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校长
正当何炳松愉快地忙于授课、研究、各种社会活动乃至刚刚开始参与整理具有重大意义的明清内阁大档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断了这一切。1922年8月下旬，代主北大校政的蒋梦麟来到何炳松寓所，告诉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马叙伦已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师校长位置空缺。在北京的浙江籍教育界人士经过商量，决定请何炳松担任校长，先由蒋梦麟来转告此事，然后由浙江省教育厅发出聘书。由于当时浙江没有大学，一师实际上是浙江省最有名的学校，领风气之先。曾有报刊把它比作浙江的北大，而对这一说法，当时人并无异议，可见这所学校的地位之重要。它的历任校长均为名人，如曾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经亨颐，以及陈纯人、姜琦等（据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记载，在他任浙江教育厅厅长之前，张宗祥也当过一师校长），前任校长马叙伦是北大名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为首任高教部部长。
蒋梦麟来访后，何炳松踟蹰不决，陷于两难境地。浙江的情况他心里是很清楚的：教育文化落后，官员颟顸，近年来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与北京相比，差距是无法形容的。这里可举数例。张宗祥1923年初在给年前刚辞去教育部次长的陈垣的信中说，自己就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后，“第一批做的，专换统捐局式之中等学校校长。去冬换其七人。”但换上的校长中，有的能力太弱，令人极不满意，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人才难得。所以“第二批做的专在提高程度，招集高等学者”。此外，“本来浙省预算式定于十年之前，现在蔬菜且不论，米价较十年前且贵一倍，而支出之饭费工钱仍照前案，可谓不通之至，今年已决议添加”均见张宗祥致陈垣函，《陈垣来往书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教育经费居然十年不变，真是荒唐之极！这种环境，怎么不令人望而生畏？再者，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何炳松的事业正在顺利开展，无论教学、科研，还是与学术界或社会的联系，都已建立或正在进行，各方面前景一片光明。尤其是北京人文荟萃，得风气之先，那种浓郁的学术氛围、执学界牛耳的优越环境，实在引人入胜，不忍舍弃。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受浙江的恩，实在不少。从中学起，经过高等学堂、美国留学，统是浙江父老的汗血金钱培植”何炳松：《第九次呈教育厅文》，《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民国12年（1923）浙一师版，如拒绝服务家乡，于情理上实在说不过去。
就在何炳松感到为难的时候，蒋梦麟代表在京浙籍人士逐日来寓所敦促，而马叙伦和浙一师的学生们又发电邀请，在这种情况下，何炳松感到盛情难却，就接受了聘请，9月2日，匆匆离京南下。
7日，何炳松来到浙一师，就任校长。浙一师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最初的名字叫“浙江省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浙江巡抚张曾扬奏准建立。在此前一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设于杭州的浙江贡院于是废弃。两级师范学堂兴办时，就择地贡院旧址办学。校园占地面积140多亩，新建教学楼7幢，校舍宽大。当时清廷规定学堂监督（校长）必须进士出身，沈钧儒、袁嘉谷（后来曾任清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为当时尚无名气的部下王国维提供过不少优渥待遇）等都担任过监督之职。《本校简史》、《本校解放前大事记》、《本校解放前历任监督、校长一览表》，均见《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民国2年（1913）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因到杭州搜集何炳松的资料，曾偶访该校（当时称杭州第一中学，现改称杭州高级中学），除观览校区外，还在一位热心的女校长的带领下往毗邻的教职工居住区访校史办人员，据云这里原来也是贡院的一部分。一路走去，路旁留有石质遗物，颇具旧时气象；道路幽远，与校园之宏大阔展适成对比。
不过，浙一师校园给初来乍到的何炳松的印象却很不好，他曾回忆说：“第一天走进学校的头门，就看见二道长墙，一直到二门为止，很高，很长，而且很破烂。我那时就觉得太闭闷，太阴森，所以不到一星期就把它拆得个干干净净，左面露出一个大操场，右面露出一个附属小学校，一个气象深沉的学校忽然现出一种活泼美丽的形式来。”何炳松：《我国教育界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468页。这时的新校长，挟年轻学者之锐气，很想有一番作为，做事干脆利落，一派热血青年的豪情。社会对他的敢作敢为评价也不错，经亨颐来校看到后，十分赞赏，把这种做法称为“拆墙主义”。
浙一师历来名师云集，李叔同（弘一法师）、陈望道、刘大白、夏尊、朱自清、鲁迅、俞平伯、叶圣陶等先后在此执教；优秀学生也比比皆是：施存统、俞秀松、丰子恺、陈兼善、潘天寿、杨贤江、柔石、冯雪峰等都曾就读。前文曾提到，一师是浙江各校的领头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师学生积极响应和支持北京学生运动，游行、罢课、焚烧日货，在他们的带领下，杭州各校纷纷响应，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一大批风云人物。施存统、俞秀松等联系甲种工业学校和省一中学生沈乃熙（夏衍）、查猛济、阮毅成等人，成立浙江新潮社，创办《浙江新潮》杂志。由于经常刊载思想进步、观点犀利的文章，此杂志不但在浙江、而且在全国也影响巨大。如施存统在第二期上发表的《非孝》一文，曾引起轩然大波。此文其实只是主张在家庭里以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但却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大逆不道，遭到猛烈攻击，最后竟导致杂志被封、校长去职。
一师校长经亨颐兼任省教育会会长，他思想进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支持学生运动。曾公开提出“与时俱进”，并身体力行，把省教育会的机关刊物《教育周报》改为《教育潮》，宣传新文化。在一师校长任内，他实行了四项改革：学生自治；国文课改授国语，即语文课不读儒家经典、读写均代之以白话文；教员专任；实行学科制。正是因为所作所为与守旧派格格不入，加之五四运动发生后，作为主要陪祭的他不参加当年的祭孔大典，从而遭到旧势力嫉恨，除了在本省议会上被指名攻击外，数十名省议员还联名致电北洋政府，指控他“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主义……贻害青年，灭伦伤化”，要求予以惩办。虽经全校师生奋力抗争，最终仍被解职。董舒林：《震撼全国的“一师学潮”》，《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第61—71页。
正由于一师思想活跃、人才济济，再加上泥沙俱下、情况复杂，因此，管理得法殊非易事。但何炳松尽管初任校长，却能因势利导，一方面积极支持学生自治，另一方面继续聘请朱自清、俞平伯等学有专长的教师执教，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校秩序井然，一时倒也风平浪静。当然，这可能与他和地方人士经常交流、熟悉情况不无关系。阮毅成就曾提到，何炳松在一师校长任内，经常访晤时任杭县律师公会会长的父亲阮性存，两人私交甚笃，阮性存对他的治学与治史十分推重。
由于何炳松离京时没有辞去教职，9月中旬开始，蔡元培和北大学生就不断催促他回京上课，而浙江教育厅厅长和一师学生闻讯后，又再三地请求他留下，何炳松感于他们的盛情，下决心辞去了北京各校的教职，决意留下来为家乡父老服务，并移居中皮市巷206号。中皮市巷颇多知识界人士的寓所，如早期白话文学家、前浙一师教员刘大白就曾住在3号。《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同学录》，盛巽昌、朱守芬：《学林散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在何炳松任一师校长期间，浙江历史上有一件与他相关的大事值得一提，那就是酝酿成立大学。浙江当时只有一所教会办的之江大学，设在江干，规模较小，影响也不大。因此，早在1919年的《教育潮》创刊号上，就有人向省议会提出创办浙江大学的建议。但当年夏天议会在讨论有关议案时，多数议员为了增加自己的薪金，竟否决了提案，还企图削减一师学生享受的公费数额。这极大地激怒了旁听的学生。在表决加薪案时，愤怒的学生们推倒了桌椅，把茶杯、痰盂摔向议员，使议员们抱头鼠窜。恼羞成怒的议员们将这笔账记在了经亨颐的头上，所以就有了前文说到的被指控之事。
成立大学之事虽然不了了之，但是，一个省没有一所大学未免太不像话，于是，议会也好，政府也好，时不时地还要议议此事。1921年，《新教育》杂志第2卷第4号《民国十年度教育大事记》11月19日条下曾刊载这样一则消息：“浙省议会提出归并师专各校改设大学案，本日开会，学生聚哄，议长逃席。”当时浙江除一师外，还有医药、法政、农业、工业4所专门学校，于是想通过四校合并成立一所大学。本来这未尝不是一条办学的捷径，无奈学生们拒不答应，使得计划落空。但是，这次主事者倒不想放弃，为了避免议而不决，干脆由省府出面筹办。
省长张载阳聘请蔡元培、蒋梦麟、阮性存和何炳松等人为大学筹备委员，并拟命名为杭州大学，蔡元培、蒋梦麟等人为此还专程来杭会商开办事宜。在议论校址时，决定选择位于西湖凤凰山万松岭的敷文书院原址，蔡元培等人还亲自到实地考察了一番。但是，会后却又迟迟不见实质性进展。一直到1923年的年初，总算拟定了一个5章22条的《筹办杭州大学大纲》，并公开发表，宣布了由蔡元培、陈、蒋梦麟、陈大齐、阮性存、马寅初、郑宗海、应时、何炳松、汤兆丰等10人组成的杭大董事会成员名单，还规定董事会至迟在1月底之前成立。这些董事全是各行业知名的浙籍人士，其中绝大部分是教育界中人，也较为人们熟悉；还有个别其他人士，如阮性存是杭州著名的律师，不过，他也曾担任过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
杭大董事会在1月29日正式成立，并假省长公署办公。4月，省长张载阳将杭大董事会拟定的“杭大章程学制及计划书”、“杭大第一期建设费预算书”、“杭大民国十二年度常年费预算书”等相关文件提交省议会议决。这次规划的校址比最初的范围大为扩展，计划以敷文书院为中心，旁及凤凰山附近的名山，总占地面积达数千亩。《浙江一中周刊》第7号（1923年11月12日）。至此，久经磨难的杭大筹办事宜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结局，虽然后来并没有实际结果——尽管当时宣布过《大纲》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直到1927年，才由国民政府在浙江设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改称浙江大学，阮毅成：《记何炳松先生》，《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66—267页，原载《彼岸》。《筹办杭州大学大纲》，《北大日刊》第1158号（1923年1月18日）。至此，浙江才有了公立大学。
扑朔迷离的一师毒案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新学期又开始了。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祸正悄悄地逼近一师的师生。1923年3月10日晚，开学刚10天，除了10多个因事外出的人，在学校用餐的2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上吐下泻，不少人旋即昏迷，出现严重的食物中毒症状。据参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一书编辑的胡之德记载，当天晚上6时开饭，学生刚离饭厅就觉得肚子不舒服，立刻到教职员会食处报告。几位留校教职员就食不久，立即停止进食。不到半小时，中毒者全部发作：“楼上的寝室，楼下的礼堂、走廊等处，呕吐狼藉，哀号遍耳。”胡之德：《毒案纪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黄仁柯在《陆军监狱》一书中的描写则更具体：“案发那天是星期六，北风，微雨。开晚饭的时候，天已昏黑，学生放寒假后回校，虽已报到，尚未正式上课……这晚凡在校进膳的人……个个倒了下来。一师礼堂那么大，煞时倒满一地。进膳师生二百余人，无一幸免，先吐苦水，继之吐血，狂叫狂跳，旋即倒地而死。当晚死12人。”黄仁柯：《浙江陆军监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除了一些细节如开学时间和当天死亡人数等略有出入外，其他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读后使人对当时的恐怖场面毛骨悚然，如临其境。
事情发生的时候，何炳松正在附近的盐务中学开会，得到电话报告后，大为震惊，立即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学校。这时情况更为严重，不少学生已奄奄一息。他立刻分别打电话给校医和杭州各大医院院长，请求马上派人来校抢救。很快，陆军病院院长、浙江病院院长、同春医院院长、医学专门学校诊察所所长和各医院的医生、助手20多人先后赶到，立即投入救治。与此同时，还派人将伙房人员看管起来。在安排抢救、配合护理、保护证据的同时，何炳松连夜通知各有关机构，并冒雨到省教育厅长张宗祥寓所报告，忙得彻夜未眠。当时虽突遭巨变，但何炳松方寸未乱，处置得宜，后来有关记载对此甚为称道。
经医生们全力抢救，虽然大部分学生情况有所好转，但至次日凌晨1时，姜震等8名学生仍先后死去，此外，数十人病情极为沉重。
案发当晚，由于教职员在学生之后用餐，发现学生毒发而马上停止了进食，所以普遍症状较轻，不少人很快就恢复了，这给处理善后事宜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天，何炳松就把本校和来援助的浙一中全部教职员分成看护、善后、庶务、招待、文牍等5个组，分别处理有关事务，于是，在最初的忙乱之后，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起来。由于当天又有3名学生和2名校役死亡，傍晚，何炳松急电上海同仁、仁济和福民三所医院，请求它们派名医来校参与救治。
上海方面的反应极为迅速，12日晨，三所医院均已复电，表示同意立即派医生赴杭。而到上午8点多，又有11名学生不治身亡。至此，死亡人数已达24人，病势沉重的数十人丝毫不见起色。如此惨重的伤亡事件在中国教育史上是闻所未闻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江浙、上海乃至全国的报刊都对事件作了连续的报道，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和帮助，其中包括不少外籍人士。如此厉害的毒药到底是什么？这一天，这个谜底由美国医生明思德和浙江医专的医生们在之江大学化验后揭开，确定为砒霜中毒。这不但有利于对症下药——事实上此后再也无人死亡，也有助于及时查找毒物来源，控制嫌犯，最终破案。
当天夜里，上海三所医院派出的德、英、日籍5名专家抵达杭州。他们是：同仁医院德国籍医生费尔毅等2人，同济医院英国籍医生白礼氏等2人，福民医院日本籍医生顿宫宽，5人都是医学博士，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医技精湛。他们一到学校，立即投入了工作，经过仔细诊断，确认了事发后的治疗措施是正确和及时的。
在省内外医生的对症治疗下，中毒学生病情日渐好转，绝大多数人最终康复，但是，仍有数十人因中毒过深而终身致残。此次毒案，中毒者213人，死亡24人。
中毒事件发生后，何炳松全力投入到处理善后事宜之中。必须了解每天的治疗进展情况，要与有关部门及时沟通，要每天向省教育厅等上级机关报告学校情况，要安抚学生和教职员工并听取意见和建议，要向新闻媒体通报情况、澄清事实，要配合逐日来校监理善后的教育厅长张宗祥向省军务督办和省长及教育部作出汇报，更棘手的是，还要亲自与那些悲痛欲绝的死难学生家属谈话——不难想象，与这些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出类拔萃的孩子身上的家人在这样的境况下谈话是何等的艰难！要知道，一师的招生比例常常是20名选1名甚至更高，即使当地缙绅子弟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入学。如杭州名绅阮性存的嗣子阮毅成在一师旁听了一年半的课，仍无法取得学籍，最后只得转学到上海中国公学附属中学。由于交通不便，边远地区被幸运录取的一些家境贫困的优秀生往往是挑着行李长途翻山越岭，然后坐船来到杭州的——他们脱颖而出的背后的巨大付出，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本校简史》，《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第5—6页。另外，从3月10日到4月20日，何炳松就毒案向教育厅的正式呈文就递交了13次。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使他心力交瘁，在给教育厅的呈文中，他几乎每次都提出要引咎辞职。这一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噩梦般的回忆。
毒案发生后，省教育厅曾呈文上级，要求将校长免职并重加处分，但此建议被搁置了；何炳松本人多次提出辞职并请求处分，教育厅却屡辞屡拒，理由是毒案善后事宜及校务均待积极进行。任内发生如此惨祸，即使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原则也应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但何炳松不仅未受处分，而且稍后还担任了一师与省一中合并后的新一中校长，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有悖常理的，况且他一介书生，并无任何背景。更何况一些守旧派还乘机兴风作浪，制造了种种流言：诸如将毒案原因归之于学生自治——一师的伙食费由校学生自治会管理，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教育厅事后也要求改变学生管理食堂的做法；或者说是学生主张公妻非孝的报应；也有说是针对校长的；又有指责校长不能事先预防的。面对种种责难，何炳松没有回避，但他反对将发生毒案归咎于学生自治和非孝报应的说法，而是毅然承担起责任。他公开撰文，认为毒案“虽属暗箭伤人，无法防止，然为校长者，职责所在，咎无可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既不推卸领导责任，也不同意难以做到的应事先防范的指责。
是什么原因使何炳松能够继续留任？应该是学生的全力拥护，受害者家属的谅解——这其实也与学生平时对校长的评价有关。毒案发生后的第5天，多数学生刚能起床，立即就所听到的流言蜚语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各方原谅校长。次日，全体在校学生又发表《全体学生宣言书》，指斥所谓校长未能事先预防的说法“毋乃苛刻之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稍后，全体学生再次发表挽留校长的请愿书，并推举四名代表到教育厅面陈请求。仅在不到半个月的停课期间内，有记录的类似宣言就公开发表了3次，由此可见何炳松深受学生的爱戴。4月1日下午，在有近千人参加、长达4小时的追悼大会上，何炳松以校长身份主祭。他在祭文中呼唤着一个个学生的名字，深情地回忆起与他们的交往，声泪俱下，表露了对学生的深深热爱。
一师毒案到底是什么人投毒？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大量砒霜从何而来？有关记载不尽相同。据该校历史教师胡之德《毒案纪略》一文记述，事件发生后，警察首先拘押了一师伙房的工役钱阿利和毕和尚两人，杭县地方检察厅也将为学校供米的泰余祥米店店员看管起来。后经侦察，发现与米店无关，两个工役则供称是受学生自治会前会计俞尔衡的指使投毒。
原来，俞尔衡在管理食堂经费期间，造成严重亏损又无法说明原因，被学生自治会呈请校长除名，原拟在星期天开会宣布，张宗祥致陈垣函，《陈垣来往书信》。于是他蓄意报复，下此毒手。砒霜则是从学校化学室里偷来。也有记载说，俞尔衡的叔叔、时任省教育厅办事员的俞章法也参与了阴谋。而黄仁柯的《浙江陆军监狱》则是另一说法：在毒案发生前后，一师毕业生、已在家乡诸暨当小学老师的俞章法碰巧来杭州看望侄子俞尔衡，结果被指为同谋而一起被捕，由于没有证据，法院曾四次宣判他无罪，但因死者家属们的反对，始终没有被释放。
在陆军监狱囚禁期间，俞章法作为总笼头，对政治犯给予了很多照应。1927年，俞章法莫名其妙地被判刑12年，后越狱成功，当了土匪，死于内讧；另一说则为，他在越狱时被捕获枪毙。黄仁柯：《浙江陆军监狱》，第327页；阮毅成：《记何炳松先生》，《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61页。前此，俞尔衡则在经过无数次审讯后被处以绞刑——尽管还有很多疑点未搞清：如砒霜剂量远远超过学校化学室所存的数量等等。两个工役则因刑讯过重而死于狱中。这样，因毒案而死的人数达到28名，可谓旷世惨案了。
一师毒案虽以逮捕、处决俞尔衡等人而结案，但舆论普遍认为证据不足，可能其中另有隐情，民间甚至还附会出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来。阮毅成《记何炳松先生》一文中关于此事的记载说：“一师毒案结束后不久，承办本案的浙江高等审判处刑庭处处长熊某，忽在其新市场龙翔里寓所中暴毙。熊其时方在壮年，身体素称壮硕。后来，浙省警务处长夏超，又被孙传芳下令斩首，民间乃更附会其词，谓因他们办理一师毒案造成冤狱之故。”据阮毅成记载，1929年至1930年间，吴春桐曾在巴黎很肯定地对他说，毒案真相只有何炳松知道，但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而不能宣布。为此，后来阮毅成曾多次向他问起毒案的真相，但何炳松每次都回答不知道。在何炳松逝世前一个多月，阮毅成再次询问此事，但他还是郑重地回答的确不知道。然而，从他在死难学生追悼会上的祭文“早知如此你们不应该欢迎我来，我亦早早应该冲破你们感情的束缚，或许不会发生这种凄惨的事情”等文字看，却让人感到似有隐衷。金兆梓在《何炳松传》中说，他在一师校长任内“勇于负责，颇为觖望者所轧轹”，似乎更为何炳松可能知道毒案真相之说添了佐证。
毒案影响巨大，中外皆知。连张宗祥写给远在北京的著名史学家陈垣的私人信件中，都花了很多笔墨讲述此事。在处理善后事宜过程中，共收到国内外各界慰唁函电近百件，包括美国驻上海总领馆、教育部、各社会团体、报社、学校及原一师教师马叙伦、朱自清等个人，足见社会各界之关注。
为了忠实记录这次中毒事件，一师毒案善后委员会推举何炳松、胡涵真、许昂若、俞平伯、赵捷先、黄允文等8名教师和潘训等8名学生组成编委会，以何炳松为主任，编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一书。经过两个多月的编写，书稿完成。此书由蔡元培题签，并作长篇《题词》。蔡元培将毒案的发生与军阀横行，多数人不能靠正当职业生存，贫富差别等联系起来考察，要求大家思考，眼光确实高人一筹。他还针对公认俞尔衡等3人为凶手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认为这个案子还是疑案。正在杭州西湖边烟霞洞疗养的胡适抱病作了名为《一师毒案感言》的序言；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1923年6月22日条在《一师毒案感言》下注云，陈宏正提供资料，无出处，其实是《一师毒案纪实》一书的序言。何炳松作《弁言》，又撰《一师毒案之回顾》。
毒案对何炳松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而梦魇般的印象更是久久萦绕不去。他回忆道，当时“朝夕奔走，寝食不安，物质精神，两受痛苦。事后回想，恍若经过一场恶梦”。他还表示：“一俟此案水落石出，即当遄返金华故里，闭户读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尽管后来在教育界及学生的极力挽留下，他继续在一师和新成立的省一中当了一年多校长，但终因刺激过深，最后还是执意辞职而去。对一位学成后一心想回报家乡父老的热血青年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始料未及的。20年后，当他厌倦了繁忙的行政事务和各方应酬时，也曾想回浙江，到省通志馆修撰地方志，但终未成行，不知是否与内心深处的巨大创伤有关。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收集了所有与毒案相关的材料，包括一师师生的记述、新闻媒体的报道、何炳松的呈文、有关机构的往来公牍等等，资料十分丰富，是研究毒案的珍贵史料。
据何炳松说，胡适在烟霞洞疗养是平生最长的一次。根据记载，各方探望的人络绎不绝，他的表妹等人陪伴在侧，经常十分热闹，甚至盛传他与表妹有一段恋情，并被后人写得相当凄美。虽然胡适与探望者中的陈衡哲等人都是何炳松的友人，但各种记载均未见有何炳松，这是不近常理的。也许是校务过于繁忙无法脱身；抑或身在当地，可以选择人较少时探视，然而，无论如何，未留任何痕迹却是无法解释之谜。不过，在胡适养病期间，何炳松不止一次前往探望，并托他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作序却是有现存书信为证的。
出长新省立第一中学
1923年6月，浙江省根据教育部“施行新学制省立各校改组办法案”，公布了本省省立各校改组办法案，稍后，省教育厅遵照教育部“凡旧制之省立中学校及师范学校各就其所在地将中、师两校合并，改名为省立第几中学校”的规定，将浙一师和省一中合并，成立了新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并于8月1日呈文教育部和浙江省省长，委任何炳松为校长。其实，何炳松对原省一中还是很熟悉的。一中校长黄人望是他在北高师史地部时的同事；而且回浙江后，他除了在本校教授英语、历史外，还应邀担任一中三、四年级的西洋史课程，其中三年级用中文课本，四年级则用英文课本。一师毒案发生后，因事务繁忙，何炳松辞去了一中的课程，但因他的课上得好，学生数次派代表登门，请求他继续执教，感于学生们的殷切，他才同意继续为四年级上课。
新的省一中有教职员近百人，学生近千人，拥有贡院和大方伯两处校址。在当时，这可以算是一所规模庞大的中学了。它的结构也比较复杂，分为高级中学部、初级中学部、师范讲习科、小学部、旧制中学部、旧制师范部等六个部分。
两校合并，难免存在隔膜，甚至会产生一些矛盾。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办好学校，何炳松想了不少办法，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办校，主要的做法之一是模仿大学的教授评议会制度。高中部开学仅三天，他就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决定了废除学科制、准收旁听生、设立临时评议会等五件事项，并选出了13名临时评议员。临时评议会的设立是一件大事，它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学校的组织大纲、管理人员的任免等一切大事都必须经过它的讨论和决定。稍后，又将临时评议会改为正式评议会，14名评议员和6名候补正式评议员中，除校长和小学部主任外，其余均由选举产生。
值得称道的是，评议会绝非摆设，经常开会议事。举凡学校大事，如教务主任的遴选、学制的制定、教职员的聘用办法、学生自治等事项都是经过讨论议决的，有些事还不止一次地商量，校长虽担任评议会的议长，但并无凌驾其上的特权。此外，在行政委员会下设立了入学试验委员会、讲演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出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常设机构；还根据需要设立各种临时委员会如课程委员会等处理临时事务。
始料未及的是，合并后的学校一开始就麻烦不断，原一中学生中有人不断聚众滋事，甚至闹到不得不请警察出面平息的地步。
9月10日是大方伯中学部的开学日期，此前一天，何济民等学生竟然拒不缴费，擅自搬入校内，并将有关开学和缴费的各种布告全部撕毁，还鼓动三四十名同学一起无理取闹，形成一股不小的风潮，使原定的开学日期被迫延期。为此，学校教职员全体会议决定开除何济民等两人，以儆效尤。没想到，何济民等人不但不服从处分，还纠集一批学生把守学校大门，不让教师进入学校上课；同时，“软禁会计，勒索校款，并发表宣言，诋诬师长”《呈教育厅文》，《浙江一中周刊》第二号（1923年10月8日）。经教职员大会商讨，决定先让愿意上课的中学部学生到贡院校内上课，同时分头做闹事学生工作，希望他们与领头者决裂，听从学校安排。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仍有部分学生一意孤行。为此，学校评议会决定开除蒋伯亮等不肯改过的5名学生。但是，前后两批被开除的7名学生坚持不离开学校，于是形成僵局。全体教职员会议不得不决定中学部暂时休学，同时由教育厅出面请警察到大方伯校舍维持秩序，并将重要文件和钱款等转移到贡院校舍内。
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拖延，直到10月下旬，中学部才恢复在大方伯校内上课，而同一天出版的校刊登载了一则校长布告，收回开除7名带头闹事学生的决定，原因是杭州律师公会主席阮性存等人出面函请恢复这些学生的学籍。新决定得到了学校评议会的通过并经过省教育厅的核准。《浙江一中周刊》第4号（1923年10月22日）。根据可见资料，显然是先恢复闹事学生学籍，然后才恢复在中学部校址上课的。这种处置方法荒唐之极，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也足见闹事者的能量之大。
笔者当年曾听杭一中校史办人士讲到一件似乎与此有关的事情，那就是所谓的黄人望与何炳松争做新一中校长的传闻。据说，当时原一中学生拥戴黄人望当校长，两人之中，黄氏更孚众望，而何氏人品则备受指摘。有关细节，俱载一本名为《一池春皱录》的小册子中。当笔者告知何炳松一生行迹后，对方连连感叹“原来何炳松也是好人！”
后来，笔者虽未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图书馆、档案馆找到《一池春皱录》，但认为其所载传说未必可靠。理由是何、黄两人曾在北大、北高师长期共事，又是金华同乡，相互间不可谓不了解；何炳松担任一师校长期间在一中兼课，聘任者正是一中校长黄人望。如有龃龉，至少在一师毒案发生后不会再续聘；退一步说，即使有矛盾，也不至于去干争校长职位之类斯文扫地的勾当，更何况何炳松在任命下达前后曾多次辞不受命！《呈教育厅文》，《浙江一中周刊》第1号（1923年10月1日）。这里之所以记述此事，一是本着实录原则聊备一说；另外，何炳松在一中校长任上遭攻击之说倒不是空穴来风，可能与上述传闻不无关系，这在后文将会提到。
开学时的风潮虽然平息，但新一中学风乖张，纪律涣散，为此，何炳松下了很大决心，厉行整肃。首先，不再简单地主张学生自治。他曾亲自主持召开教职员和学生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学生自治会组织问题。决定吸取校友会和学生自治会的长处，教职员与学生通力合作，模仿美国的“校城”制度，即城市自治制度。这个组织的筹备会由学生代表和各年级的学级主任共同组成。其次，严格纪律，尊重师长，惩戒违规者。从1923年底至次年3月，陆续处分了一批违规的学生。有的学生因侮辱老师被处停学一年；损坏公物屡教不改者或开除、或记大过；旁听生违规则取消其旁听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一中的旁听生制度是十分诱人的，它没有名额限制，教室坐满为止。对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名校的学子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更大的优惠是，除了讲义费和杂费外，居然不收学费！这种做法，与当年贩夫走卒都能进北大听课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后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何炳松还以校长布告的形式，要求学生努力求学，安心上课，并令教务处重申旷课规程，对学生严格管理。与此同时，他还公布了经过修订的原一中的管理法、惩戒及奖励规则，以求学校管理工作的连续性，规范学生的行为。经过整顿，情况虽有好转，但终因积习太深，一时无法根本改观。
在着力整顿的同时，何炳松更注重积极的引导。他想方设法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他不但继承了礼聘名师的传统，还利用机会，请各地学者来校讲课。在他的倡导下，重组后的一中很快建立了各种学习性质或其他性质的学生社团，如英语学会、英语演讲会、五一讲演社、国乐研究会、西乐研究会、洋画研究会等等，学校则从经费上予以适当资助，学风得以逐步扭转。他还创办了校报——《浙江一中周刊》，报道各种新闻，刊登学术论文和演讲稿。
名流讲学
何炳松出长一中后，虽然也十分注意聘请名师、引入高学历者，如徐文纬、陈育人等是北大毕业生，王文祺是北高师毕业生，中学部主任陆费执是硕士毕业生，郭智石、徐莲僧等后来均在不同岗位上崭露头角，但与一师教师阵容相比，仍不免相形见绌。究其原因，主要是已成名的教师纷纷离开本省去外地大学执教，即使想兼职也不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何炳松通过各种关系邀请中外学者来校讲学，甚至利用学术团体在杭州开年会的机会请名家演讲。据记载，在1923年底至1924年3月的几个月里，就先后有5人来校作学术报告，有时时间间隔很短。其中，应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来华调查我国东南各省教育情况的美国植物学家柯忒为一中师生和来宾近千人作了“植物为国家之富源”的学术报告，中学部主任陆费执翻译，何炳松亲自致欢迎辞。两天后的晚上，何炳松又和校教务主任郭智石、讲演委员会委员长赵捷先到车站迎接应邀专程从上海来杭讲学的德国化学家汤姆斯博士夫妇。稍后，汤姆斯连续两次为千余师生作了“接触作用在经济上之价值”的报告。
1924年3月，中华学艺社在杭州召开年会，很多各领域学者出席会议，何炳松邀请时任江苏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数学教授的钱宝琮、北大史学教授杨栋林来校讲学。两人欣然应邀，并于同一天在大礼堂先后作了报告。
钱宝琮已不是第一次来校讲学了，只不过听讲的对象不同而已。1923年夏天，他就应设在一师校内的浙江暑期学校的邀请，作了连续两个星期的“中国数学史”讲座，使听讲者大开眼界。当时，流行在暑假期间举办短期的培训班，请各专业的学者为省内的中小学教师讲课，以提高其素养，这种培训班被称为暑期学校。有趣的是，以中国数学史研究闻名的钱宝琮这天讲的题目却是“中西音律之比较”。他从数理角度来讨论乐律，再比较中西音律的异同和优劣，直言中国晚近乐器过于草率，远不如古乐能齐备十二律，故只能演奏最简单的乐谱，而且无法做到精确，与西方乐器相比，相差实在太远。钱宝琮：《中西音律比较》，《浙江一中周刊》第22号（1924年4月21日）。再一次让人们见识了当时学者的知识之渊博。
杨栋林这次来杭开会，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和浙一中都邀请他演讲，但因行程仓促，没有预作准备，所以辞去了法政专门学校的邀约，由于何炳松与他是北大时的老同事，“情不能却，只得勉强应命”。当时他正在授“社会变迁史论”课，因此讲题选择了与之有关的“我的历史观”。在报告中，他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高度评价：“从欧洲大战以后，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风行一时。唯物历史观的真价值的伟大，不必我们赘说。请看俄德两国君主之覆亡，同现今德俄新邦组织的根基，无不受马氏唯物历史观的影响，其力量的伟大，可想而知了！再请从经济一方面观察，欧洲大战，明系欧洲列强的资本主义向外发展，互相抵触所惹起的。大战以后，人人痛定思痛，归罪资本主义，推倒资本家来改造社会。明明与唯物历史观有因果的密切关系。”杨栋林：《我的历史观》，《浙江一中周刊》第19号（1924年3月31日）。尽管杨栋林同时声称自己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客观描述。由此，我们亦可看到当时学者大度能容的治学态度。
《浙江一中周刊》
出任一中校长不久，何炳松就着手创办校刊——《浙江一中周刊》，并在开学不久的10月1日正式出版。此刊一共出版了30期，几乎与他的校长任期相始终。一所中学坚持每周出版校刊，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就何炳松在一师和一中任内办学方面的一系列举措而言，不难看出深受蔡元培主政北大的影响，而《一中周刊》也很像模仿《北大日刊》。由于此刊记载了大量各类信息，且存世稀少，连《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都未著录，就更显其珍贵了。
何炳松创办校刊，不仅仅为了记载学校的杂事，他更想把它办成一份学术性的刊物，这点在他所作的发刊词，校刊组织机构的变化、稿件的采用程序以及刊登的内容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在《发刊词》中，何炳松叙述了办刊的原因和目的。由于校舍分处两地，学校内层次多样，师生人数众多，要做到互相了解很不容易，办刊是为了“息息相通，事无隔阂”，“总期直接可通全校之声气，间接可增同学之感情。而学术之切磋，尤以此为最要之关键”。何炳松：《发刊词》，《浙江一中周刊》第1号。所以，除了刊登学校公文、校务记录、学生会活动之外，还包括学术论文。论文要求是“专尚心得，不重篇幅”。他认为，校刊如能“积成巨帙，蔚为大观，不仅可表本校进步之精神，亦且可供研究吾浙教育史者之资料”。在坚持校刊的学术性上，何炳松一以贯之。刊物创办半年后，他公开致函校出版委员会，指出，校刊“为发表本校事务进行及学术研究之机关，一切稿件均应慎重选择”，并要求切实办理。《校长致本刊函》，《浙江一中周刊》第16号（1924年3月9日）。应该说，何炳松是有远见的，一中校刊的丰富内容，已远远超出了本校范围，有助于浙江以至全国教育史的研究，这点，下文将会简略地提及。
《一中周刊》每周一出版，从第15期开始，改为每周日出版。初创之时，由于没有来得及详细讨论适当的方法，只得先暂定由18名委员处理出版事务，按照稿件的内容分为哲学、英文、数学、理化、教育、史地、博理、农业、商业、生理卫生、法制经济、体育、图书音乐、手工、中学、小学、校闻等17个组，由宋孔显、郭智石、徐骥等各专业教师担任的编辑员分别负责处理，郭宗礼任发行主任。并规定发行主任主管接收各种稿件，然后根据不同内容交给各编辑委员审查并决定是否采用。编辑工作就分工而言，还是极其细密的。尽管如此，何炳松觉得没有常设机构，没有专人负责，与正规办刊尚有不小差距。为此，于12月初成立了出版委员会，由宋孔显任委员长，专门负责校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了终刊。
校刊在贯彻刊登学术著述的宗旨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从第一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专业论文，文理兼收，题目多样，风格各异。有些文章还连续刊载好几期。其中，校刊负责人宋孔显的文章最多，也最长。他发表在第一、二号上的《由道士而道学》一文，在揭橥秦汉时期方士和儒家的混合出于君主的要求，北宋时道士和儒家的混合以《易经》为线索的主旨后，全力论证道儒合一而成为道学的原因、经过及其代表人物，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刊载于第三号上的《秦的经济状况考》，开宗明义地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国家大事的变迁，是由经济的变迁。我想古今思想的变迁，一定也与经济有关系，常想作一本中国历代经济状况考。”连载达11期之多的《现代西洋哲学之派别》长文是他的讲义，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家，并展示了先讲各派学说，再讲哲学概念的别具一格的上课风格。赵捷先的《太古文学之状况》、《唐虞夏商之文学》、《纪元之研究——统一纪元之商榷》等文，颇多一得之见。徐文纬则在《素蝶仙馆笔记》的总题目下，以笔记的形式作专题研究，钩沉索隐，爬梳史料，以优美的文笔写了《先民对于科学之发明》、《各体书法之始》、《文具之创造家》等文章。何炳松也将《中国古代国际法》一文的部分交校刊发表。
校刊刊载过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如郦福畴《蟹的解剖》、杨炳勋《防除螟虫最简要之方法》等。来校讲学的德国学者汤姆斯则刊出了两篇化学论文：《接触作用在经济上之价值》、《化学界之新理论》，前者偏重“实业化学”即化学工业，后者则讲基础理论。
校刊还刊登师生创作或翻译的小说，以及各种杂文，特别可贵的是，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小学尤其是小学的师资、教学以及师范生情况的文章，尤具现实意义。这些文章中，有的是教学时师生之间的相互启发，有的属于商榷，显示了在何炳松的倡导下，新一中师生关心现实，情系基础教育的良好学风。值得称道的是，在这方面，学生尤其是师范生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如俞荣的《改良乡村教育的我见》、帅均民的《小学教员应该注意之点》、吴有积的《师范学生修养的问题》，等等。某些杂文既有史料价值又不乏启示作用。如通过罗迪先《应该怎样利用各种纪念日》和姚方仁的《国民与国耻》二文，可以了解到，当时10多种纪念日中，包括纪念日本逼签“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届时还要举行演讲，以示不忘国耻，激励后人。
校刊所登载的来往公文及公告等文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何炳松出长新一中后所发生的风波，对他进行的指责和诟病等情况，通过这些资料基本都能判断出是非曲直。在大方伯校区部分学生闹事时，何济民等人一面在沪杭各报造谣生事，一面以全体学生的名义向教育厅呈文，胪列10项罪名，状告何炳松“学问谫陋、办事糊涂、草菅人命、盗卖公物、侵吞公款、嫖赌成性、造谣卖友、手段卑鄙、触犯刑事、破坏学校”等，以求一逞。教育厅对这个呈文还是很重视的，下“训令”要求一中“逐款声复”。为此，何炳松遵命呈文教育厅，逐条说明情况，反驳诬陷之词。
根据他的呈文中所说学生“受人唆使”《呈教育厅文》，《浙江一中周刊》第2号（1923年10月8日），“寿、蒋诸人与炳松有师生朋友之谊，凶终隙末，至为痛心”等情况，原一中部分学生滋事，可能确实有人在幕后指使，只是他没有指明何人而已。且不说两校合并后原一中7名教师公开发表脱离宣言一事被人用作利器；即原一师旧同事许宝驹、裘冲曼在辞职之后，对何炳松作过批评之事竟也为滋事学生所利用——其实，意见不同所在皆有，这与蓄意闹事不可等量齐观，但在当时却被人有意混为一谈。客观地说，何炳松的呈文是正式的公文，且公开发表，可信度远非齐东野语之类的《一池春皱录》可比。郑振铎曾说：“有好些人实在曾经做过不大对得起他的事，但事情一过去他更不念旧恶，依然好好的接待着，帮助着他们。”郑振铎：《悼何柏丞先生》，《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37页。这里所说的好些人，大概就包括上述一中和一师的这些人。
《一中周刊》还记载了本校参加全省或全国性的教育活动、接待各地教育界的参观团等新闻。如1923年11月初，省教育会要求一中派人充任中小学测试委员，协助中华教育改进社派来的外籍专家赴各校举行教育测试。中旬，连续接待来自吉林、河南、江西、四川等地的教育界参观团。这些参观者，有时多达30余人，接待任务之重，可想而知。又如，次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拟在南京开年会期间与东南大学教育科合作举办全国教育展览会，请有办学特色的学校参展，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徐则陵、陶行知要求浙一中参与展出。为此，何炳松特别组成由5名教师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徐文纬任委员长，专门负责参展事宜。此外，甚至连筹办中的杭州大学的《计划书》、《意旨书》、《章程草案》及各项预算书等内容也全文刊登。至于校务纪闻、校长布告、各种会议的记录、图书馆启事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有一位好校长，对学校、师生乃至社会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对其本人来说则往往正好相反。作为校长，何炳松将主要精力和大量时间花在了处理日常事务中，如主持各种会议并发表讲话，商讨校务，接待省内外来访的有关人士和团体；另外，还要参加义务授课及各种学术会议等活动。据记载，1923年7月至8月，浙江暑期学校在一师举办，正在杭州养病的胡适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钱宝琮等人为参加学习的中小学教师作了专题报告，何炳松除了作“浙江小学教育之回顾”的报告并听取学员的意见外，还热情招待来讲学的友人；8月，又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八次年会。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在浙江办学期间，由于过度繁忙，他的学术研究大受影响，除了整理旧作或应学生邀请，撰写诸如《对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三周年纪念之感想》之类与校长身份相称的文字外，著述较少，处于一个低谷期。
研究教育问题
如前所述，在浙江的两年间，校务缠身，变故多生，使何炳松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尽管如此，由于对浙江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和关切，他仍尽力抽暇写下了《我国教育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浙江小学教育的现状及其罪人》、《民国十三年来之回顾及吾人应有之觉悟》等文章，坦陈了对与教育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意见。此外，《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一书和《浙江一中周刊》实录的浙江教育界的波谲云诡，既可作研究浙一师和一中的珍贵资料，亦可从中探寻何炳松的教育行政思想、办学方针和具体举措。
刚从北京南下时，何炳松一腔热情，很想有一番作为，这一点，即使从他的文章里也能感觉到。在《我国教育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一文中，他对教育界的因循守旧进行了猛烈抨击：“现在我国的社会，对于教育两个字的意义，好像大部分还没有十分明白，好像大部分脑筋里面还没有完全脱去科举时代那个私塾同书院的观念”，“所以我国的教育就被几道墙包围起来，弄得无法发展。”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三道墙，那就是把教育等同于学校，忽视甚至根本不知道尚有社会教育。另两道墙是教室和讲台。即把学校教育又等同于教室上课，想不到还应有各种课外活动，或者想到了也不去做，即使做了也不认真；更进一步，就是把教室教育等同于教师在讲台上满堂灌。因此，人们认为有了学校就有了教育，政府认为办了国立学校就尽了振兴教育的责任。于是，各级政府对下级的考核，对其他方面都不太注意，独重学校数目的增减。
何炳松指出，要想发展我国的教育，必须实行“拆墙主义”，将三道墙赶快拆掉。而要做到这一点，先要开通民智，尤其要重视师范教育。“民智开通了，社会教育的事业：如图书馆，如博物馆，如讲演所等，才能希望次第兴办起来。师资培养好了，学校教育才能将讲台上的和讲台下的，教室中的和教室外的，甚而至于学校中的和学校外的，打成一片。”均见何炳松：《我国教育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468—475页。他的上述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即使今天，也不失针砭作用。
如果说“拆墙主义”是泛指性的，那么《浙江小学教育的现状及其罪人》的针对性就很强了，尽管其结论颇具技巧。文章从教育行政、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教育界的现状入手，剖析“谁是罪人”的问题，最后提出救急意见。当时负责小学教育行政的是县知事和县公署第三科科长。绝大多数的县知事娴熟于官场应酬、应付上司，根本不关心也不懂教育；第三科科长则往往兼任视学，他们“老练有余，学识不足的居多。甚至有批命、测字、卖校长缺、克扣经费的人掺杂在里面”。这些人大多不能认真履职，视察报告官样文章，千篇一律，甚至有请人代做视察报告的。在此类人的如此“负责”下，怎能企求小学教育进步？不过，在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何炳松倒没有为难这些尸位素餐者。他认为，国法紊乱、文官毫无保障是他们心存三日京兆尹之念，遇事敷衍的原因。
浙江的社会教育尤其幼稚。各县教育会经费十分缺乏，所以“变成一种无聊的绅士暂时寄身之所，或者作小政客的傀儡”，根本不能履行开通民智的职责。图书馆徒有其名，至于博物馆、运动场等更是无从谈起。而学校教育也鲜有令人满意者。无论校舍、教室还是教职员，大多不合格，而与此同时，不少师范毕业生反而无事可做，赋闲在家，即使已经任教者也因生活困窘而纷纷另谋出路。
造成浙江教育腐败的罪人是谁？何炳松的结论出人意料。与普遍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不是政府、校长、教师或学生，而是“浙江全体的人民。再推究一下，不是浙江的人民，实在是中国一般的社会。再推究下去，就是中国的四民不能各得其所。”如何挽救陷入绝境的教育？何炳松提出了救急的意见：各地人民尽量为教育出力，不要依赖政府；改变管理制度，“采用美国以大学监视中学的那种信用制。我们并可推广为中学监视小学制”；地方公团掌握经费，以防个人中饱私囊；优待小学教师；学校要主动与社会联系，等等。只要教育界“能够打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各得其所的去做一点事业，不要乱唱高调，乱捧学生，作政客的能够不再利用学生，那么我们浙江的教育界未尝不可以回头是岸”均见何炳松：《浙江小学教育的现状及其罪人》，《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476—485页。
应该说，《浙江小学教育的现状及其罪人》的题目是十分刺眼的，但它绝非危言耸听或哗众取宠。因为它的原来题目是《浙江小学教育之回顾》，曾向参加暑期学校的小学教师作过演讲，而所用材料是7年之前的，没有想到的是，很多人听后对他说，你讲的不是回顾，而是现状！可见浙江教育多年停滞不前的情况是何等严重。
1924年6月初，何炳松向浙江省教育厅递交辞呈，表示引退让贤，以期改变“积习已深”之不良学风，同时，在校刊上刊登了致一中教师的公开信，表示已经辞职，不再到校视事，并请各人维持正常校务。《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周刊》第28号（1924年6月2日）；第29号（1924年6月9日）。
浙一师和合并后的浙一中均是当时浙江举足轻重的学校，虽有名师众多、思想活跃的优点；也存在风气乖张、浮躁傲慢的缺点，管理殊属不易。在两年的任期中，何炳松殚精竭虑，身心俱疲，但仍不能说十分成功，后来他在《改造学风的管见》中推而广之，对恶劣的学风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病根“决不端在官厅同教师两方面”，而“在于一部分一知半解的新学者误解新名词，学生盲从”上。把“自由、平等、自治、自动”等名词变成了随意出入，不尊师长，毋庸上课等概念，于是“藉口参与政治而大闹省议会，藉口人格关系而反对考试，藉口个性发展而偏习一科，藉口经济公开而干涉校款”等等怪事屡见不鲜。何炳松：《改造学风的管见》，《学生杂志》第12卷第5号（1925年4月）。
不过，在浙江的长校经历，为何炳松以后处理更为复杂的暨南大学校务提供了经验。他不但成功地将濒临停办的暨大带出了困境，而且在最困难的抗战时期使学校得到了大发展，在东南地区几十所高校中一枝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