拜占廷的织棉技术也比较发达，主要用丝、毛、麻混合的方法，而其中以金银丝与丝线混纺最有特色。
古希腊罗马的时代，崇尚自然和谐的人们对音乐和舞蹈格外热爱，在音乐和舞蹈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这一切对拜占廷人的影响极大。据记载，拜占廷人在重大仪式、庆典活动、崇敬礼仪、民间节目、婚礼、宴会等场合都会以音乐来营造气氛。但拜占廷的音乐和舞蹈受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影响，宗教音乐获得了长远发展。虽然戏剧和舞蹈遭到教会的否定，但在民间却广泛流传，几乎成为其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遗憾的是，有关于戏剧和舞蹈的记载非常少，所以我们无法领略多才多艺的拜占廷人的舞姿，只能天马行空，充分发挥想象力再现当时的情景了。
拜占廷的教育
想在拜占廷社会高层占有一席之地，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后还要有处理行政和军事事务的能力，而能否进入行政机构工作主要取决于个人能力的大小。君士坦丁堡对贵族家庭的孩子有一套教育系统，在这里，文化不仅是一种乐趣，也不仅是区分社会地区的标志，而是一种需要。如此一来，提高文化素养就会被拜占廷人提高到一定地位，而受教育作为获取知识不可缺少的环节，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拜占廷人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古典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传统，强调对经典文本的准确记忆，及根据基督教思想原则对古代文明遗产的深刻理解。这种两个似乎对立的文化因素的结合是7世纪以前拜占廷教育的特点，它导致相应的拜占廷教育方法和内容的产生。7世纪以后，由于教会的发展，拜占廷教育一度被教会垄断，世俗教育大都由私人教师和父母在家庭中进行。直到毁坏圣像运动以后，世俗教育才重新获得了同步发展的机会。
拜占廷人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也继承了古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拜占廷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其完善的教育制度有直接联系。在拜占廷帝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了每个人的愿望，而缺乏教养则被公认为是一种不幸和缺点。几乎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认为不对子女进行适当的教育是愚蠢的行为，甚至被视为犯罪，只要家庭条件许可，每个孩子都会被送去读书。社会舆论对没有经过教育的人进行辛辣的嘲讽，就连有些行伍出身未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和高级官吏也会因为缺乏教养而遭到奚落。
拜占廷帝国社会各阶层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受教育的程度也会因为社会地位及财富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拜占廷的学生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首先取决于老师的能力与偏好。王公贵族的子弟几乎都有师从名家的经历，4至5世纪最著名的拜占廷学者阿森尼乌斯（354～445年）受皇帝塞奥多西一世之聘教授两位皇子，9世纪的大学者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条斯（810～893年）曾任皇帝巴西尔一世子女的宫廷教习，11世纪拜占廷学界顶尖人物颇塞留斯（1018～1081年）是皇帝米哈伊尔七世的教师。社会中下层人家的子弟虽然不能像上层社会子弟那样在家中受教育，但也有在学校学习的机会。
在拜占廷小学教育相当普及，儿童从6～8岁开始先进入当地的初级学校学习语言。语言课首先包括希腊语音学习，以掌握古代语言的发音和拼写方法为主。10～12岁时，孩子们就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学生们开始学习语法，语法课的目的是使学生的希腊语知识进一步规范化，使之能够使用标准的希腊语进行演讲，能准确地用希腊语读书和写作，特别是学会用古希腊语思维，以便日后正确解读古代文献。语言课包括阅读、写作、分析词法和句法，以及翻译和注释古典文学的技巧。早期拜占廷教育和学术界尚古之风极盛，普遍存在抵制民间语言、恢复古代语言的倾向，因此，语言课的教材主要是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荷马史诗》等。此外，语言教材还包括基督教经典作品和圣徒传记。语言课除了读书，还包括演讲术、初级语言逻辑、修辞和韵律学，但这种语言课一般要在14岁左右才开始进行。修辞和逻辑课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安排在语言课之后，使用的教材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的作品，《圣经·新约》也是必不可少的教材。逻辑学教育常常与哲学教育同时进行，都属于中级教育的内容。
中级教育之后，一部分学生进入修道院寻求“神圣的灵感”，而另一部分则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在初级语言、逻辑和哲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学生们要在大学里接受高级修辞学和哲学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学习，其中后四项被拜占廷人称为“四艺”。高级修辞课主要通过阅读古代作品采完成，学生们要求背诵古希腊文史作品，并按照古代写作规范和文风写论文或进行演讲练习。读书是学习的主要方式，例如在哲学课程中，学生必须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哲学家的全部著作，还要求他们背诵希腊文本福音书。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的人格，造就举止优雅、能说会写的人，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探索真理和传播真理的人。在大学里，学习必须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这种教育应囊括知识所有分支的思想体现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基础教育更重视全面的教育，我们今天使用的“百科全书”一词即来源于拜占廷人基础教育的概念。法律、物理和医药学虽然属于职业教育的内容，但是学生们在大学中可以自由学习。
在拜占廷，立志读书做官的人必须经过系统的教育。他们首先要接受基础教育，而后在贝利图斯等地的法律学校通过拉丁语言和法律课程，毕业后最优秀的学生将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大学学习，这些学习经历是平民百姓仕途升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希望在法律界发展的学生必须经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和贝利图斯法律学校的专门教育，他可以不像其他学生那样从事体育锻炼，也不必取得戏剧课程的成绩。但神学课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而专门的神学研究不在学校里而是在教会和修道院里进行，对神学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修道院里进一步深造。
拜占廷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内容相互交叉，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有些学者既是大学教授，也是普通学校教师，例如，4世纪的学者巴西尔在雅典大学教授语法、政治学和历史，同时在当地的职业学校担任算学和医学教师，他同时还担任某些贵族的家庭教师。
拜占廷的学校普遍采取古希腊人以提问讨论为主、讲授为辅的教学方法。学生一般围坐在教师周围，或席地而坐，或坐于板凳上，使用的教材放在膝盖上。教师主要是就教材的内容提出问题，请学生回答或集体讨论，阅读和背诵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方式，而讨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
学校兼具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功能，教学相长，最著名的教育中心同时也是最具实力的学术中心。在拜占廷帝国各地有许多集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中心。据考古和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明，除了君士坦丁堡外，雅典是古希腊哲学和语言文学的教育中心，埃及亚历山大是“所有科学和各类教育”的中心，贝利图斯是拉丁语和法学教育的中心，萨洛尼卡是古代文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教育中心，加沙和安条克是古代东方文学和神学的教育中心，以弗所和尼西亚是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心。查士丁尼法典记载当时拜占廷帝国“三大法学中心”，它们是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规定所有政府官员和法官律师必须取得有关的学历才能任职。
在拜占廷，学校分为国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它们在拜占廷的教育事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缺一不可。教会学校由教会和修道院主办，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教会神职人员的后备力量。拜占廷修道院学校办学方式和西欧修道院完全不同，是专门为立志终生为僧的人开办的，因此，其教学内容非常单一，只学习语言、圣经和圣徒传记。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是拜占廷教育的主要基地，对所有人开放，其教授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俸。国立大学的课程在7世纪以前不受任何限制，非基督教的知识也可以教授，学校的拉丁语教授多来自罗马和北非，医学和自然科学教授多来自亚历山大，哲学教授来自雅典。查士丁尼一世时期，为了加强教育控制，对全国学校进行整顿，采取了取消除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以外的法律学校，关闭雅典学院，停发许多国立学校教师薪俸等措施，基础教育的责任就落在了私塾和普通学校的身上。7世纪以后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在私塾中完成基础教育，然后进入修道院接受高等教育。很多学者学成之后，还自办私人学校。
拜占廷教育事业发展几经波折，出现过高潮和低潮，其中查士丁尼罢黜百家、独尊基督教的政策对拜占廷教育的破坏最为严重。查士丁尼以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支持教育，例如，君士坦丁九世鉴于司法水平低下，在1045年建立新的法律学校，并要求所有律师在正式开业前必须进入该校接受培训，并通过考试，否则就没资格行业。他还任命大法官约翰为该校首席法学教授，任命著名学者颇塞留斯为该校哲学教授，通过加强师资力量的投入，以提高学生的水平。科穆宁王朝创立者阿莱克修斯一世除了大力支持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外，还创造性地开办孤儿学校，帮助无人照料的孤儿接受教育。许多皇帝通过经常提出一些测试性的问题，亲自监督国立大学和学校的工作，检查教学质量，任免教授和教师，给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增加薪俸。在拜占廷皇帝的亲自过问和参与下，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学校教育发展迅速。
拜占廷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建国初期，政府即拨专款用于收集和整理古代图书，在各大中城市建立国家图书馆，古希腊时代的许多作品即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系统整理。查士丁尼时代推行的思想专制政策曾一度摧毁了很多图书馆，其中亚历山大和雅典图书馆的藏书破坏最为严重。但民间的藏书并未受到打击，仍然十分丰富，著名的贫民诗人普鲁德罗穆斯（1100～1170年）就是广泛借阅民间图书，自学掌握古代语法和修辞，并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成为知识渊博的诗人。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教会图书馆发展尤其迅速，几乎所有教堂和修道院均设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后来成为培养大学者的重要场所，直至今日它们仍是取之不尽的古代图书的宝藏。拉丁帝国统治时期是拜占廷教育和学术发展停滞的时期，文化上相对落后的西欧骑士在争夺封建领地的战争中，自觉或不自觉对拜占廷学校和图书馆造成了破坏，他们焚烧古书以取暖，其情形类似于4～5世纪时日耳曼人在罗马焚烧刻写罗马法条文的木板取暖。在民族复兴的政治运动中，拜占廷知识界掀起复兴希腊文化的热潮。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廷文人学者纷纷集中到反对拉丁人统治的政治中心尼西亚帝国，并在拉斯卡利斯王朝的支持下，开展了抢救古代图书文物的各种活动，或游访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地区，收集和抄写古代手抄本，或整理和注释古代名著，或建立私塾传授古典知识，组织学术讨论，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拯救图书。这些活动为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著名的学者布雷米狄斯（1197～1269年）是尼西亚帝国时期拜占廷文化的领头羊，他培养出包括皇帝塞奥多利在内的许多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
可以说，帕列奥列格时代的拜占廷文化教育活动是民族复兴自救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拜占廷国家已经衰落，国内政治动荡，外敌欺辱，正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拜占廷知识界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尼西亚帝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复兴运动，使拜占廷文化教育发展进入又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者群体。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宗教事务，同时研究古希腊文史哲作品，从事教育，从而成为民族重兴自救运动的一份子。他们对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广博知识令其意大利留学生极为惊讶，这些学者及其弟子中的许多人后来又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者。直到拜占廷帝国即将灭亡之际，在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仍然活跃着许多民间读书团体和学术沙龙，它们经常组织讨论最著名的古希腊文史哲作品。在为数不多的学校里，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的教育活动，欧洲各地的学生仍继续到这里求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