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医学
拜占廷医学是在古典希腊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门在民众中普及的科学，医学知识并不仅仅为专业医生所掌握，而是被所有拜占廷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了解。
拜占廷人认为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是人类体质病理分类的基础，所有疾病均出自干、湿、热、冷四气失调，而健康则有赖于这四种体液的适当比例和四气状态的平衡。这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如出一辙。拜占廷医学著作，如皇帝朱利安的私人医生欧利巴修斯（325～395/6年）的《诊断学》，保罗（？～642年后）的《妇学》《毒物学》和《处方》，11世纪西蒙的《食谱》和《保健手册》等也都是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为指导。
拜占廷人注重养生和预防，广为流传的“饮食历书”将一年四季分成千、湿、热、冷四个阶段，并详细地罗列宜食和忌食的食物名单。他们认为：疾病是人体各种因素和状态失调的结果，因此治病的关键在于调理，治病的最好办法是休息、保温和发汗，养生应重于治病。在拜占廷人们非常推崇一些民间土方，例如，用胡椒调理肝脾，用青草去除口臭，一年春夏秋季三次放血，使用按摩和推拿治疗扭伤，用烧灼方法止住大出血，用艾蒿清洁空气，等等。我国古代史书中还记载拜占廷外科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拜占廷国家非常重视医院的组织建设，不仅在军队中设立军事医护团，而且大的慈善机构和修道院也附设医院或高级医生团。
在拜占廷，医疗保健是教会的责任，修士会经营的医院遍布全国。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潘托克拉特修道院医院。到12世纪已拥有50个床位，分属各病房，供外科、内科和妇科使用。医院有10名男医生和1名女医生，以及男女助手和草药师，1名医学教授为新医生授课，还有厨房工作人员，主要为病人准备素食。
按当时的标准，这些医院的医术已相当先进了。因为拜占廷不仅继承了希腊罗马丰富的传统医学遗产，也继承了阿拉伯的医学专长。拜占廷的医生能开出治消化不良、心脏病和胸痛的药，他们通过尸检和解剖改进手术技艺。医生们有专业分工，有眼科医生、妇科医生和牙科医生等。
在一幅壁画中画着这样一幅图画，描绘医生圣潘托里蒙生活中的场景，他手握十字架和药箱，这两样东西象征他用奇方治愈病人的能力。
还有的壁画中画着一些器具，这是用来测量给病人放血量的，这是拜占廷常见的医疗程序。上面的两个机械师记录血流入下边盆中的高度。这种计量器是由阿拉伯人发明的，他们被尊为医学权威，他们的医学方法全欧洲都在研究。
在一幅画中画着两位医生用绳子吊着病人沿着梯子阶梯上下拉动，希望这种牵引和按摩能治好他的脊椎错位。
在10世纪拜占廷医学课本上的插图配有说明，解释怎样包扎头部。
拜占廷的天文历法
天文
在拜占廷最具盛名的天文学家是4世纪下半期拜占廷数学、天文学家塞奥（？～380年），他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著名的大学者，曾注释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并对这部古典天文学的集大成著作的后半部进行补充。他还在仔细研究托氏理论的基础上，准确计算出364年两度发生的日食和月食。
为了计算天体运动，塞奥整理注释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著作，使这些极富价值的作品得以保存，它后来成为伊斯兰学者转译为阿拉伯文的古典几何学珍贵文本的主要依据。塞奥能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尊崇，还在于他培养了-大批学者，其中包括他的女儿海帕提娅，她被认为是拜占廷历史上最出名的女学者。
在天文学领域，拜占廷人仍视2世纪的亚历山大天文学家托勒密的理论为最高权威，其“地心说”仍然在拜占廷学术界流行。他们十分重视古代希腊罗马的天文知识，注重学习古典天文学理论。
自4世纪以后，拜占廷人翻译注释了许多古代天文学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晚期罗马帝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帕珀斯（？～320年）的《天文学大全注释》，该书依据托勒密（130～175年）天文学理论分析天体运行，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320年10月18日的日环食。如同在古希腊也出现过“日心说”一样，拜占廷学者也对托氏理论提出挑战，但托勒密的理论并未被推翻。对于日环食现象，拜占廷天文学家进行了正确的说明，他们还基本正确地解释了闪电雷鸣与暴风雨的关系，但是，对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还没能有科学的解释，而常常将这些现象解释为来自上天的警告和对人类罪孽的惩罚。
拜占廷天文学的发展是从对包括托勒密在内的古代天文学家著作进行翻译注释开始的。令人费解的是，拜占廷人在翻译古代天文学作品时特别关注方法而不重视理论，特别注意研究星图和观测工具，而缺乏对天象生成道理的探讨。托勒密的地心说宇宙体系论和以所谓均轮及本轮圆周运动解释天体运动的理论，对拜占廷人来说既显得深奥难懂，难以理解，又没有实用价值，因此并未引起拜占廷的重视，反而遭到他们的轻视。而托勒密所绘制的星图却受到拜占廷人格外的青睐，拜占廷天文学家塞奥在翻译托氏著作时专门为该星图撰写大、小《注释》两部书。许多拜占廷天文学家也非常喜欢绘制星图，以至于今天拜占廷学家们仍然为拜占廷时代保留的大量星图感到惊异。除了星图外，太阳运行图、星辰目录等也非常受欢迎，它们的作者既有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也有古代波斯或两河流域的居民。
拜占廷形形色色的天体运行图和星图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是计算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准确日期以及确定日常生活的计时标准，从而完善拜占廷历法体系。拜占廷人根据太阳运行图和月亮周期表，制定了太阴历和太阳历结合的532年大历法周期，他们还根据日晷记录分割白昼，根据星表记录分割夜晚，将每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太阳升起时为第一时辰，依此类推。为了计算更小的时间单位，拜占廷人使用日晷和滴漏设置，将每个时辰划分为5份，又将每份划分为4秒，再分每秒为12瞬间。通常，他们按罗马人的传统，将每昼夜1/3的时间作为夜晚，其他2/3作为白天。
由于拜占廷人重视观测，所以拜占廷帝国时代天文观测工具发展迅速，诸如子午环、回归线仪、浑天仪、地座仪、星位仪等古代天文书籍中记载的工具全都被智慧的拜占廷人复制。其中的星盘是用来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公元前3世纪即被古希腊人发明，拜占廷人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工具，现存的拜占廷星盘是由带有精细刻度的圆盘和可以旋转的观测管两部分组成，观测管与圆盘中心相联，类似于近代出现的六分仪。这些天文观测工具帮助拜占廷人绘制出许多星图，并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数百年间的多种基督教节日。
在拜占廷占星术受到格外的重视，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通过观测星体之间的位置预测未来或解释过去。拜占廷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完善了星占学体系。他们通过大量实际观测，补充古代遗留下来的星图，使黄道十二宫的星位更加准确，更易于理解。
拜占廷人在古代星命术、择时占星术和决疑占星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总体占星术，也称政治占星术，使这4种占星术在细节上更加完善，并将它们统一成一个体系，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人们对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感到不解时，可以通过其出生年月日时和某行星所在黄道十二宫的位置作出预测，即所谓星命术；当人们在进行诸如作战、手术等重要行动之前感到疑惑而犹豫不决时，可以根据天文观测确定最佳时间，即确定黄道吉日，这称为择时占星术；决疑占星术则指根据求签算卦者的提问，对比天文观测和占星天宫图作出解答；而那些涉及社稷民生和国家大计，预测人类未来的占星术在拜占廷帝国受到特别的重视，其占星过程和手段则更为复杂。
拜占廷历法也根据占星术的结论确定了许多忌日和吉日。而基督教教会天文学家也从圣经中为占星术找到了理论根据，使古典时代产生的这一古老预言方法在笃信基督教的拜占廷社会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拜占廷天文学还融合了其他民族天文历法的因素。拜占廷人为了完善其历法体系，不仅吸收古典希腊罗马的“异教”知识，而且也不再坚持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区别，忽视宗教争议，大胆利用萨珊波斯和阿拉伯伊斯兰天文历法。
历法
拜占廷帝国是中世纪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历法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历法基础上，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形成具有重要特点的独立历法体系。
拜占廷人将每年分为4季，将每季分为3个月，一般将每月分为4周，将每周分为7日，将每天分为12时辰。每周以周日为头一天，称周一为“第二日”，以此类推。
由于拜占廷历法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历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从基督教角度看，这样的历法被认定为异教历法。
拜占廷人十分重视历史记述，由此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历史资料的绝对年代却难以判断，因为早期拜占廷作家并不采用全通用的纪年法，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拜占廷史料中纪年方法也不同，以上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整个帝国内部缺乏为大家共同认可和使用的统一的纪年法。如4世纪的埃及土地契约中使用“第二个税收年的第某年”表明年代，查士了尼的《法学总论》序言落款年代则记为“查士丁尼皇帝第三执政官期间”，等等。这种情况在拜占廷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9～10世纪才出现类似于我国古代史书中通用的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法。
拜占廷帝国早期的历法主要是以罗马历法为依据，罗马历法形成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据考证，它与罗马城初创者罗穆洛斯（公元前8世纪）结合古希腊人的历法制定而成的罗马古历法并不相同，它是以月亮运动为天文依据的太阳历，每年比实际回归年少10余天，这样一来至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古历法已经变得十分混乱，无法规范罗马人的社会生活。形势所迫，恺撒（前102～前44年）遂邀请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索西耶内斯主持历法修订，以太阳运动为依据制定太阳历，并取消罗马古历。新历法以凯撒姓氏命名为儒略历，分一年365天为12个月，并采取闰年增时措施，以克服计时的微小误差。
早期拜占廷人以儒略历为计时依据，实行“税收年纪年法”。所谓“税收年”是指国家向民众征收捐税的时间，最初是由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确定的，他为了保持国家税收数量的相对稳定，立法规定每5年调整一次税收量，以收获季节的9月为岁首。后来，拜占廷帝国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又将5年一度的调整期改为15年。
在拜占廷帝国早期，无论在正式的官方文件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税收年”都被用来纪年。由于每个税收年周期为15年，因此在计算某个税收年的具体年份相当于绝对年代时，应采用“税收年周×154 税收年4 312”的公式，反之在计算某一绝对年份相对应的税收年时，应使用“（绝对年份-312 3）÷15”的公式，能够除尽的为税收年周的首年，不能除尽的，其余数即为具体税收年份。
与税收年纪年法同时被使用的还有“执政官”、“皇帝年号”、“名祖”等多种纪年方法。前两种方法大多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担任皇帝或执政官的年份，而后者大多为拜占廷帝国古代作家为记述方便，虚构出来的先祖或神的名字，用以标志年份。按照早期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传统，每年罗马人应选举执政官，任期一年。到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时期，执政官已经失去原有的管理职能，已无实权，但仍保留其荣誉头衔意义，并由民众选举变为皇帝任命。由于其每年变更的特点使它具有标志年代的功能，许多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作家便以某位执政官注明其描写事件的年份。
皇帝的年号在拜占廷历法纪年体系中的作用和执政官纪年大体相似。在采用这类纪年法计算绝对年代时，应注意参照有关的史料确定文献中提到的执政官被任命或皇帝在位的准确年份。皇帝年号纪年法比执政官纪年法更可靠，因为在注重政治事件记载的拜占廷帝国史料中，可资借鉴的旁证更多，用起来就更为可靠。历史的沿续也说明了这一点，执政官纪年法仅使用到7世纪初，而戴克里先纪年法持续使用到13世纪。
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在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地方政治中心还存在一些地方性纪年法，除了埃及地区流行的税收年纪年法外，在西亚的叙利亚地区还流行“安条克纪年法”。安条克纪年法于公元前49年10月1日算起，可能是为纪念恺撒视察该城市而设立，于公元前47年正式被采用。直到公元5世纪中期，安条克纪年的岁首才改为9月1日，为的是与中央政府颁布的历法保持一致，该纪年法至7世纪中期阿拉伯军队占领叙利亚以后逐渐停止使用。除了上述主要地方性历法外，还存在以大区长官或朝廷重臣命名的纪年，它们大多通行于某官员任职或出生地区，没有普遍性，但是，我们在涉及这类史料提及的年代时，还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拜占廷纪年法
早期拜占廷历法由于受古希腊罗马天文历法的巨大影响，带有明显的世俗色彩，被基督教称为“异教历法”。然而，随着基督教思想在拜占廷帝国的传播，拜占廷历法逐渐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宗教性，笃信基督的拜占廷人极力准确地掌握“上帝的时间表”。
拜占廷帝国时期，基督教神学思想与古典天文历法相结合，形成了以基督教思想为核心、以古典历法为手段的新型历法。基督教在拜占廷帝国时代，其正统神学和教义逐步形成，在拜占廷皇帝的直接参与主持下，完善了其思想体系，成为在拜占廷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人们开始用基督教神学理论解释天文历法问题，反过来又用古典天文历法知识为基督教服务，尤其注意利用历法计算宗教节日。
“复活节纪年法”源自教会天文学家编制每年一度的复活节表。复活节确定在3月2日至4月25之间，按照拜占廷教会传统，每年春分节当天或节后一周遇有满月，则其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为纪念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节日，如果满月恰好出现在周日，则复活节顺延一周。
为了推算出复活节的准确日期，拜占廷人做了很大努力，他们恢复古代天文学，加强天象观测，绘制星图。他们注意整理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天文学著作，制作用于观测天体的星盘，并计算赤道和黄道的夹角，确定月亮运行的轨道等等。显然拜占廷人在发展拜占廷星占学的同时，为基督教历法发展提供了天文学依据。
笃信基督的拜占廷人以基督教基本教义解释计时含义，他们认为所谓“时间”是指发生某些事件的时段，他们的计时体系是以昼夜和四季等自然变化的现象为主要依据，同时以对天体运动的观测为参考。拜占廷人在如何解释计时单位时，特别强调基督教思想。他们虽然按照自然和天文变化确定了天、月、季节和年等时间单位，但是他们却以上帝创世和基督降生来解释其纪年方法的由来。他们还特别注意以圣经中关于上帝创世的故事为依据，完善了每7日为安息日的礼拜计时方法，并沿用至今。在9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流行的所有纪年方法中，以基督教历法发展最快，逐渐取代了古典历法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亚历山大纪年法”，“创世纪年法”、“基督降生纪年法”等等，最终形成了“拜占廷纪年法”。
拜占廷帝国多种纪年法混用的情况使9世纪以前的历史作家在使用古代文献时遇到极大的困难，他们常常为准确判断某个历史事件的年代而翻阅大量资料，即便如此，错误仍然会出现，就连当时最博学的作家塞奥发尼（Theophanis，752～818年）在使用7～8世纪的文献时也因纪年法混杂而出现了确定年代的错误。因此制定统一的历法纪年体系是中期拜占廷帝国知识界的迫在眉捷的事情，所以“拜占廷纪年法”应运而生，并成为此后占主导地位的历法。
“拜占廷纪年法”是严格按照《旧约·创世纪》的内容计算出来的，确定上帝于公元前5508年3月21日创造世界，因此这一天为拜占廷纪年的开端。
“拜占廷纪年法”还以复活节周期为主要依据，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误差。拜占廷天文学家根据观测，确定以月亮运行为依据的太阳年周期为19年235个月，其中设置7个闰月，分布在第三、六、八、十一、十四、十七和十九年；又确定以太阳运行为依据的太阳年周期为28年，而后将太阴、太阳两周期相乘，得出532年的复活节大周期。事实上，设置这一大周期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其岁首月龄的办法以达到调整拜占廷历法在数百年间使用中出现的误差。“拜占廷纪年法”从9世纪以后成为拜占廷帝国通用的历法，直到15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灭亡以后，还被东正教教会采用。
拜占廷人为了更准确地计时，还注意吸收其他历法的优点，调整拜占廷历法的不足。他们一改以往的传统，在历法问题上并不在乎借鉴对象属于何种宗教，也不太关心使用对象来自哪个民族，只要它有可取之处就会改头换面加以利用，以丰富和完善计时体系。
拜占廷历法在中古地中海和欧洲文化发展进程中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它对周边各民族，特别是对东欧斯拉夫各民族和东正教世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