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胡曾咏史绝句的艺术性不甚高，故为历代诗论家所贬抑。但是，胡曾咏史绝句却在蒙学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其价值正应了古语所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胡曾《咏史诗》在古代有多种注本和刻本，均与蒙学有关，在五代、宋时即成为儿童读物，至元、明时已被用作训蒙课本，流传甚广。但今人在研究、介绍古代蒙学及其教材时，多未论及胡曾《咏史诗》。如瞿菊农先生《中国古代蒙养教材》一文，从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三个发展阶段和五种类型两方面介绍了许多蒙学教材的编撰、发展、形式、内容及特色，却未涉及胡曾《咏史诗》。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又如李国钧先生《明清蒙学教育述评》一文也未提及：“当时蒙学中采用的诗歌课本，多是《千家诗》、《神童诗》等。”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1期。另外，熊承涤先生在《明代的蒙学教材》一文中列举论述明代蒙学所用教材甚详，达十几种之多，惟一不及胡曾《咏史诗》。见《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11期。所以，有必要对胡曾《咏史诗》在古代蒙学史上的地位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
唐代是诗的国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入诗，而以诗歌的形式创作蒙学作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自初唐始，这类作品不断涌现，如李峤《杂咏》、李翰《蒙求》、佚名《古贤集》、赵嘏《读史编年诗》、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陆元皓《咏刘子》等等，分别参看张晨《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咏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学的关系》，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全唐诗》卷八八一；韩建瓴《敦煌写本＜古贤集＞研究》，见《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形成时代风气。
唐朝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史官文化，且有所发扬光大，这从科举考试的一个侧面就能反映出来，如设立三传科——《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明“史官之旧章”，又因《史记》、《汉书》、《后汉书》史籍有社会教化功能，“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设立三史科。《唐会要》卷七六《三传》、《三史》条。唐代科举最重要的是进士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乃“时务策”，其试题往往与借古论今、以史为鉴有关，这就要求考生具备良好的史学素养，方能做到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因此，唐人从小就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张九龄谓其“弱岁读群史”，李适谓其“昔予读旧史，遍睹汉世君。”《全唐诗》卷四七、卷七。即见一斑。
胡曾咏史绝句一百五十首，而咏东汉之前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占据多数，有一百二十首。由此可见，胡曾《咏史诗》就是当时这两种文化潮流交叉影响的产物。
然而，古人在评论胡曾《咏史诗》时，很少注意其作为训蒙作品所应具有的特点，而是从艺术创作及欣赏的角度进行评说，于是，大多以所谓浅俗而加以贬抑。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二《刘元济诗》条云：“……胡曾之徒，鄙猥俚贱，优人羞道者，乃有集行世。”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史诗勿轻作……若胡曾百篇一律，但抚景感慨而已。”清人毛先舒《诗辩坻》卷三《杂论》云：“近体咏史自不能佳，胡曾百首，竟坠尘溷。”王士《带经堂诗话》卷四《总集门·删订类二》云：“七言如孙元晏、胡曾之《咏史》，曹唐之《游仙》，读之辄作呕哕。”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云：“胡曾《咏史》绝句，俗下令人不耐读。”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七言凡例》云：“……胡曾《咏史》诸篇，轻佻浅鄙……不识何以流传至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似乎胡曾咏史绝句，浊恶已不成诗。然而，世事往往出人意表，正是诗论家所讥斥的浅显通俗，点出了胡曾《咏史诗》在蒙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缘由。
胡曾创作咏史绝句，为何要以通俗浅白为旨归呢？其实是有意而为之。胡曾在序言中写道：“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观乎汉（魏才）子，晋宋诗人，佳句名篇，虽则妙绝，而发言指要，亦已疏。齐代既失轨范，梁朝（文）[又]加穿凿，八病兴而六义坏，声律隽（而风）雅崩，良不能也。”玩味其意，说得很清楚，尽管汉魏晋宋有“妙绝”的“佳句名篇”，虽然齐梁讲究“八病”、“声律”，诗歌的艺术性很高，可都缺少美刺功能，不切实用。案汉魏六朝诗歌的艺术水平，绝非胡曾咏史绝句所及，他也很清楚，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但何以还要悉数批评一通？这里实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即人们自小诵读诗歌，应从中得到美刺教育，前代“佳句名篇”缺少此种教育功能，虽然艺术性高，却不适合儿童读，而他正是要“裨补”于此，遂以浅俗之笔赋为咏史绝句，“庶几与大雅相近”。其实，清代已有个别诗论家在不自觉中认识到此点：“旧见胡曾集一卷，皆咏史诗，浅直可厌，遂屏而不录。后读《才调集》所载，顾有可观者，如《塞下曲》‘晓侵雉堞乌先觉，春入关山雁独知’；《赠渔者》‘往来南越谙鲛室，生长东吴识蜃楼’；《独不见》曰‘窗残夜月人何处？帘卷春风燕复来’，俱佳句也。《安定集》中必尚有佳者，惜未之见。”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胡曾》条。案所举三首诗，全篇已收入《全唐诗》卷六四七，而《安定集》十卷则已久佚。细读三诗，格调显与《咏史诗》不侔。一人笔下，格调大异，何以如此？其中缘由，就是胡曾把童子作为读者对象来进行创作，当然是以通俗为好。亦可参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三《初步的读写训练》（二）《读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此外，胡曾专门将咏史绝句结集另行，不与正集——《安定集》合编，显然在主观意识上有所区别，一视为俗品，一视为雅作，泾渭分明。
胡曾为方便蒙童掌握基本历史知识而创作的《咏史诗》，词语通俗，韵律流畅，形象而概括地描写了众多史事，比起史传原文，显然易诵易记。这一点未能为多数诗论家所注意，故在评论时往往失之苛刻。无独有偶，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著录李翰《蒙求》时也讥评说：“本无义例，信手肆意，杂袭成章，取其韵语，易于训诵而已。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事有甚不可晓者。”
由于胡曾咏史绝句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可诱人兴趣，又词意浅显，容易背诵，故而一经问世，便在蒙童间广为习诵，并有晚唐人陈盖、米崇吉以浅白的语言为之作注作评。《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影宋抄本《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胡曾传》。米氏在《续序》一开头就说：“余闻玉就琢而成器，人从学以方知，是乃‘车胤聚萤，孙康映雪’。”这两句引自唐人李翰编的著名蒙学书——《蒙求》。随后即说自己对胡曾《咏史诗》是“自岁以来，备尝讽诵”。显然是把胡曾《咏史诗》当作蒙学书来读。又据史载：“[张]昭始七岁，能诵古乐府、咏史诗百余篇……后又尽得十三代史，五七年间，能驰骋上下数千百年事……开宝五年，卒，年七十九。”《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知张昭生于唐昭宗乾宁元年，“七岁”时为昭宗光化三年，则其“能诵”咏史诗是在唐末。张政先生认为“其所诵咏史诗疑是胡曾之作”。《讲史与咏史诗》四《胡曾咏史诗》。虽不必遽断张昭所诵咏史诗就全是胡曾之作，但至少有他的咏史绝句在内则无疑。张昭幼读胡曾咏史诗，引发研究历史的兴趣，终成一代史学大家。《唐诗纪事》卷七一《胡曾》条云：“王衍五年，宴饮无度……内侍宋光溥咏[胡]曾诗曰：‘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衍怒罢宴。”案王衍即五代前蜀后主，内侍宋光溥所咏之诗即胡曾《咏史诗》中的《姑苏台》。作为宦官，宋氏能在宴会上随口吟诵胡曾咏史绝句以讽谏，当然是在年少启蒙时熟读之故。合此三条材料观之，胡曾《咏史诗》在唐末五代已成为少儿读物。
宋代仍继承着史官文化的传统，科举考试也设有历史科目，尤其是学校把史学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来教授和学习，这只要看看三份课程表即可明了。据宋仁宗至和元年所立《京兆府小学规》碑文，其时将学生分为三等，并规定每天的功课，第一等每天要“看史传三五纸”，第二等每天要“记故事一件”。《金石萃编》卷一三四。又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举士》记载，大教育家朱熹曾建议把学校的教学内容分为“经、子、史、时务”等几项，并按年限时段来教授、测试，“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又据《景定建康志》卷二九《儒学志·置书院》：“……一、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薄。一、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案“景定”为宋理宗年号。如此多的因素和条件，无疑为学子们营造出积极读史的氛围，而咏史绝句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学童来说，则无疑是初步掌握历史知识的最好读物。诚如张政先生所指出的：“宋代乡校盛行咏史”，《讲史与咏史诗》九《咏经子》。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胡曾《咏史诗》的陈、米注评本不仅在宋代有刊印，今传世影宋抄本《新雕注胡曾咏史诗》的底本就是，而且还有人重新以蒙学的角度进行注释并刊印行世。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别集类一胡曾《咏史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这也足以说明胡曾《咏史诗》是当时社会上一种很流行的儿童读物。
在元、明时期的童蒙教育中，胡曾《咏史诗》所起的作用更是有增无减，课上课下必学，校内校外必读，广为传诵，盛况空前。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胡曾传》说：“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传诵”。黄缙《徐见心先生史咏后序》说：“唐之诗人，间有兴怀陈迹，章联句续，至于累百……以资儿童之口耳”。徐钧《史咏诗集》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宛委别藏》本，1981年。明人程敏政《咏史绝句序》说“胡江东（曾）有《咏史》绝句，则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题纪要，殆庶几矣……余家居，见塾师以小诗训童子，乃首以市本无稽韵语”。《篁墩文集》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本。案张政先生考曰：“此云‘胡江东’殊误，罗隐自号‘江东生’，胡曾无江东之称，然其所指必即胡曾咏史……”（《讲史与咏史诗》）四《胡曾咏史诗》）甚是。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胡曾咏史》条说：“……近日儿童村学教以胡曾《咏史诗》”。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说：“……胡曾《咏史》一派，直堪为塾师放晚学之资。”案黄序中的“唐之诗人”，指大规模制作咏史组诗的胡曾等，程序中的“胡江东”指胡曾。由诸多文献的记述，足以得到胡曾《咏史诗》在当时盛行于蒙塾的消息。
胡曾《咏史诗》至迟在元代即成为训蒙课本，此可以《咏史诗》与另两部蒙学教材——《千字文》、《蒙求》合刻为一书而证明之。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附小学类著录，元代刻本《释文三注》十卷，包括《蒙求》、胡曾《咏史诗》、《千字文》三种。又今人傅增湘先生《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小学类著录：“《千字文》一卷，《蒙求》一卷，胡曾《咏史诗》一卷。元刊本，三种同式”。据日人涩江全善《经籍访古志》卷六别集类著录，三书的全称分别为：《新板增广附音释文千字文注》、《新板增广附音释文胡曾诗注》、《附音增广注蒙求》，故简称《释文三注》。盖此三书的读者对象相同，皆作为蒙学教材来使用，又图省便，故合编刻印。
这个合刻本，在明代因为用作蒙学教材而刻印得更多。明代刻书有所谓内府本，即由内宫司礼监宦官主持刻印的书籍。据大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经书纪略》所载“现今有板”之书：“《释文三注》：《千字文》，七十一叶；《胡曾诗》，九十九叶；《蒙求》，一百四十四叶。”案《胡曾诗》即指胡曾《咏史诗》。明人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一一盈字号第六厨书目类著录有《释文三注》两部。梅《南志经籍考》下篇《梓刻本末》杂书类著录：“《释文三注》十卷。”晁《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类书著录有内府刻本《释文三注》，又有杭州刻本《释文三注》。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著录有内府刊本《释文三注》，又著录有南京国子监刊本《释文三注》，又著录有陕西平凉府刊本《释文三注》。不择南北地域，不分公私官商，都来刻印此书，惟有被普遍用作训蒙课本，方能得此盛况。
胡曾《咏史诗》作为训蒙课本，不仅盛行于中土，影响所及也达于东瀛。据《经籍访古志》卷六别集类著录：“《新板增广附音释文胡曾诗注》一卷……板式雅古，绝与旧板《注千字文》、《古注蒙求》类，即三书合刻者。”又张政先生研究指出：“此书盛行于日本，如《经籍访古志》、《成箦堂善本书目》、《高木文库古活字板目录》等书目中著录颇夥，有古抄本、古刊本、古活字本等。常与《注千字文》、《蒙求》或《蒙求集注》合刊，称为《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盖三者皆训蒙之书，性质相近，故合刻之。”《讲史与咏史诗》四《胡曾咏史诗》。
从以上勾稽的材料及论证来看，自唐五代而历两宋以迄元明，胡曾《咏史诗》与蒙学的关系日见密切。论者在找寻形成这种关系的缘由时，一般从通俗性上着眼，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晚唐咏史组诗以浅白通俗为风格的，不只胡曾一家。何以单单挑选胡曾《咏史诗》为训蒙课本呢？这无疑有着重要的内在因素，即胡曾《咏史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都表现出适合作为蒙学教材的价值和魅力。
首先，胡曾《咏史诗》名为咏史，实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尽粘着严格的史事。如《不周山》、《涿鹿》、《洞庭》、《瑶池》、《成都》、《葛陂》等诗咏虚无缥缈的人和事，神话色彩浓厚。可举《不周山》一诗为例：
共工争帝力穷秋，因此捐生触不周。
遂使世间多感客，至今哀怨水东流。
又如《望夫石》、《金义岭》、《凤凰台》、《黄河》、《延平津》、《武陵溪》等诗咏民间故事，生动曲折，光怪离奇。可举《黄河》一诗为例：
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
再如《叶县》、《金牛驿》、《濮水》、《东海》、《大泽》等诗咏历史传说及寓言，虚实参半，寓庄于谐。可举《叶县》一诗为例：
叶公丘墓已尘埃，云矗崇墉亦半摧。
借问往年龙见日，几多风雨送将来？
这些内容都能迎合儿童好奇的心理，适应他们活泼的天性，蒙师正可因势利导，以启发学习的兴趣。朱熹主张用历史故事教育儿童，用意就是要引起他们学习的乐趣，以便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而胡曾咏史绝句也正具备这一教育功能的优点。另外，胡曾《咏史诗》中还有大量的篇章是写实性的，这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又具备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的美刺功能，“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胡曾《咏史诗》自序。可以使儿童自小得知历史上的忠奸善恶，树立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观。再加上以地名为题，儿童从中可了解一些地理常识。可见，胡曾咏史之作在内容上具有多样化、全面性的特点，集知识性、社会性、故事性、趣味性于一体，非常适合儿童阅读吟诵。
其次，胡曾《咏史诗》在语言表达上的浅白直观性，使蒙师易于讲解，让学童易于理解，当然愿意用作课本。如《赤壁》诗：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
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对比杜牧的千古绝唱《赤壁》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就构思精巧、韵味隽永、寓意深刻等艺术角度而言，胡诗绝不能望其项背。但是，杜诗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抽象性，含蓄蕴藉，这对于有着较高文化及阅历的成人来说，自无障碍，但初学童子又怎么理解捉二乔锁入铜雀，东吴就是国破家亡？反过来，胡诗语浅意直，略无兴寄，成人读来味同嚼蜡，而对儿童来说，却易读易解，比较合适。再如《汴水》诗：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对比李商隐的名篇佳作《隋宫》：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胡诗直言亡国，略无余韵，李诗不言亡国，而在气韵袅袅之中寄寓国破，“一精一粗，一浅一深，其艺术水准相去甚远。”莫砺锋《论晚唐的咏史组诗》。但正是这一浅一深之别，使之各得其所，儿童宜读胡诗，成人宜读李诗。程敏政《咏史绝句》是专为儿童选的读本，序云：“《诗》美刺与《春秋》褒贬，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词人遂有以诗咏史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绝古今，号诗史，第其所识者皆唐事，且多长篇，读者未能遽了……盖有一事而史更数十百言记之不足，诗以二十八字发之有余者，徐考之，亦不独可教童子也。观者讽咏，而有得于美刺褒贬之间，感于善，创于恶，其于经学世教，岂不小有所益哉。”可见，多家之诗虽好，未必适于训蒙，咏史绝句虽俗，颇可教于童子。
再次，胡曾咏史绝句，往往结合历史陈迹与地貌、景物来描写，略去对具体史事的周详叙述，增加抒情意味。较之专写史事而大发议论的咏史作品，要灵活得多，读来有亲临其境之感，易为学童接受。如《孟津》：
秋风飒飒孟津头，立马沙边看水流。
见说武王东渡日，戎衣曾此叱阳侯。
秋风飒飒，水流不息，由眼前的风景、地理唤起对当年武王东渡孟津时厉叱阳侯情景的沉思。又如《渭滨》：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钩。
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
渭水两岸，野草青青，面对姜子牙垂钓过的水滨，使人想象着他如不遇文王就几乎要对着夕阳叹白头的景象。再如《章华台》：
茫茫春草没章华，因笑灵王昔好奢。
台土未干箫管绝，可怜身死野人家。
春草年年复生，茫茫无际，而章华高台，掩没其间，联想当年楚灵王筑台享乐，最终落得个枉费心机，饿死民家，贻笑后世，令人深思。复如《荆山》：
抱玉岩前桂叶稠，碧溪寒水至今流。
空山落日猿声叫，疑是荆人哭未休。
前三句全是写景，后一句轻轻一点主题，原来当年因世人不识货而被刖足的卞和，就是在此环境下抱着璞玉痛哭不已。还如《摩笄山》：
春草绵绵岱日低，山边立马看摩笄。
黄莺也解追前事，来向夫人死处啼。
以拟人化手法写黄莺在为代王夫人的惨死而悲啼，则人之悲情，将若之何！
复次，胡曾咏史之作虽语意浅显，而遣词还是讲究的，在多达二十四首诗中用了叠音词，又常用叠韵词，使音节浏亮，节奏感强，读来上口，容易背诵。尤其是声律，和谐流畅，吟来悦耳。兹举三首为例，以见一斑。
赤壁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平平仄仄平平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乌江
平仄平平仄仄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乌江耻向东吴再起兵。
汴水
平仄平平仄仄 平平平平仄仄平平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仄平仄仄仄平 仄平仄平平平仄平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都很合于格律。而在用韵上，多为诗人们常用的韵字，便于学童模仿作诗。即使偶尔使用少见的韵字，也很自然，如《沙丘》的后二句：“堪笑沙丘才过处，銮舆风过鲍鱼腥。”案“腥”字很少用在韵脚，但这里用得灵活自如，并无凑韵之感。又如《洞庭》的前二句：“五月扁舟过洞庭，鱼龙吹浪水云腥。”尽管诗论家认为“诗韵罕用‘腥’字”，但仍评为“造句尽佳”之作。谢榛《四溟诗话》卷四。故对儿童来说，既无妨于学习，还提供了范本。
凡此种种，都能说明胡曾是充分掌握儿童记忆力和模仿性较强、理解力较弱的特点，从写作技巧上有针对性地创作了这部优秀的训蒙作品，自然成为受欢迎的少儿读物，由唐迄明，一代又一代的儿童从中得益受惠，故在蒙学史上，诚可谓之厥功丰伟，不可磨灭。
（七）胡曾《咏史诗》与历史小说
演说故事的艺术活动，古人称为说话。而说话艺术，早在唐代已较发达。据《高力士外传》记载：“每日，上皇（唐玄宗）与高公（高力士）亲看扫除庭院，芟草木，或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又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有句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曰：“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全唐诗》卷四〇五。上层社会尚且如此，则民间的说话活动，当更繁夥。如李商隐《骄儿诗》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全唐诗》卷五四一。可见民间有演说三国故事的。
说话艺术发展到宋元时期，更趋繁荣，臻于成熟。由于听众人数增多，听众兴趣多样，说话艺人也随之向专业化发展，以故事题材的不同而分出家数，各擅胜场。据《梦粱录》卷二〇《小说讲经史》记载：“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即小说、谈经、说参请、讲史。这与《都城纪胜》所记四家略异，当代学界亦未论定。但不管说话分为哪四家，其中总有讲史一家，则是学界确切不移的共识。《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元话本》，《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章《说话的家数》，《宋元话本》第二节《宋元的话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六编第一章第一节《说话艺术》。而且还是重要的一家，仅《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所记南宋杭州的专业讲史艺人就有二十六位之多。将说话艺人口头演说的故事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即为话本，在唐代已有，如敦煌遗书《庐山远公话》等。而讲史话本至迟在宋初即已产生，如敦煌遗书有一份演说隋朝大将韩擒虎伐陈故事的卷子，末尾有抄写者题记“画（话）本既终”之语，《敦煌变文校注》卷二。故今人拟题为《韩擒虎话本》。现存宋元人的讲史话本，又多称为“平话”，“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六编第一章第三节《讲史话本》。正是在这些平话中，每当故事情节叙说到关节处，就引胡曾咏史之作为证，似乎与讲史话本结下不解之缘。兹以钟兆华整理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为据，举凡所引冠名胡曾作的咏史绝句均表列于下，虽未冠胡曾之名而实为其作者亦列出。
平话卷次引诗
（为省篇幅，只录首句）诗题（据影宋抄本）备说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卷中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积栗成尘竟不开……《钜桥》“栗”字误，原作“粟”。卷下又诗曰：
孤竹齐夷耻战争……《首阳山》此首未冠胡曾之名新刊全相平话
乐毅图齐七国
春秋后集卷上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坠叶潇潇九月天……《马陵》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北乘羸马到燕然……《黄金台》卷中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即墨门开纵火牛……《即墨》新刊全相平话
秦并六国卷上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汉祖西来秉白旄……《轵道》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诸国兵来要伐秦……今传各本胡曾
《咏史诗》均无
此诗，盖伪托之作。卷中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一旦秦王马角生……《易水》卷下后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一上高亭日正晡……《云云亭》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东巡玉辇委泉台……《东海》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嬴正鲸吞六合秋……《博浪沙》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祖舜宗尧致太平……《长城》后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年年游览不曾停……《沙丘》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举国贤良尽泪垂……《杀子谷》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白蛇初断路难通……《大泽》“难”字误，原作“人”。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上蔡东门狡兔肥……《上蔡》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路入高阳感郦生……《高阳》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一朝阎乐统郡凶……《咸阳》“郡”字误，原作“群”。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汉祖西来秉白旄……《轵道》诗曰：
义帝南迁路入郴……《郴县》此首未冠胡曾之名新刊全相平话
前汉书续集卷上后有胡曾诗二首为证：
可惜淮阴侯……实仅一首，五言八句。案《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文通奏曰：‘有诗为证。’诗曰：‘可惜淮阴侯……’”与此首同，可知是伪托之作。卷中有诗为证：
关东新破项王归……《长安》此首七言八句，前四
句即胡曾《长安》一
诗，后四句乃伪续。有胡曾诗一首为证：
四皓言饥食碧松……《四皓》卷下[文帝]见此营，作诗而咏
曰：文帝銮舆看北征……《细柳营》此首未冠胡曾之名，
文字略有改动。至治新刊全相
平话三国志卷中有诗为证：
三月襄阳绿草齐……《檀溪》此首未冠胡曾之名诗曰：
世乱英雄百战余……《南阳》此首未冠胡曾之名合计上表中的五种《全相平话》所列胡曾《咏史诗》，剔除伪作及重复所引，总二十三首，几占其咏史绝句一百五十首的六分之一，以数量而言，实为多多。再与其他诗人的作品仅被偶一引之的情形来对比，就更突出胡曾《咏史诗》在讲史话本中的份量。
《新刊宣和遗事·前集》首篇《历代君王荒淫之失》为全书引子，依据基本事实，概括描述历代君王贪色致祸，骄奢误国，并穿插胡曾咏史绝句四首：
……至纣无道，宠妲己，剖贤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国日久，传位至周幽王，宠褒姒之色，为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计取媚他，因向骊山上，把与诸侯为号的烽火烧起。诸侯皆道是幽王有难，举兵来救。及到幽王殿下，却无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后来贬了太子，废了申后。申（后）[侯]怒，会犬戎之兵来伐幽王，诸侯不来相救，遂丧其国。有诗为证，诗曰：
恃宠娇多得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
又楚国灵王宠嫔嫱之色，起章华之台，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于野人申亥之家。有诗为证，诗曰：
茫茫春草没章华，因笑灵王苦好奢。
台土未干箫管绝，可怜身死野人家。
后来陈后主也宠张丽华、孔贵嫔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国事，被隋兵所追，无处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虏。其国即亡。有诗为证，诗曰：
陈国机权未有涯，如何后主姿骄奢。
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吹玉树花。
当时有隋炀帝也无道，杀父，诛兄，奸妹，无所不至。宠萧妃之色，萧妃要看扬州景致，帝用麻胡为帅，起天下百（寓）[万]民夫，开一千（丹）[单]八百里汴河，从汴入淮，从淮直至扬州。役死人夫无数，死了相枕。复造龙凤船，使宫女牵之，两岸箫韶乐奏，闻百十里之远。更兼连岁灾蝗，饿死人遍地；盗贼蜂起，六十四处烟尘，一十八处擅改年号；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师百万，占了中原，炀帝全无顾念。被宇文化及造变江都，斩炀帝于吴公台下，隋国遂亡。有诗为证，诗曰：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这段文字如此密集地按史事时空顺序穿插胡曾《咏史诗》，在作者是引诗为证，以诗证史，以增强描写的真实性，而给读者的感觉未尝不是在串讲诗意，以史注诗，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此外，《醒世恒言》卷二四《隋炀帝逸游遭谴》引胡曾《汴水》一诗，《清平山堂话本》所收《欹枕集下·汉李广号飞将军》引胡曾《霸陵》一诗。二诗均被用于煞尾，有所演史事合乎诗旨，而并非虚妄之用意，故有论者谓：“此种讲史零篇虽视为专讲此二诗之讲语，殆无不可也。”《讲史与咏史诗》四《胡曾咏史诗》。不无道理。
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大兴，规模与体制都不同于讲史话本，但在文字叙述中穿插诗歌的形式则一仍旧贯，而且，引用最多的还是胡曾《咏史诗》。兹以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表列所引胡曾《咏史诗》于下，可窥一斑。
卷次回目引诗
（仅摘首句，以省篇幅）诗题（据影宋抄本）备说卷五祢衡裸体骂曹操胡曾诗曰：
黄祖才非长者俦……《江夏》卷六曹操官渡战袁绍有胡曾诗曰：
本初屈指定中华《官渡》关键词有改动，详参后文卷七玄德跃马跳檀溪胡曾先生诗曰：
三月襄阳绿草齐……《檀溪》卷八定三分亮出茅庐昔日文王夜梦非熊，往渭滨请姜子牙，同车载归，立成天下，后胡曾先生有诗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
汉光武曾三宣严子陵，
胡曾先生有诗曰：
七里清滩映石层……
今玄德三请孔明出茅庐，胡曾先生有诗曰：
乱世英雄百战余……
《渭滨》
《七里滩》
《南阳》此三首诗连引卷九诸葛亮智激孙权胡曾先生有诗曰：
古墓崔嵬约路岐……《田横墓》此首引在小说原文的夹注中卷十曹操败走华容道胡曾先生《咏史诗》曰：
烈焰西焚魏帝旗……《赤壁》卷一十八诸葛亮三擒孟获后胡曾先生有诗赞曰：
五月驱兵入不毛……《泸水》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胡曾先生诗曰：
蜀相西驱十万来……《五丈原》卷二十四羊祜病中荐杜预后胡曾先生有诗叹曰：
晓日登临感晋臣……《岘山》王计取石头城后胡曾先生有诗曰：
王戈发上流……《武昌》
合计十二首，为胡曾《咏史诗》的百分之八，仅一书所引即具《全相平话》五种之半，可谓后来居上。书中也引唐代其他诗人的咏史之作，如卷一引吕温《题阳人城》一首，卷八、卷一七、卷二一引杜甫《武侯庙》、《八阵图》、《蜀相》各一首，卷一〇引杜牧《赤壁》一首，卷一二引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的后四句，卷二十有“白乐天言先主能用孔明诗曰”云云，为七言律诗，今传白集无。又卷四有“罗隐有一绝句责玄德诗曰”云云，为七言绝句，今传罗集无。又卷一十三有“后陈子昂游川有诗曰”云云，为七言律诗，今传陈集无。又卷二十一有“唐贤元微之作孔明庙赞曰”云云，为五言律诗，今传元集无。案此数首诗，语无警策，句乏意韵，鄙俚浅俗，盖伪托之作无疑。就数量而言，较之胡诗，可谓甚少。
不过，到了清代，毛宗岗修订本《三国志演义》一出，则情形大变，所引胡曾《咏史诗》的数量大为减少。第二十三回引《江夏》，第三十回引《官渡》，第八十八回引《泸水》，第一百二十四回引《岘山》，仅有四首。而引唐代其他诗人的咏史之作则有杜甫《八阵图》、《咏怀古迹五首》之四，《蜀相》、《咏怀古迹五首》之五，分别见第八十四回、第八十五回、第一百五回（二首）；《论晚唐的咏史组诗》一文谓：“《三国演义》中引杜甫诗三首，分见第八十五回，第一百五回（二首）”。不确，少计第八十四回所引《八阵图》一首。又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第七章第二节谓“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蜀相》、《咏怀古迹》诸诗都被引录。”案《三国志通俗演义》并未引录《咏怀古迹》，而是《三国志演义》，今通称《三国演义》引录《咏怀古迹》之四、之五两首。杜牧《赤壁》，见第四十八回；吕温《刘郎浦》，见第五十五回；白居易《放言五言》之三后半，见第五十六回；李商隐《筹笔驿》，见第一百十八回；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见第一百二十回。相比之下，胡曾仍能与诗圣杜甫平分秋色，均为四首，而较之他人，则仍居上游。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胡曾的咏史之作，可谓已多，然而，仍有一部《西汉演义》要使其甘拜下风，所引多达十六首，为胡曾《咏史诗》的十分之一强。第七回引《长城》，第八回引《博浪沙》、《圯桥》，第九回引《杀子谷》，第十回引《大泽》，第十六回引《上蔡》，第十九回引《轵道》，第二十三回引《鸿门》，第二十八回引《金牛驿》，第三十二回引《郴县》，第四十七回引《废丘山》，第六十九回引《高阳》，第七十五回引《鸿沟》，第八十四回引《乌江》，第九十五回引《长安》，第九十七回引《四皓庙》。另外还有托名胡曾的伪作三首，见第五十四回，第六十九回（二首）。在这十六首诗中，除《金牛驿》一诗，余皆咏叹秦汉之际史事。而胡曾《咏史诗》中描写这数十年间历史事件、人物的作品总计二十九首，被引用的就有十五首，已过半数。
还有《封神演义》第八十回篇首即引胡曾《渭滨》一诗，第八十九回引《商郊》一诗，后二句改写，参见后文。
又《大唐秦王演义》第一回引胡曾《汴水》一诗。
又《说唐》第一回引胡曾《陈宫》一诗，略有异文。
至于《新列国志》所引，将在另文讨论。
另外，当胡曾《咏史诗》被引入讲史话本及历史演义小说时，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有的引胡曾《咏史诗》，文字上很忠实于原诗，但与情节描写不甚吻合；而有的引胡曾《咏史诗》，文字上虽有改动，却与故事内容高度一致。若仔细将这两种现象作个比较，即可显出小说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兹举《三国志平话》、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毛宗岗修订本《三国志演义》中一例，使用表格形式，以便对照观览。
胡曾《咏史诗》及注官渡本初屈指定中华，
官渡相持勒虎牙。
若使许攸财用足，
山河争得属曹家。
影宋抄本注：
《魏志》云：冀州袁绍，字本初，兵强而欲图天下，曹公拒之官渡。[袁绍]兵强粮壮，曹公兵弱粮少，曹公患之。绍下臣许攸多计，贪财而好色，不治。绍留逢纪佐其子知留后，而许攸[家]犯法，逢纪收许攸家产，攸奔曹公。公闻许攸至，乃倒屣绝食而迎之，抚其背：“子来，吾事（雠）[酬]矣。”曹公乃用许攸之计，绝袁绍后军辎重，绍军大败。绍乃愤恨而死，天下遂归曹氏，皆攸计也。案“攸”，影宋抄本均作“悠”，兹据《三国志》卷—《魏书·武帝纪》改。（续）胡曾《咏史诗》及注官渡《四库全书》本注：
《魏志》：袁绍字本初，折节下士，士多附之，领冀州牧。会太祖迎献帝都许，绍欲都鄄城，太祖拒之，绍怒。太祖还官渡。绍从事沮授曰：“北兵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急战，北利在缓搏。”绍不从，进逼官渡。绍为高橹，太祖为霹雳车大破之，尽焚其谷。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操成擒矣。”绍又不能用。于是，绍兵惊扰，大溃而渡河。又见《后汉书·袁绍传》。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官渡战袁绍却说曹操军粮将尽，急发使往许昌，教荀、任峻措办粮食，星夜火速解赴军前接济。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军抄掠，捉见谋士许攸。攸，字子远，南阳人也。为人多傲，酷嗜财帛。少时曾与曹操为友，此时攸在绍处为谋士。径取操书，来见袁绍。绍问有何事？攸曰：“曹操起军马，尽屯官渡，与我军相拒，许昌必然空虚，若分轻骑，星夜掩袭许昌，而许昌可拔也。则迎天子以讨曹操，操可擒也。如其未溃，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粮食已尽，正可乘时两路击之。”绍曰：“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谋也。”绍不听。攸顿首言曰：“今若不取，必为虏矣。”正劝绍举兵之际，忽有人自邺郡来，呈上审配书，先说运粮事，后尽皆攸在冀州时取受民间财物，滥令子侄辈多科税粮入己，尽皆收下狱中鞠问，俱皆招认明白。绍览毕大怒曰：“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也。吾知汝与曹阿瞒有旧，想是受他金帛，与他行计，啜赚吾军耶！本欲便斩汝首，反道吾不能容物，权且寄头在项。”大喝一声，乃退。许攸仰天长叹曰：“忠言逆耳，（续）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官渡战袁绍竖子不纳。吾子侄已遭审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欲拔剑自刎。左右夺剑而劝曰：“主人何故自死耶？袁绍非治世之人，不纳直言，久后必为曹操之擒。主既与曹公有旧，何不背暗投明，以避袁绍之害。”这两句言语，点醒许攸，来投曹操。单主袁绍合休。有胡曾诗曰：
本初屈指定中华，
官渡相持勒虎牙。
若是许攸财用足，
山河争得属曹家。毛宗岗修订本《三国志演义》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且说操军粮告竭，急发使往许昌教荀作速措办粮草，星夜解赴接济。使者赍书而往，行不上三十里，被袁军捉住，缚见谋士许攸。那许攸字子远，少时曾与曹操为友，此时却在袁绍处为谋士。当下搜得使者所赍曹操催粮书信，径来见绍曰：“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绍曰：“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攸曰：“今若不取，后将反受其害。”正话间，忽有使者自邺郡来，呈上审配书。书中先说运粮事；后言许攸在冀州时，尝滥受民间财物，且纵令子侄辈多科税，钱粮入己，今已收其子侄下狱矣。绍见书大怒曰：“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推出，今后不许相见！”许攸出，仰天叹曰：“忠言逆耳，竖子不足与谋！吾子侄已遭审配之害，吾何颜复见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剑自刎。左右夺剑劝曰：“公何轻生至此？（续）毛宗岗修订本《三国志演义》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袁绍不纳直言，后必为曹操之擒。公既与曹公有旧，何不弃暗投明？”只这两句言语，点醒许攸。于是许攸径投曹操。后人有诗叹曰：
本初豪气盖中华，
官渡相持枉叹嗟。
若使许攸谋见用，
山河争得属曹家。胡曾在《官渡》一诗中，主要咏叹袁绍因小失大，不满足许攸的贪财欲望，使其为曹操所用，招致官渡战败。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于许攸的嗜财性格，并未展开描写，仅一笔带过。把主要情节放在表现许攸作为智谋之士的一面，用浓墨重彩加以刻画。结果，袁绍不纳许攸良谋，却为曹操所用，招致官渡战败。但作者在引胡曾《官渡》一诗为证时，未能注意此诗与小说表现的重点已有所不同，仍旧照录，使二者不尽吻合。《三国志演义》的修订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便将所引《官渡》一诗略作修改。前二句的文字窜易，为第三句的改动做铺垫，以“若使许攸谋见用”易“若使许攸财用足”，一下子就与小说的情节高度统一起来了。从艺术角度讲，显出了修订本的优胜。《论晚唐的咏史组诗》注[29]谓：“两处（指《三国志演义》引胡曾《官渡》、《岘山》二诗）有异文十一字，当是所据本子不同，或《三国演义》作者有所改动。”案影宋抄本、《统签》本、《四库》本（源出明内府刻本）均同而无异文，可知《三国志演义》所引两诗“有异文十一字”，不是“所据本子不同”，而是如正文所论，乃修订本《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有所改动”。
再举一例，从改动胡曾咏史绝句看宋元明时期的历史小说由粗到细的演进。仍用表列之式，以便比观。
胡曾《咏史诗》及注郴县义帝南迁路入郴，
国亡身死乱山深。
不知埋恨穷泉后，
几度西陵片月沉。
影宋抄本注：
《汉书》云：昔秦始皇崩，天下乱，亡国诸侯子孙各复举兵。楚怀王兵强，乃遣刘、项二将分兵入秦，自约之曰：“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沛公先到，项王兵强，不伏为臣，二主相背，共立怀王义帝于江南。及刘指鸿沟中分天下，项王乃迁义帝于郴县而杀之。帝临死，恨项王不忍，为臣杀君。汉王闻义帝死，乃举哀，三军缟素，天下闻之，并皆归汉。
《四库全书》本注：
《前汉·高祖纪》：项羽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将皆曰：“羽为人剽悍，所过无不残灭，独沛公宽大长者。”遂遣沛公，约曰：“先入关者王之。”沛公既已定关中，羽大怒，使人报怀王。怀王曰：“如约。”羽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何以得专约？本定天下，诸将与籍也。”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使九江王[黥]布杀义帝于郴。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卷下正月，项羽入关，尊（准）[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立沛公为汉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徙赵王歇为（赵）[代]王，徙燕王广为辽东王，徙齐王市为胶东王，立郑昌为韩王。分封六国后，各罢兵就国。当年十月，项羽令人（捉）[促]义帝就国，密地令将军吴芮、（点）[黥]布等，伏兵江中，将义帝杀（续）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卷下了。诗曰：
义帝南迁路入郴，
国亡身死乱山深。
不知埋骨穷泉后，
几度西陵片月沉。案“郴”、“西”原误作“彬”、“酉”，盖以形近所致，兹据影宋抄本、《四库》本改正。西汉演义霸王江中杀义帝霸王知义帝不欲离彭城，大怒曰：“怀王乃民间竖子，我家所立，尊以为王，千载之奇遇矣。却乃偏使刘邦西行，意欲相为结好，以恩为仇，反有谋害之意。今为义帝，且又妄自尊大，若不剪除，必为后患！”遂使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潜于大江之中埋伏，却着范增、季布、桓楚、于英急催启行，待至大江，假以出迎，因而杀之，传布中外，只说义帝行到江中，遇风船覆淹死，以隐前情，庶免天下议论。霸王计较停当，传令分付四人，急在大江伺候……次日早发舟望大江而来。行至中流，有英布、吴芮、共敖，坐三只大船，鼓噪大进，顺风而下。三人立于船头，大呼曰：“臣三人奉项王命，来迎陛下。陛下所有玉符、金册留下，与臣等为执照。”义帝大骂曰：“尔等助纣为恶，不遵王化，当此大江中流之际，将兵阻行，甚非人臣之礼！”英布等各持利刃，将船急近龙舟，直身一跃，众士卒随即通过龙舟来。惊得舟中侍从，急欲藏躲。被英布等手起刃落，杀死数十人。或有望大江自尽者，或有船舱中藏躲者。帝见此光景，指西北大骂：“项籍逆贼！他（续）西汉演义霸王江中杀义帝日决遭横死！”遂撩衣望大江一跃而坠，逐浪翻波，不知所向。舟中有藏躲者，尽被英布等杀死。后有胡曾诗曰：
义帝南迁路入郴，
国亡身死大江深。
不知埋恨穷泉后，
几度西陵片月沉。《郴县》一诗所咏，即项王南迁义帝而后杀害之史事。诗中仅说义帝死于郴县的丛山中，并无具体地点。而在《三国志平话》中，则是写“伏兵江中，将义帝杀了”，地点就很具体了。尽管此情节与诗中所咏已不合契，但仍直录，以致凿枘。《西汉演义》的作者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改“国亡身死乱山深”为“国亡身死大江深”，仅易“乱山”为“大江”，即与小说描写的义帝死于江中的情节相吻合了。
再如胡曾《高阳》诗云：“路入高阳感郦生，逢时长揖便论兵。最怜伏轼东游日，下尽齐王七十城。”意为叹羡郦食其以一介书生，适逢其时，仅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降齐国，建立大功。《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卷下亦引此诗为证，配合郦食其说降齐国七十城的情节描写，但同时又叙写韩信趁机抢功，郦食其被卖而遭害，使其“下尽齐王七十城”的心计白费。这就与诗中的叙说有所格。而《西汉演义》第六十九回《烹郦生韩信背约》在引这首诗时，仅改“下尽”为“徒下”，一字之易，就与小说所写枉费心计的故事情节合若符契了。
还有《封神演义》所引《商郊》的后二句完全被改写，就是为了能和故事情节统一起来。其他例子尚多，不再赘举，即此已足以说明问题——胡曾《咏史诗》与宋元明时期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有着不解之缘，不仅引用的数量多，频率高，而且时代越后，运用得越成熟。在这样一种变化中，由一个侧面可看出古代历史小说由粗至细的创作历程。
那么，唐代的咏史诗创作非常繁荣，名家辈出，数量惊人，却为何独独是胡曾的《咏史诗》被引入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最多？其原因之一是上一节已讨论的胡曾《咏史诗》与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讲史艺人、小说作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必定经过启蒙教育阶段。而胡曾《咏史诗》又是当时的训蒙课本，他们从小即诵读牢记，当讲说故事或小说创作到了关节处，需要引诗为证时，自然会由脑海中浮现出早已熟悉的胡曾《咏史诗》，随口吟出，拈笔即来，毫不费力。张政先生指出：“胡曾咏史诗之两种用法推究其本当系一事，即说平话一道乃由蒙师讲解而兴。”案“两种用法”指“用为训蒙课本”、“用为讲史话本”。虽然“说平话一道”是直接源于“蒙师讲解”的说法还嫌牵强，《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第一节《讲史的起源和发展》。但“用为训蒙课本”而被“讲史话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者吸收利用，这一因果关系极为密切，故可视“其本当系一事”。
原因之二正如莫砺锋先生指出的：“胡曾咏史诗的通俗程度很高，故而成为沟通作为雅文学的士大夫之诗与作为俗文学的演义小说之桥梁。”
（八）胡曾咏史伪作拨迷
在前文的考察过程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凡宋元明时期的讲史话本及历史演义小说，只要描写的时代在胡曾《咏史诗》的范围之内，一旦演说或演义到关节处，就引胡曾诗为证，似乎成了某种定式或套路。显而易见，是因为胡曾《咏史诗》在当时的影响力所致，成为说话艺人及一般小说作者的家常便饭。于是，在他们进行创作时，似乎把胡曾《咏史诗》当作广告招牌使用，多多地引入相关的故事情节当中，诱发听者或读者的注意力，以期增强演说的效果，提高作品的知名度。由此而又引出这样一种现象，即当胡曾《咏史诗》不够用时，便自创咏史诗，托名胡曾作，意在借用其大名，看看前面考察过的几部小说，多多少少都存在着托名之作。然而，在一部书中出现大量伪作的，则以《新列国志》为典型代表。
《新列国志》中冠名胡曾之作的咏史诗，举凡二十三首，七绝二十二首，七律一首，分别见于第三回、第四回（二首）、第十一回、第十九回、第二十四回（二首）、第三十二回、第三十七回（七律）、第三十八回、第三十九回、第四十一回（二首）、第四十七回、第五十回、第五十八回、第六十五回、第六十七回、第七十回（二首）、第七十三回、第七十五回、第八十三回。实际为胡曾作的有四首：《息城》（第十九回）、《章华台》（第七十回）、《陂》（第七十五回）、《姑苏台》（第八十三回）。除此以外，还有一首虽未冠名胡曾而确为其作，即见于第八十回的《会稽山》。这样一来，真品赝品合计共二十四首。
《新列国志》推演的是西周东迁至秦朝统一的这段历史，列国纷争，天下不宁，政治混乱，征战频繁，叙写之事，千变万化，描写之人，众多复杂。但胡曾创作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咏史绝句，根本不能满足小说描写的需要，若不是与情节不符，就是无诗可引。略举数例，即可明了。
第三回叙申侯导引戎兵攻杀幽王时，“褒姒不及随行，自缢而亡。胡曾先生有诗叹云：锦绣国中称国母，腥膻队里作番婆。到头不免投缳苦，争似为妃快乐多。”胡曾倒是写了一首咏褒姒的《褒城》：“恃宠骄多得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与小说描写的具体情节不合，故不能引用。
第四回叙郑庄公之弟太叔因得母亲姜氏的喜爱，姜氏欲里应外合为其夺位，而庄公先发制人，率兵出击，“太叔闻庄公将至，叹曰：‘姜氏误我矣！何面目见吾兄乎？’遂自刎而亡。胡曾先生有诗曰：宠弟多才占大封，况兼内应在宫中。谁知公论难容逆，生在京城死在共。”胡曾《咏史诗》中没有吟咏这一史事之作，故自造而托名胡曾。
同回叙郑庄公发誓与姜氏“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而庄公随之又后悔了，颍考叔便献计说挖地道见面，可不违背誓言。“国人见庄公母子同归，无不以手加额，称庄公之孝。此皆考叔调停之力也。胡曾先生有诗曰：黄泉誓母绝彝伦，大隧犹疑隔世人。考叔不行怀肉计，庄公安肯认天亲！”这件事情，胡曾也不曾为之吟上一绝，小说作者只得自作而托于胡曾。
其余十六首伪作，均为如此情形，不再赘举。而考察五首真作，篇篇与故事情节合若符契。只是《新列国志》所引，与今传胡曾《咏史诗》略有异文。仔细比较，似为引者所改，而非板本之别，或传刻之讹。如胡曾《会稽山》诗：“越王军败已山，岂望全生出会稽。何事夫差无远虑，更开罗网放鲸鲵。”第八十回引作：“越王已作釜中鱼，岂料残生出会稽。可笑夫差无远虑，故开罗网纵鲸鲵。”两相比较，后者更显浅直白，则为有意改写无疑。其他四首中有二首未改动，有二首略动一二字。这也从正面证明了十九首伪诗的编造动机，就是因为胡曾《咏史诗》无可引者。五周昙《咏史诗》考论唐代咏史组诗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