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立学校里，日本孩子以循规蹈矩、彬彬有礼及学习勤奋而出名，并受到老师的喜爱。由于日裔在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数都很少，所以日本儿童上的学校几乎都是种族混合的学校，老师对他们非常好。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不亚于白人孩子，智商也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的家人不讲英语，尽管从父母的职业来看，正规教育并没有多明显的作用。何况鉴于相当日裔受歧视的状况，教育对他们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能派何种用场，也是未知数。他们只不过认为，品学兼优牵涉到荣誉问题，不???等闲视之。第一代日本移民时常教导其子女，要维护自己家庭和整个日本民族在美国的荣誉。除了家庭的严格约束和管教外，孩子们还受到当地日裔社团的影响，加之日本人又往往住在一起，谁家孩子淘气，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就会让你吃不消。这类社会控制远远超出孩子的范围之外。日裔社区很少发生重大案件，少年犯罪率很低，其他形式的社会状态也不多见。早在移民初期，美籍日本人社区的犯罪率就比其他美国人低，即使犯罪，也多属轻微的。这在美国本土和夏威夷都一样。越轨行为不仅使肇事者受到家庭的压力，也受到亲戚、邻居乃至全体日裔美国人的责怪，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极个别不顾社区的行为规范而继续胡作非为的人，会被送回日本，不让他在美国人民面前给日裔美国人的脸上抹黑。放纵的个人主义在日本的价值体系中素无立足之地，他们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日语中压根儿就没有“隐私”这个词。
第一代日本移民踏上美国国土之后不久，便成立了“日本人联谊会”。该会在各大城市的分部，既充当日裔社区内部的控制组织，又起到与外界联络的作用。日本人联谊会设法遏止卖淫和赌博，并防止其他会使日本人在美国社会上丢脸的不良行为。它主办娱乐性及社会公益活动，它也向警方及其他美方行政当局或日本领事馆（因为第一代日本移民在仍算日本公民）报告犯罪行为，也转达个别日本人的不满和申诉。总之，它是第一代日裔美国人的集体代言人。
规模小一些的组织，也分布在各地日裔美国人的社区。从日本不同地区来的移民，在美国成立了各自的同乡组织。这些组织可以提供娱乐及社会活动的去处，并向不幸者伸出援助之手。由于接受慈善施舍被日本人看做丢脸的事，所以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此类援助。不过，除了向家庭和日裔美国人内部的社区组织寻求接济之外，日本人几乎没有向公共救济机构伸手的现象。甚至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之后，当10000名日本人无家可归时，也几乎没有人申请社会救济，因为他们的地区组织给了他们以大量的援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申请社会救济。
第二代移民
从某些方面来讲，第一代和第二代美籍日本人之间的“代沟”，要比在其他移民种族中来得严重。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两性比例失调，因而他们结婚较晚。这意味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年龄差异很大。就1942年来说，第一代日本移民的男性平均年龄是55岁，而第二代却平均只有17岁。大多数第一代人讲日语，很少讲英语，而大多数第二代则讲英语，不讲日语。在20世纪30年代，3/4的第一代是佛教徒，半数的第二代人却是基督教徒。再者，第二代在学校和美国文化中形成的价值观，常常与第一代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尤其表现在恋爱及包办婚姻这类事情上。
为了加强日本传统价值观的教育，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或周末，将第二代人送到日语学校上课。这些学校常常从日本直接请来老师，有时给学生灌输当时已在日本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某些第二代人来说，这些学校被看成是有机会认识其他日裔美国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灌输是无法接受的，是构成代与代之间发生摩擦的另一个诱因。当一位名叫丹尼尔·井上的高中生于1939年在夏威夷表示不能接受老师的教导时，他就被扔出了窗外。可是，这些学校在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上并非铁板一块，第二代人也并非个个都到这些学校去求学。在檀香山，日裔子弟几乎都去上这种学校，而在美国本土的某些地区，这种学校几乎无人问津。
随着第二代人进入成年，他们成立了自己单独的组织，并在后来合并为“美籍日本人公民团”。该团最终取代了作为美籍日本人的集体代言人的“日本人联谊会”，在文化和政治上大力推进美国化。与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人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视。他们致力于使自己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他们有资格这样做。
日裔美国人社区发行的英日双语报纸表明，“代沟”方面的紧张气氛仍然存在。为了满足两代人的需要，这些报纸不仅用两种语言报道同一则新闻，还以不同的观点评论政治事件。第一代人社团对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略行为，或加以支持，或为之辩护，而以第二代人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团”所打出的口号则是“我为自己是一名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而自豪”，并表示愿意与“美国所有的敌人”作战。这句话是在1940年说的。曾几何时，此种忠诚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为期正好一年。
战时拘留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