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邢说历史》第三十八章：黑脸老包真不黑
近几年来，多部有名的影视作品使脸庞黝黑、额头上有小月牙的包拯形象家喻户晓。包拯号称铁面无私，既然是铁面，那当然是黑得了。黑到什么程度呢？包拯有个外号叫“包黑炭”。额头上的月牙，据说是小时候放牛被牛踩的，甚至传说靠着月牙的能力，他能穿梭时空去“阴间”断案。那么，历史上的包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真正的包青天真是脸黑如铁的黑脸形象吗？请看《老邢说历史》第三十八章：黑脸老包真不黑。
其实，真实的包拯和影视剧中的艺术形象根本八竿子打不着，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眉目清秀的白净书生。包拯在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出生于今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个低级官僚家庭。少年时代的包拯像我们现在的大多人一样，都是父母跟前的宠儿，他小时候一直闭门苦读，修身养性。到了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29岁的包拯考中了进士，应该出来做官了，但是由于他深受儒家思想（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他一直在家奉养父母，直到公元1037年）才担任了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现在我们看得影视剧和戏曲中说，包拯自幼被父母遗弃，由嫂子抚养成人，这纯属“戏说”。包拯小时候家境其实不错，他父亲包令仪是太平兴国八年的进士，去世后追赠为刑部侍郎，毕竟是公务员家庭，就算不是大富大贵，至少也不是穷人的家庭。包拯有兄弟三人，两个哥哥都去世得早，家里就他一根独苗。所以包拯根本用不着寄人篱下，更不可能去放牛，人家是标准的官宦子弟，从小在蜜罐里长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包拯的官宦生涯说实话很平淡，他这个人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昏官，事实上也确实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但绝对没有民间传说的那么神奇。历史上没有王朝马汉，没有南侠展昭，没有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更没有三口铡刀，也没有杀妻灭子的陈驸马。陈世美倒是真实存在的，但人家是清朝官员，不是宋朝的。据说清朝的这位陈世美，得罪了一个叫胡梦蝶的同乡，被对方恶意报复，编出来一个《秦香莲》败坏他的名声，后来演着演着又把包拯搬了进来，就成了后来的《铡美案》。至于包拯的长相，正史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么一个养尊处优的人物，基本上不太可能黑的跟炭一样。在安徽合肥包公祠里供奉的包公像，就是一个白面长须的清秀书生，而且故宫所收藏的包公画像也证明包拯并不是黑脸。所谓的黑脸，更多的是民间进行的演绎和想象罢了。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同志到端州任知州，就是市高官或者市长。在端州他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的爱戴，离任的时候，“不持一砚归”，我们都知道端州这个地方盛产端砚，那在全国都是大大有名的，像包拯这样的地方一把手，想弄块砚台还不是小菜一碟，可是人家包拯愣是一块也没弄，看来包拯清正廉明的形象所言不虚。公元1050～1052年，包拯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事（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相当于今天的政协委员）。作为言官，他不畏权势，曾经弹劾郭承祐、王逵、张尧佐、宋庠、阎士良等大臣。后来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这就是戏曲中“包待制”、“包龙图”的来历。公元1056年12月，他开始权知开封府，实际上，他在开封府只待了不到两年，在公元1058年6月，他开始任职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离开了开封府。尽管他在开封府只待了大约18个月，但政绩显著，声名远播。现在戏文中的“包龙图打坐开封府”就是指这一段时间。到了公元1061年4月，包拯升任三司使、枢密副使。宋朝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差不多，副使就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就像我们今天的副总理，这是包拯一生做过的最高官职。因此，有人称他为“包相爷”，这种说法也对。然而，这个时候的包拯已经年过六旬，身体慢慢的不行了，包拯是公元1062年5月病逝。史书记载宋仁宗曾专程到包拯家中与见最后一面，并且在包拯死后追认他为礼部尚书，罢朝一天。当时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评价他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说非常的中肯贴切。包拯过世后，开封府的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百姓对他的哀悼之音。传说一位少数民族西羌的首领俞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皇帝赐我姓包吧！”宋神宗于是就他叫“包顺”。后人在包拯的家乡合肥建造了包公祠，里面有一副对联说：“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这副对联颂扬了包拯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品格。
在包拯一生的官宦生涯里，理财的官、纪检的官都做过，还客串过外交官，凭借自己的一身正气，每一个职位，包拯都很好地完成了使命。为官生涯里，。他劝解皇帝，纠弹大臣，体恤百姓，以高尚的人格诠释了一生。
宋仁宗时期，是整个宋朝的上升时期，然而当时的官员多、军队多和费用大已经成为三大不利因素，造成了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负担沉重。包拯经常要求皇帝遵从“君道”，以社稷为重。史书记载，包拯曾将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抄写下来，送给宋仁宗作为座右铭，警示皇帝要以国家大事为重，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包拯还严厉批判宋朝的任用官员的制度，倡行廉政之风。他主张皇帝要重用忠诚正直的君子，不能任用奸佞小人，建议提拔那些“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有志之士。包拯的直言有时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一旦龙颜大怒，就会波及自己的前途命运。宋仁宗年近半百，还没有立太子，包拯就建议提前立好储君，以正国本。宋仁宗问他：“立谁为好？”包拯回答：“我的建议是为国家着想，皇上问我立谁，是怀疑我的动机。我已经60岁了，说这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我说得不对，甘愿接受责罚。”幸好宋仁宗没有追究。事实上，包拯仗义执言，并非是对皇帝的不尊敬，而是出于对江山社稷和百姓福祉的公心。在任开封知府的时候，为了尊重皇帝向南而坐的威严，包拯每次升堂必向北而坐，这就是“包龙图倒坐开封府”的来历。包拯对皇帝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包拯为官刚正人尽皆知，对王公大臣，甚至对皇帝后妃的违法行为也坚持依律治罪。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公52岁，任职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担任这个职务时多次上书言事，在传世的《包拯集》的187篇上疏中，有35篇指名道姓地揭发了61名本朝官员各式各样的腐败行径。其中贪赃枉法、损公肥私者9人；惨虐无道、蠢政害民者7人；贪图荣禄、无耻求进者13人；知识庸昧、才不堪任者18人；态横奸邪、挟私逞愤者11人；无事生非、妖言惑众者3人。包拯曾三次弹劾皇帝的戚张尧佐。张尧佐仗着自己是仁宗皇帝的叔丈人，不仅大肆贪赃，而且还玩忽职守，致使国库空虚。因此，包拯三次上疏皇帝，认为“凡庸之人”应该离职。他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唾沫星子都喷溅到了宋仁宗的脸上，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而张贵妃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为伯父张尧佐说情。宋仁宗告诉她：“包拯进谏时，唾沫到溅到朕的脸上了！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是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此外，包拯还七次参劾王逵。京剧《陈州放粮》是人们熟悉的一段以包拯为主角的曲目，其创作依据便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期间的一件“怪事”。说当时的转运使王逵是朝中有名的贪官，很多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敢怒不敢言。有一次，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今属河南）官员任中师盘剥百姓，任意搜刮钱粮。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这个王逵一向是贪婪卑鄙的人，大家都知道，而任中师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廉好官，这简直就是倒打一耙啊。皇帝就准备派官员前去陈州调查，但没有人敢去，这时候包拯主动请命。他在陈州贯彻了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的原则，进行了充分调查，掌握了一些列证据，发现原来压迫人民群众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逵自己。包拯列举了王逵的罪状，要求将他剥削的赃款归还百姓，将王逵撤职查办。为了惩治王逵，包拯先后七次上疏皇帝，终于为民除了一害。
在官场上，包拯是疾恶如仇，而对待老百姓却想方设法予以保护，为此，他多次进谏皇帝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减轻人民群众的徭役和赋税。当年，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而这条惠民河却并不“惠民”，相反经常泛滥成灾，使周边的百姓无家可归。包拯不禁产生了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河水泛滥成灾呢？”经过调查，他发现河两岸的达官贵族私自在河上建造堤坝，种花养鱼，并且将河水与自己家的宅院连通起来，形成了“水上花园”。这就是惠民河经常被堵塞，造成河水泛滥的局面。包拯下令将河畔的建筑物全部拆除，这样一来，包拯就犯了众怒。有的皇亲国戚自恃位高权重，把他告到了皇帝那里。包拯毫不畏惧，拿出事先画好的地图，证明了这些“水上花园”不仅是违法建筑，而且危害百姓。最终，皇帝命令城管大队将这些乱搭乱建全部拆除，拔除这些“钉子户”。
事实上，包拯在为官期间直接审理断案的时候并不多，他的贡献在于对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公元1150年，包拯权知开封府。一到开封府，包拯便更改旧的审案制度，进行诉讼程序方面的改革。成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按照当时的法律，百姓到衙门告状，不能直接到知府面前递交状纸，必须要通过“门牌司”来转达。“门牌司”常常刁难勒索百姓，使很多有冤情的百姓不敢告状。包拯上任后，立即撤掉了“门牌司”，把开封府的大门打开，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之上递状陈冤。这一举措让包拯深得民心，就连妇女、孩子都知道包拯的名字。开封的老百姓称赞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包青天断案不用花钱打通关节。“包青天”的美誉，也是这个时候来的。
以上仅为一家之言，今天就到这里了，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