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邢说历史》第三十九章：北宋党争实为“靖康之耻”的源头
公元1126年~1127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非著名事件---靖康之难，又叫靖康之耻，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经历了短短100年时间。而亡国的原因很久以来，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着。直到近代，史学界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转变。其实北宋之所以灭亡，应该起源于新党与旧党的斗争，这种内耗给北宋朝政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两党相争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说新党和旧党之争为北宋灭亡埋下了祸根？请看《老邢说历史》第三十九章：北宋党争实为“靖康之耻”的源头。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xū与王安石联手发动了一场变法，这就是历史上非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官员统统被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被称之为“旧党”。王安石同学当初变法目的也是为了改变北宋内忧外患的局面，变法的内容和方针也很多，有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咱们说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好的想法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恰恰是这场变法却在客观上扰乱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在王安石变法以前，虽然大家也搞搞政治斗争，但同志们基本有一条共识，那就是不管哪一派上台，都不能搞打击报复，要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这虽然不是什么明文规定，但也算是口头约定。
王安石同学却率先坏了规矩，变法刚开始，就遭到了以司马光同学为首的“旧党”的反对，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杠子头，靠着宋神宗的支持，把反对派统统赶出了京城。这种打击报复的行为彻底打破了先前党派之间的共识，从此之后，正副班长和他们各自的拥护者们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整个北宋政治集团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司马光同学，咱们大家都认识，这个小子小的时候在砸缸方面比较有特长，长大之后，司马光同学不砸缸了，去当官了，靠着自己的聪明劲，那是仕途顺利，迅速成长为北宋政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而且一直干到了宰相，荣耀至极。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性情温和，待人宽厚，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乃是一个谦谦君子。历史记载司马光淡泊名利，说他在洛阳仅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费用。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三好学生却被明朝大学问家陈汝锜评价为：靖康之祸者，君实也！就是说，按照陈汝锜的观点，北宋靖康之耻的主要责任人，是早已在靖康之耻前去世的司马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看司马光的执政生涯，那么北宋靖康之耻，中原尸骨如山的悲剧场面，司马光绝对脱不了干系！
众所周知，大宋王朝到了宋神宗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广大人民群众忍受不了苛捐杂税纷纷造反；同时，边境上的金、西夏、蒙元虎视眈眈。值此全球经济形势大萧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情况下，宋神宗对“祖宗之法”产生了严重怀疑。再加上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大宋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不变法就将步入死胡同无药可救了。因此，宋神宗在大宋疆土上画了一个圈，“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大胆启用王安石进行经济改革，使北宋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多，经济、军事实力大涨。当然，摸着石头过河，肯定会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的变法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然而，由于触动了守旧派的蛋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激烈抵抗。他反对的借口大概是两个，一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二是：说王安石变法，把本来属于百姓的财富强行掠夺到了国库，容易激起民变。其实，所谓的祖宗之法是开国皇帝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时间久了社会环境早就变了，但是司马光不管这些，保守派就是要坚决执行两个凡是的既定方针，说掠夺老百姓财富倒不如说是掠夺了商人和官宦的财富，所以这才是很多大臣反对的根本原因。司马光作为朝廷重臣，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五次的给王安石写信，劝说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可是，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可动摇，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然辞去了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叫做《资治通鉴》的书。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神宗算是北宋王朝比较有抱负，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了，但他的寿命却并不长久，38岁就因病去世了，他的儿子宋哲宗赵煦xù继位。因为当时宋哲宗年龄很小才十岁，国家大事就先由太皇太后高氏来代替处理，垂帘听政。高太后偏偏很赏识司马光，所以在她执政期间，又开始重用司马光。司马光重新上台后来了个反攻倒算，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并且开始以牙还牙，把新党的人全部赶走，换上了自己的嫡系。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年高太后就因病去世了，宋哲宗亲政了。宋哲宗觉得旧党以前总是围着高太后转，对他这个皇帝很不尊重，于是他又开始重新启用新党，对旧党进行打击报复。当时司马光已经去世，但他作为旧党的灵魂人物，也没能逃脱被打击报复的命运，连他的墓碑都被人给推到了。新旧两党之间互相斗来斗去，矛盾积怨越来越深，即便最初的两位核心人物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已经双双去世，但党派斗争依旧打得如火如荼。更严重的是，这种党争使得王安石的新法时而废除，时而恢复，政府朝令夕改，弄得老百姓无所适从，却使北宋彻底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好的时机。
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去世，因为他没有留下儿子，所以他的弟弟赵佶继承了皇位，就是宋徽宗。吸取了前两任皇帝的教训，宋徽宗决心终结新旧两党的党争，他的想法是在两党之间搞搞平衡。于是他即位后的第二年，把年号改为了“建中靖国”，意思是在两党之间保持中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乱、一致对外，恢复国家的安定团结。宋徽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当时有一位名叫曾布的大臣，建议宋徽宗同时任用新旧两党的大臣，对两个党派的意见都要听取，然后从中选出最合理的意见。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合理，宋徽宗也重用曾布，让他去联合新旧两党。事情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很快事态的发展就超出了预期。
首先，旧党根本不愿意与新党合作，并且又对新党开始攻击。就连曾布这样的中立大臣也不放过，说他是两面三刀的小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旧党和新党的背后有着很深的区别。旧党的成员大多在民间拥有大片土地，属于官僚买办集团，而新党是依靠王安石变法的机会才得以上位，属于政治新秀。王安石颁布的新法，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旧党的利益。比如，新法中有一项叫“青苗法”，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国家出面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然后等农民有收成之后，再连本带利一块还给国家。但是在青苗法颁布以前，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就是给农民提供高利贷来赚钱，如果农民还不上钱，那就依照双方签订的合约把农民的土地给兼并了。
如今政府出面放贷了，利息还比地主放的要低，这就断了地主们的财路。地主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就向朝廷里的靠山告状，这些靠山就是所谓的旧党。所以，旧党必然是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的。而且旧党与新党之间有个显著的区别，就是旧党比较看重道德，喜欢说一些大话、空话，新党却比较看重具体的行政事务；旧党喜欢批评皇帝，新党却比较听皇帝的话。这是因为旧党树大根深，所以敢对皇帝指指点点，而新党都是后起之秀，更加依赖皇权。
宋徽宗没办法了，眼看着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事了，就退而求其次，选择支持一党，因为新党比较听话，他就开始支持新党，压制旧党。但也只能是压制，依然没有办法让旧党消失，它还在延续发展。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的时候，新旧党派还是一直在斗的不可开交。可以说，从宋神宗、宋哲宗到宋徽宗，北宋三朝皇帝都没能彻底解决掉新旧党派的斗争，之后的宋钦宗赵桓，只在位一年的时间，光忙着对外战争了，对党派斗争所做的努力可以忽略不计。
北宋的新旧党之争，给北宋朝政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更影响了北宋的国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在南宋以后旧党又重新得到了重视，因为旧党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理学”，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大师就是“二程”，程颢hào和程颐yí，但因为北宋旧党被压制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没怎么发展。到了南宋，朱熹等人大力传播理学，最终在南宋第六位皇帝宋理宗时期，理学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被认定为儒学正统，自此理学思想翻身，新旧党之争在宋朝就彻底告一段落了。
当然了，后世的史学家门对于司马光的做法，也有很多人都给他辩护，认为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只不过走偏了。司马光的同事文彦博就曾说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这一点，也充分证明了司马光代表了当时守旧官僚的利益。废尽新法后，司马光去世。但是北宋的新旧党争，却愈演愈烈！这种只添乱、不帮忙的做法，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不断的割地赔款，导致北宋的军事力量集中在西北边境，而正北方的防务严重空虚。自古用兵，北下易、南上难。靖康之耻的祸根，由此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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