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日本人的这些美德，最终驱使别人起来反抗他们。虽然日本移民是雇员的好料子，可这反而使他们成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仇视和惧怕的对象。劳联主席赛缪尔·贡泼斯斥责亚洲工人，拒绝让他们加入工会，哪怕是实行隔离的地方工会也不行。日本的节俭、勤奋和上进心使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普通劳工上升到小农场主或小业主的地位。这么一来，先前以老板身份欢迎日本人的美国农场主或企业主，就转而将他们作为敌手来加以对付。况且，由于日本人只在加州的一些少数社区从事少数特殊的行业，这种职业上和地理上的高度集中状态，使他们成了带回惹人注目的靶子。当加州的日本人从农业劳工上升到租地农场主或（更为罕见的）地主时，从白人农业工人到白人农场主，大家都把他们看做竞争对手，普遍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额外的敌意（如今又包括来自一个更有影响的白人农场主阶层）很强，终于足以掀起一股反日的立法浪潮。这些法令在加州延续了几十年，其中主要有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该法禁止不够资格申请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即一般所泛指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拥有加州土地。从全美来讲，加州在这场旨在阻止美国接纳日本移民的政治运动中带了头。
由于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崛起而为世界强国之一--在1895年战胜了中国，1905年又战胜了俄国--美国不能像30年前那样以突然的、单方面的轻蔑方式去终止中国向美移民的方式，去终止日本向美国移民。美日两国政府之间于1908年达成了一个保全体面的协定，史称“君子协定”。该协定规定，日本严格限制赴美的移民人数，而美方则允诺已经在美的日裔人的妻子得以来美与丈夫团聚，并允许双亲及子女来美团聚。这样，伴随着中国移民被终止时发生的那种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就没有在日本移民中重演。在君子协定之后数量有所减少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妇女。虽然最初日裔在美国本土的两性比例失调状况与第一代中国移民相差无几--1900年日裔男性与女性比例为24∶1--但后来，这种失调就逐步得到缓解。到1910年，“仅仅”是7∶1，到1920年，就不足2∶1了。一些来美的妇女是寻找丈夫的妻子，另一些妇女则是在日本通过代理人办了婚姻手续，以便合法地来美，后一种人被称为“照片新娘”，由在日本的家长选中后，将其照片寄到美国的男方对象，在美的日本男子看中了就可成婚。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在日本属司空见惯，而这些跨太平洋婚姻也都是门当户对的。但这种做法使美国人感到震惊，加剧了他们的反日情绪。然而，日本人在美国土地上成立一个家庭，就标志着在美国扎下了根，也就不再是旅居异国他乡的行踪不定的寓客，而成了美籍日本人。仍有不少人陆续返回日本，包括某些从日本嫁过来的女性。可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成了第一代美籍日本人，叫做一世，以别于二世（第二代）和三世（第三代）。
移民的日裔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没有把它的那些筋疲力尽、贫困潦倒及蜷缩一团的劳苦大众送给美国。在向美国移民这一点，日本人与众不同。日本移民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公民，但他们通常也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日本移民带往美国的平均盘缠，从1896年的11美元到1904年的26美元不等。在这方面，他们更像穷困的东南欧国家的移民，而不像西北欧国家的移民。他们的可取之处不在于有钱，而在于有本领。
第一代的男性移民，是由日本政府挑选出来的身体健康、品德优秀而且愿意卖力的一批青壮年。他们成长在一个日本民族决心接受并仿效美国生活方式的时代。那些漂洋过海去与在美的日本男子完婚的女子，可谓相当的保守而温顺，甘心绕地球半圈，和由父母选中的但连面也没见过的男子结合。就价值观念和自律精神而言，这些男子和女子都是非同一般的。他们追随着明治时代已成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美国理想，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升高的地位，又使他们得以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
第一代移民虽然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或在农业或在工业），但他们受过教育，酷爱读书。几乎所有人都会用日语读写，所以许多日文报纸的发行量也就很大。虽然日语讲得好对美国雇主来说，并无直接的经济价值，可这表明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在美国，对于许多种族来说，英文讲得好坏是另一码事，但懂一门外语却向来被认为是与经济进步相关的。总之，教育通常是一种表征，能体现出人们在其他方面的社会特点，诸如由籍贯地、阶级归属感或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各种理想，以及为了有可能实现这些理想而对人格和气质所进行的熏陶。从在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男子来看，祖籍地区的总体教育水平，较之他们个人的教育程度，更能与他们后来在美国的成功挂起钩来。他们家乡地区的雄心壮志和性格特征，也许是使他们能获得成功的更加根本性的因素。
就数量而言，到美国的日本移民并不多，尽管20世纪初加州到处都有“黄种大军”或“黄祸”临头的喧嚣声。1907年是有记录的日本移民最多的一年，约为3万人，1882年华人移居最多，为4万人。即便没有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超出这个数字一倍，通通加起来也只不过是欧洲移民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在1907年的日本移民顶峰期，区区3万人尚不到来美移民总数的3%。况且，日本移民的回流率很高。从1908年成立君子协定到1924年彻底中断从日本（及其他国家）向美移民，期间约有16万日本人来美，约有7万人离美。他们“集居”在加州的部分地区，因而造成了一个日本人“大举进犯”的假象，而实际上即使在加州，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超过该州总人口数的3%。正如一位有名的经济史学家所说，“就那么几个日本良民竟然会莫名其妙地激起如此之甚的仇恨和恐惧，实属罕见”。
在日本人比例较大（20%以上）的夏威夷，对日本人的惊恐反倒不那么厉害。可是，即使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工资上照常受到歧视，要晋升到技术岗位也到处受到刁难。1909年日本农业工人的一次罢工，更恶化了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它给日裔田间农工带来了某些好处。
当日裔美国人成为农场主或雇用日本农工的雇主时，在工资上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歧视也就随之减弱了。最初，白人农工按计时制挣得的工资比日本人高，但当使用计件办法时，他们就挣不过日本人了，因为日裔农工的工作效率高。日裔农场主付给日裔农工的工资比白人农场主给的要高，这样就迫使白人农场主提高日裔雇工的工资。1909年后，对日裔农工的歧视几乎不复存在了。再过10年之后，由于日本人的高效率，日本农工的收入实际上高于白人农工，这种高效率此时已得到普遍的承认。
日本租地农场主也繁荣了，尽管他们在同样的土地上付出的地租要比白人多。可是，美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歧视，却使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丢分。日裔租地农场主付出较高的地租，这就意味着一个有势力的阶层（白人大土地所有者）感到有必要阻止把日本人完全赶离土地，而这偏偏是《外籍人土地法》第一稿的初衷。后来写进法律的政治妥协案允许日本租借土地，即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所有权。这些法律在加州立法两院几乎全票通过。这表明了加州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将导致许多其他针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法律及惯例。
《外籍人土地法》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人的经济进取，大可打个问号。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颁布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接着就爆发了。由于许多白人农工离开农场而到工厂里去挣大钱，充当佃农的日本人就供不应求。况且，法律上的不少漏洞也使许多更繁荣的佃农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美国生养的子女是第二代，这第二代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可以拥有土地，并行使他们父母被剥夺了的其他权利。日本家庭以孩子的名义拥有大量土地。有时，日本人向同情他们的白人买进土地，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由他们耕作，这种土地和自己的没有什么两样。为了逃避《外籍人土地法》，还成立过许多有名无实的公司。到了1920年，这些逃避手段已是如此的普遍和尽人皆知，以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来堵住漏洞。这项新法律作为动议案以3∶1的多数票获得通过。1920年的《外籍人土地法》不仅禁止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亚洲人）拥有土地，而且禁止他们租借土地，并试图禁止以在美出生的子女的名义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做法。但法院裁决和新的逃避措施使得日本人能够继续在加州农业中生存下去。直至1940年，大部分受雇的日本男性仍然是农场主。该项法律在减少日本人占有土地的数量方面并非完全无效，也给日本人经济上的腾飞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却没有完全把他们困住。其中一个原因是，土生土长的日裔美国人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因而不受针对“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的法律的限制。《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使法律不能故意把日本人挑出来作为它的受害者。到1930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美国人几乎有一半是土生土长的。到1940年，加州全部的商品蔬菜，约有1/3是由日裔美国人种植的。
除了在农业上的成功外，美籍日本人还以出色的园艺技术名闻加州。园艺与农业有关，一些日裔就专以经营园艺为业，或承包别人的庭园管理。“日本园丁”成了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生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请这些园丁来照料其草坪和庭园。园艺业是小本生意，但具有独立性，因为园丁从许多人家领取合同报酬，不是任何一家的仆人。早在1928年，南加州一带就有1300名日本园丁。日本人在农业上的成功还包括开办农贸市场，经销自己农场的产品。1929年，光洛杉矶一地就有700多个日本人经营的这种市场。
日本人也涉足于与土地无直接联系的商业性活动，并同样搞得很成功。到1919年，西雅图半数的旅馆和约1/4的杂货店均是日本人经营的。在洛杉矶，第一代日本移民除了开办廉价旅馆外，还拥有干洗店、餐厅和鱼行。一些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开始时都以满足本族同胞的需要为主，尤其是迎合日本人的特殊饮食习惯。可是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远远地超出了日本同胞的消费需求。还有一些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如上述的园艺和农贸市场，其顾客几乎都不是美籍日本人。
日本人之所以能从体力劳动者上升到小业主的地位，个人节俭只是部分的原因。和中国人一样，他们通过一种称为“会”的信用组织来筹款，以创办新企业。但是，要办好这种手续简便的“会”，就必须依靠一整套建立在家庭和街坊联系及重视名誉基础之上的信用网，才不至于有人会好意思拖欠会款。敢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勤奋和毅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而对某些企业来说则显得更加重要）。一个园丁所需的资本，无非是一辆小卡车、一架割草机、若干剪切机和草耙之类的工具。园丁个人的思想品行才是关键的东西。日本人在做农工和家仆时已经赢得了勤奋而又值得信赖的好名声，这使许多美国家庭可以放心地与他们签订合同，因为请人进家来料理庭园是新鲜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把家私及贵重物品暴露在园丁面前。
90%以上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主要从事农业、商业以及体力活。那一代人当中的专业人员和文秘人员，加起来还不到10%。总之，日裔美国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他们也不从事需要有教育才能干的职业。在第一代日本移民取得相当的经济成就之后，他们才有条件让其子女（第二代）到高校深造，进而跨入专业阶层和一些需要正规教育的职业。
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千方百计避免通过政治鼓噪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虽然他们曾在法庭上打过无数次的官司。像美籍华人的经历一样，反东方人的狂热无法持续几十年，因为日本人默默无闻地工作、发财，不授人以柄。再者，日裔社区没有像当时旧唐人街那样给耸人听闻的小报不断提供有关自相残杀、鸦片窝、犯罪区之类的可怕消息。日裔美国人过着一种安逸的农村生活，成不了大新闻。
总的说来，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比美国家庭要大。美籍日本人的出生率是白人的4倍，这使害怕日本人“泛滥”的呼声颇为中听。但是，日本人的出生率之所以高，原因乃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正处在青春年华。老人和孩子迁来美国的为数甚少。况且，这些年轻男女来自农村，而在全世界，农村的出生率总是偏高的。
日本家庭极度稳定，离婚极少。孩子受到严格控制，但其身心健康却是父母的头等大事，父母常常为了子女的现状和前途而作出重大牺牲。父母养育之恩，子女会回报的。美籍日本人子女惨遭事故的，要比白人或黑人的子女少得多，父母关心之切，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