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商务印书馆
1924年夏，回乡省亲后的何炳松抵达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商务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出版社，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现代各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各界名流中的不少人都曾在里面工作过，如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蔡元培、孟森、陆费逵、胡愈之、陈叔通、茅盾、蒋梦麟、郑贞文、周昌寿、陈布雷、谢六逸、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叶圣陶、向达、陶希圣等等。它的编辑们同时也编写教科书等书籍，还写出了各种专著和论文。它还资助学者到国外考察或从事其他工作，如蔡元培到德国留学、中华学艺社到日本搜集珍稀古籍，都是由它部分或全部出资。它甚至提供资金让学者集中一段时间安心写作或研究。据王云五回忆，高梦旦一直想改革部首检字法，并已有成果，但仍不满意。后来他听说林语堂曾发表过一种首笔检字法，就辗转托人介绍与林语堂详谈，力劝他继续研究。还以商务名义与林语堂订立合作研究的契约：在一年内由商务按月资助林语堂若干元，以减少他在清华学校任教的课时，用以研究新的检字法。王云五：《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8页。
商务还拥有当时远东最大的图书馆——在原编译所资料室涵芬楼的基础上充实而成的东方图书馆；它还开办过各种性质的附属学校，如小学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性质的尚公学校和幼稚园、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英语、日语等外语和数学、国文等函授学社，上海国语师范学校、励志夜校，等等。这些学校中，有的属于阶段性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则是长期性质的，如尚公学校和培养技术工人的艺徒学校等。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原《捷报》馆和美华印书馆的4名职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与沈伯芬、徐桂生、张蟾芬、郁厚坤共同筹资3750元组成，而真正的发起人是夏瑞芳和鲍咸恩二人。高翰卿：《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3页；《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最初几年，由于翻译出版《华英初阶》之类的汉英对照教科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大量需求，销路甚畅，赢利可观。于是，除了继续出版此类书之外，还请人翻译了很多日文的新学书籍，有的卷帙十分浩繁。始料未及的是，由于这些书的需求不大，而且译文质量粗劣，所以出版后销路远远不及英文教科书，其中部头最大的《日本法规大全》亏损也最大。后来，由于亏损大于利润，资金周转开始发生困难。夏瑞芳等人认识到，自己虽然熟悉印刷业务，也有技术，但在出版方面毕竟是外行，选择、编译、出版书籍必须要有专门的编辑机构，要由内行来主持。经过商量，他们认为当时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淹通中西，能够胜任，于是由夏瑞芳出面，多次商请张元济入馆主持。
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进士，与蔡元培、叶德辉、唐文治等同科，后任职翰林院。戊戌维新中曾被光绪皇帝单独召见，虽因格于环境，对变法无所建言，但尽管如此，仍遭守旧派所忌，戊戌维新失败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他回乡途中路经上海时，经盛宣怀介绍，被聘为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与学校的洋文总教习美国人福开森互相学习语言，并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兼之与严复相熟，故对西方文化有着真正的了解，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商量旧学并涵养新知的人物之一。夏瑞芳因负责对外联系印刷业务，在向南洋公学承揽印件时结识了张元济，经过长期接触，深知其能。
张元济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接受夏瑞芳等人的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那是在1902年。他入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编译所，并聘蔡元培为所长，但仅仅过了几个月，蔡元培就因受《苏报》案的牵连而离开上海避居青岛，张元济遂自任所长，又先后设立国文、英文、理化数学等三部，礼聘高梦旦、庄俞、邝富灼、蒋维乔、杜亚泉等人入所工作。这样，就把一个介于印刷和出版之间、定位并不鲜明的企业改造成了专业的出版社。不久，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鼓励兴学。新学制在不少地方参照西方，确立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学堂虽然办了不少，但却没有与之相应的教材，商务就利用这一机遇，按照新学制——学期制度大量编纂急需的最新教科书，结果大获成功；加上稍前廉价收购了拥有整套先进印刷机械的日本人开设的修文印刷局，从而在资金、机器、经验等各方面积累丰厚，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高翰卿：《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4页。商务的组织结构是设立编译所、印刷所、出版所，各行其职，其中尤以编译所最为重要。早期的编译所所长先后由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等人担任，他们罗致了大批各科人才，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商务印书馆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
何炳松入馆时，已由王云五担任编译所长。王云五基本靠自学成才，是一位极有能力，抱负很大的人，为商务规划了十分壮观的蓝图。在他的倡导下，当时商务正在全力编纂大型的《百科全书》，于编译所各部之外，增设《百科全书》委员会，何炳松被任为该委员会第五系主任。
据1924年的《编译所职员录》，编译所下属12个部门共有专职编辑169名，其中百科全书委员会31名，是人员最多的部门，而这还是刚开始时候的名单，最多时达到了四五十人。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8—119页。唐锦泉：《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60页。另据陶希圣说，百科全书委员会曾“聘请各科专家及学者至百人以上，连同原有各部编辑，共计不下二百人”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闻记》，《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489页。那可能把兼职人员也计算在内了。
王云五原计划以英、美等国的百科全书和日本的辞书为蓝本，编出一部大型百科全书。为此组织能翻译外文的人包括暑期中的大学生担任馆外翻译，于三四年内完成。据曾参加翻译的在校大学生唐鸣时回忆，1921年考取暑期翻译的有几十人，“遍及全国各大学，南高、北大名额较多，大都大学专科毕业生”，由商务安排集体膳宿和工作，“因为工作量相当大，两个半月暑期届满，剩下未译部分还很多。后来我返校，在二年中陆续寄来嘱译的就是这书的剩余部分”唐鸣时：《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77—278页。由于单纯追求译稿数量，结果质量较差，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终因译稿达不到出版水平，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庞大的计划。于是何炳松转入史地部，不久，接替竺可桢担任该部部长，后来又兼任过国文部部长。1928年，升任编译所副所长。翌年9月，王云五应蔡元培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法制组主任，虽仍兼《万有文库》总编辑和东方图书馆馆长名义，但辞去了编译所所长职务，并推荐何炳松继任。不久，商务董事会决定聘请何炳松为编译所所长。
作为一位爱国的青年学者，何炳松十分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积极参与了很多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这里仅举他在“五卅事件”中的行动以见一斑。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1000多人在公共租界集会，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镇压罢工的罪行。不料遭到英国巡捕的干预，被逮捕200多人。不久，闻讯赶来的近万名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要求租界当局放人。英国巡捕竟向人群开枪，打死1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事件发生后，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工商学等各界罢工罢市罢课，声援上海。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也积极参加了抗议活动。6月3日，他们在校内悬挂半旗为五卅死难同胞志哀，美籍校长卜舫济横加干涉，禁止悬挂并夺走国旗，还命令学生离校。民国年间，对付学潮的办法除了武力镇压外，最常用的就是提前放假，学生离校。因此，强令离校，无疑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干预手段。
卜舫济的做法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多数师生旋即宣布脱离圣约翰大学。在这些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教师中，有很多名师，如孟宪承、钱基博等。为了使学生们能够继续学业，师生们立即着手筹备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光华大学，并向社会募捐。爱国师生们的行动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他们纷纷捐献现金、图书等实物，甚至地产。捐赠最多的北洋政府淞沪道尹张寿镛、外交部淞沪督办王省三分别任校长和董事长。光华大学由于匆促草创，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师资尤其缺乏，何炳松闻讯后，不顾工作繁忙和已兼职大夏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与哈佛大学毕业的堂侄何德奎一起到光华大学执教，成为该校的第一批教师。
在各方努力下，仅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学校就正式开学了。9月9日，何炳松出席了光华大学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租赁的临时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与校长张寿镛等教职员留有合影，并坚持每周为学生上课，担任了整整一学年的课程，以行动表示了对爱国师生的支持。《丙寅年光华年刊》，光华大学1926年版。次年，光华大学迁入建于王省三捐赠的大西路地产上的新校舍（今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址），并逐渐成为沪上有名的私立大学之一。光华大学创办的速度之快应该说是个特例，但直到1929年，它才被教育部核准立案。
与此同时，何炳松还在《小说月报》“五卅专辑”上发表《人类史上的惨杀案》一文，公开谴责英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积极支持学生、工人的爱国行动。文章在概述了世界史上发生过的一系列屠杀事件后，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上各民族离真正平等的境地还是很远”，“唯有武力才能维持国际上平等的地位。所以一个民族要希望其他民族予以平等的待遇，非具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实力不可”何炳松：《人类史上的惨杀案》，《小说月报》第16卷第7期（1925年7月）。
有感于帝国主义的欺凌，何炳松还写了《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现代西洋国家主义运动史略》等文章，以史为鉴，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外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前一篇文章是“五卅”后他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的讲演稿。他说，帝国主义是侵略主义，国家主义是自保主义，两者决不相容。我国最早产生国家主义，而且最为发达，五卅事件是我国国家主义突起的标志。在今日世界上，如果不图自强而想依赖他人，就像社会党人期望资本家发慈悲一样，无异于乌托邦。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认为近代欧洲史可以看作国家主义发达史，“盖自法国革命激起欧洲各国之国家主义以来，所谓欧洲史不啻一种国家主义对外与帝国主义奋斗，或对内与专制君主奋斗之陈迹”何炳松：《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醒狮周报》第78号（1926年4月）；《现代西洋国家主义运动史略》，载《国家主义与世界潮流》，《醒狮社丛书》，1927年版。必须说明的是，何炳松文章中“国家主义”其实就是指处于被压迫境地的民族主义，与曾琦、李璜等人所主张的国家主义并非一事。
何炳松就五卅运动撰写的系列文章，既反映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也与他重视现当代史，主张直面现实的历史观是完全一致的。
光环背后的实际主持人
在商务编译所主事者的职位上，何炳松既要继承王云五开创的事业，继续组织、实施好原有的庞大的出版计划，使之能够善始善终；又要另辟蹊径，作出新拓展，以扩大影响、壮大实力；此外，还要办好商务主办的10多种杂志。由于商务是我国出版界的翘楚，起点已经很高，因此要再上一层楼非常困难。实际上，上述工作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做好，但是，何炳松却奇迹般地做到了。前者可以《万有文库》的成功出版为例，后者则有他主编或参与主编的数种专业性较强的丛书。
《万有文库》由王云五筹划出版，规模极为庞大。它不但是商务出版史上，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壮举，它的出版目的，是想让全国的县级图书馆通过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这部书，从而拥有一个门类齐全的藏书的小型图书馆。据王云五1929年4月撰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所述，《万有文库》包括商务此前出版的各种丛书，还收入《十通》、《佩文韵府》。《出版周刊》第102号（1934年11月）。第一集由《国学小丛书》、《国学基本丛书》等13种丛书组成，共1010种，分订2000册，共1亿1500万字；《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目录》。此后继续刊行其他各集，总数达到5000种。其内容包罗万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古代典籍、近人著述，将古今中外各学术领域的著作统于一编；另外，配有专用书橱，书脊印有图书分类号，检索方便，从而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它定价约三四百元，如购买其他版本的同样书籍，则一二千元也未必敷用。应该说，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低的，因此，第一集出版后，先后售出了8000部左右。“1929年王云五与何炳松磋商编印《万有文库》第一集时，何炳松即分管把《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百科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等汇编进《万有文库》第一集的编辑指导工作。”陈应年：《何炳松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22页。其实，他还负责全面工作，包括古籍部分，这可以从后文要提到的与张元济的来往书信中看出。
自接掌编译所至1935年离开商务，何炳松还具体负责了《大学丛书》、《宛委别藏》、《四部丛刊》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万有文库》二集、《丛书集成》等大型丛书的编纂出版。《万有文库》二集2000册，分量比第一集重，程度也深，内容还延伸到了当代，包括《现代问题丛书》初集50种50册。1935年3月又选编《丛书集成》初编，收古代丛书100部，4100种，打算自12月起每半年出版一次，在两年半内出齐，并编成了《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令人遗憾的是，初编2000册尚未出齐就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大受影响，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完成，而且一些已见于目录的书实际上未能出版，所以此丛书内容与先期出版的配套目录有不尽相符之处。顺便要提及的是，《丛书集成》由于是将古籍重新排印出版，难免脱衍倒讹，标点也颇多错误，加之版式褊狭，历来认为乏善可陈。其实，它也有值得肯定之处：除了起到普及古籍的作用外，其所收的每种书都在扉页上注明版本源流及选择理由，也足资读者参考。
以上计划规模宏大，绝大多数由王云五提倡，组织工作极其繁重，何炳松作为编译所负责人，在实施过程中耗费了大量心血。这些情况，仅从他处理《万有文库》编辑事宜中即可见一斑。
20年代中，商务拟出潘祖荀的译著《科学发达史》，并请胡适校订，但胡适在交了第一章后，两年里毫无动静。由于此书被列入《万有文库》，误期会影响其他书的按时出版，何炳松从1930年起，迭函胡适催索稿件，甚至亲自面访胡适，不料仍无回音。一年之后，由于“《万有文库》末一批书已在开排”，再也不能拖延，他不得不函告胡适，“万一公忙无暇，拟请暂将稿本缴还，俾另设法”何炳松致胡适函，《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版，第29册第49页。一本译著的校订，竟在几年中屡催而不能杀青，名人之忙碌可想而知，负责具体工作的何炳松的繁忙也可想而知，而与商务有关的名人又何止数十百人！其中甘苦，只有亲历者自知了。又如，1930年5月13日，张元济致函何炳松，批评《万有文库》中挖版太多。在读完李伯嘉转来的信件后，何炳松立即复函张元济，表示接受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此前他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一年前解聘了有关责任人——《万有文库》国学部分的主持者。在信中，他也解释了因为作者的执意要求和地名经常变动而不得不挖版的情况。
除了编辑工作外，何炳松还要亲自处理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在一封致张元济的函中，他曾商务印书馆经理李拔可（宣龚）六十大寿合影。前排坐者（从左到右）为何炳松、张蟾芬、李拔可、张元济、王云五、郁厚培讲到接任编译所所长后，正在整理各部的工作报告，“内容复杂，极费时日”，整理完毕后，才能送张元济审阅。关于某些事情，还要作出详细的报告。致张元济函，《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745页，原件藏张元济后人处。仅从被保存下来的寥寥数封信里，就可以看出他事必躬亲，操劳之极。后来，他曾一度因劳致疾，不得不离职修养。
除了完成商务已有的出版计划外，何炳松也设计出版了一些丛书，如《中国历史丛书》、《中国史学丛书》、《西洋史学丛书》，与刘秉麟、王云五共同主编的《社会科学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及英文本《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Selected Standard Books of Social Sciences Series）等。他出丛书的目的与王云五不完全相同。作为一位学者，他将出书与自己计划进行的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一直想为一部纵向上通贯古今、横向上包罗万有、自然浑成的通史的编撰做些奠基性工作，并做过认真思考。他曾说：“我们应该提倡一个分工的办法：这就是各人就他的能力和兴趣所及，分头担任中国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出一个结果来……将来中国史上所有的问题都一一研究解决了，那末想编通史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种材料编成一部尽善尽美的中国史。”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杂志第10卷第1号（1929年1月）。他也久欲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并主张先借鉴西方的成果，于是就筹划出版了前述诸种丛书，为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提供素材和参考。他的这种计划，素为友人们所知晓。
郑振铎曾说：“他自己拟了一个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那计划是很新颖的，把全书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倭变，商务印书馆一炬成灰，这个计划也便无疾而终。然即就已经出版的三四十本书看来，如果这部书能够成功，无疑的将成为中国通史中最好的一部。”郑振铎的记忆不太准确，他将何炳松主编的两部丛书《中国历史丛书》、《中国史学丛书》混为一谈了。《中国史学丛书》所收为年谱，谱主为历代名人，绝大多数为学术文化界人物，上起两汉司马迁、班固，下迄近现代沈曾植、马相伯。每谱一人，共出版43种，其中1930年至1935年6月即何炳松任内出了16种，此后至1947年出了27种。《中国历史丛书》虽仅出版了10种，但选题均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内容，而且范围广泛。其中属于政治方面的有《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三国之鼎峙》、《晋之统一与八王之乱》、《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等；属于经济、文化、学术方面的有《西汉经济史》、《宋元经济史》、《东汉之宗教》、《辩士与游侠》、《王守仁与明理学》；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近现代选题《日俄战争与辽东开放》。这种专题研究对通史的编纂当然是大有助益的。如果能将这些研究不同历史时段、涉及各个方面的专史综合起来，再加以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何炳松极力主张的专史家与通史家的结合，那么，自然就能产生出一部优秀的通史。《中国历史丛书》从1930年7月开始出版，到1931年9月出了最后一本，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寇战机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使丛书的出版难以为继。郑振铎的回忆，显然是把《中国史学丛书》当成《中国历史丛书》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一位具有通识眼光的历史学家关于中国通史的精心设计，竟一旦毁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从某种角度看，这类无形的损失，价值并不低于物质的损失。商务复业后，从1933年至1948年，出版《史地小丛书》，将《中国历史丛书》的10种书稿收入，并又出版了116种，或可看作《中国历史丛书》的继续。
在为编撰中国通史作准备的同时，何炳松还准备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并已先行见诸《张菊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一书的广告中。他觉得这项工作很艰巨，为了写好这部书，必须先做好两项工作。首先是借鉴西方史学名著。于是就有了《西洋史学丛书》的筹划出版。《西洋史学丛书》包括深受学界好评的美国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英国古奇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等著作。他认为，《西洋史学史》和《十九世纪之史学和史家》如能问世，此丛书就粗具规模了。他与郭斌佳共同翻译了《西洋史学史》，并在1929年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的西方史学史译著之一。何炳松曾请向达校读过此书清样，并约其为作导言，将中西史学的发展作一比较研究，向读者介绍，但是因向达母亲逝世，回里治丧而未写成。可惜的是，《十九世纪之史学和史家》虽已翻译过半，最终却未能完成，直到61年后，才由耿淡如翻译出版。在同一时期商务还出版过向达翻译的美国班兹的《史学》，黎东方翻译的法国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均1930年版），这些译著属于史学理论类书籍，所以尽管与史学史性质相近，仍未被收入丛书。其次，他认为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于是，产生了十余万字的连载长文《程朱辨异》，后改名《浙东学派溯源》结集出版。
在完成公务和研究的同时，何炳松还要配合同人的工作。郑振铎在主办《小说月报》时，曾发起国学问题的讨论，何炳松应他的要求，写下了《论所谓“国学”》一文。
1930年2月，王云五接替年前逝世的鲍咸昌，担任商务总经理。作为接受任命的条件，商务董事会同意他取消合议制的总务处会议，改行总经理独断制，将总务处降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并由商务出资于次月送他赴欧美各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9月回国后，王云五首先向商务的重要职员发表讲演，表示这次出去时间很短，只有6个月零2天，参观了9个国家40多家公司工厂，二三十个研究所及各种团体，咨询专家五六十人，然后详细谈了打算实行“科学管理法”。这时的王云五，踌躇满志，急于一展宏图。《商务印书馆通信录特刊》（1930年10月）。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王云五决定推行“科学管理法”并改变商务的组织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改组总务处及改订有关章程；成立研究所并亲自兼任所长；公布编译所各项组织大纲，取消编译所各部，代之以编译评议会、总编译部、编译各组、各种编译委员会、各杂志社和事务部等六部门；同时，公布“编译工作标准章程”。从12月18日他召集编译所各部负责人会议，宣布改组的意旨和方法；到何炳松召集具体人员谈话、予以落实，整个过程才花了短短的几天时间。
由于所谓的“科学管理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编辑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每天还要填写固定格式的工作情况表，与脑力劳动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此外，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使大家极不适应，结果在编译所内遭到了强烈反对。从次年1月9日开始，短短数日之内，有人愤而辞职，有人罢工，有人则径回原部工作；馆务一片混乱。接着，新任命的编译评议会评议员纷纷辞职。编译所职工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拒绝新颁布的编译工作“标准章程”，请求何炳松保持所长职权。职工会公开召开上海各界人士招待会，宣言反对“科学管理法”，并呼吁社会各界主持公道。同时，向上海市社会局控告王云五，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王云五一时不肯让步，于是陷入僵局。后来由于局势愈演愈烈，上海社会局不得不出面干预，主持调解劳资双方矛盾。在局面失控、生产几乎无法运转的情况下，王云五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于1月下旬同意“在编译所范围内维持原状”唐锦泉：《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7页，正式宣布撤回“标准章程”。在这场劳资纠纷中，何炳松虽与王云五同为资方代表，但凭着与同事们的良好关系，与劳方进行了沟通，在王云五与劳方之间转圜，成功地化解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重大危机。
编译所与商务印书馆的其他部门不同，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高学历、高知名度学者，以及某些领域的专家，因此，它的工作时间安排是适合这些人的特点的，即按学科划定各人的工作范围，完成书稿等编辑任务后，个人的科研或写作有着比较充裕的时间，颇似以前一些出版社的部分坐班制，这种弹性工作制度的效率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不是刻板的规章和严厉的惩罚。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张元济、高梦旦担任所长期间，总的气氛是和谐的，人们各尽其职，工作效率高又不乏创意，使商务在竞争中日渐壮大，甚至一枝独秀。在商务的发展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一些争端，但一般都能圆满解决。例如，1925年商务发生由陈云领导的大罢工，高梦旦的女婿郑振铎是编译所3名职工代表之一，也是罢工执行中央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参加了与资方代表高梦旦等人的谈判。由于高梦旦的开明和大度，最后化干戈为玉帛。据王云五说，复工的时候，由高梦旦带领罢工者入厂，成为一段流传的佳话。郑尔康：《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69页；王云五：《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45页。
其实，早年的王云五对同人还是比较客气的。例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在“当天傍晚路过南京路，亲眼目睹了这场屠杀后的惨状”，可是当时的上海报纸对惨案都没有作如实的报道，有的报纸甚至连罢市的消息都不敢登。于是郑振铎和朋友们征得上海学术界对外联合会的同意，以该组织的名义在6月3日创办了《公理日报》，“不畏强暴，道出了上海各阶层爱国群众的共同心声”郑尔康：《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68—269页。当时，上海有好几家印刷所，但没有一家敢承印《公理日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所接下了这份会带来风险的报纸，“纸张和印刷完全由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的广大职工包了下来”高君箴：《“五卅”期间的一张报纸》，《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报纸的编辑工作也全部由编译所的同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等人担任，王伯祥不仅负责分发报纸，还和许多商务工友一起上街卖报。同人的这些行动，王云五自然是了解的，没有他的默认，商务印刷所是不可能承接印刷《公理日报》的，他甚至还与张元济、高梦旦一起为《公理日报》捐过款。后来，由于租界当局的多方压力，加上费用不足及印刷所不肯继续承印，报纸被迫停刊。《东方杂志》也因出版《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被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提起诉讼。虽然最后以“一年内勿再发行同样书籍”结案，但被巡捕房告上法庭，无论对商务印书馆还是王云五个人，造成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尽管他始终没有出庭。
由于长期担任编译所所长，何炳松深知编辑工作的特点，内心里未必赞成取消编译所的做法，但出于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个性，加上在反对“科学管理法”的风波中，同人们曾提出拥护自己继续当所长的口号，这就使他更要注意避嫌了。
劫后辉煌
正当商务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一场巨大的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侵犯上海闸北地区，我19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总厂和尚公小学因遭日机轰炸引起大火，烧至下午全部被毁。至2月1日，原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大火复燃，到傍晚竟焚毁一空。据统计，仅物资损失就高达1600余万。《本馆被难记》，《商务印书馆通信录》第376期（1932年7月10日）；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1932年10月）。
停战以后，商务董事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处理善后，下设善后办事处作为具体办事机构，由王云五、李拔可、夏筱芳、鲍庆林负责，何炳松等原商务部分雇员为工作人员。当时满目颓垣断壁，百废待举。办事处列出应处理和清理的事项共21件，何炳松负责清理存稿存版及版税、清理图书馆、保管和宣传等工作，同时参与清理各种契约及交际工作。不久，办事处确定了下属机构的名称，任命何炳松为稿版处、保管处、图书馆清理处、宣传处负责人。在此期间，何炳松还与王康生一起，代表商务出席了由殷汝耕主持召开的接管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侵占的闸北铁路以北区域预备会议，并为此准备了有关商务在战争中的损失等详细材料。次年1月，《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实录》由商务出版。它记载了淞沪战争结束后，中日双方移交被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的经过情况，其中就有何炳松为此书提供的材料。他还另外写了《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详细记载了商务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被毁始末和遭受的巨大损失。
在这段时间里，何炳松既要处理大量的馆内事务，又要接待各方人士和组织，还要出席很多馆内外的各种会议，甚至一般的学徒谒师礼——商务为了增强学生的能力，有指定业师负责训练的传统。1932年10月11日上午，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家菜馆举行谒师礼，何炳松代表公司到会主持并发表讲话，要求学生们注意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即交好朋友四方面的修养，还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当时，何炳松在严重地超负荷工作。
商务被难后，王云五趁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组织结构调整。他首先解雇了已经停职的全体职工；接着缩小组织，设立总管理处主管公司行政，自任总经理，统揽一切事务，鲍庆林、潘光迥为协理。总管理处下设生产部、营业部、供应部、主计部、审核部、秘书处和人事委员会七个部门，分管有关工作。他取消了原来职责重大的编译所，代之以隶属于生产部的编审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何炳松致胡适函，《胡适遗稿与密藏书信》第29册，第50页。由李拔可、何炳松、庄俞、李伯嘉兼编审员。从机构设置看，编审委员会属于三级机构，地位实在微不足道，但这个第三级机构的主管者却是一级机构的总经理，这样的职务安排未免有点不伦不类。出现这种怪异现象与王云五的褊狭有关。如前所述，两年前他推行“科学管理法”的时候，就取消过编译所，只是由于遭到强烈反对，馆务几乎无法维持，无奈之下才不得不取消成议，现在，他总算得偿夙愿了。王云五虽有能力，也有魄力，但管得太多，私心亦重。读他的回忆，使人觉得商务似乎是他一人包打天下，几乎看不到同人的作用。他的《谈往事》一书述及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复业诸事，说到由于初期需人不多，而待用的旧同人极多，当时人心浮动，颇感棘手。为求公允，掌握用人职权、由七人组成的人事委员会仅公开主任姓名，秘书例由人事科长兼任，其余成员一概秘而不宣。这固然可避免请托徇情，但公开了身份的人事委员会主任却被推上了火炉。这位举足轻重的主任是谁？正是何炳松。担负如此重要职务的人物，在王云五笔下被轻轻带过，连姓名都没有，难免有突出自己之嫌了。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王云五的各种回忆文字中不胜枚举。
据商务老人回忆，王云五为人刚愎自用，对待同人如雇主视雇员，鲜有人情味，因此与同事关系十分紧张，不少商务编辑对他颇多微词，甚至拂袖而去。姚名达生前挚友王咨臣先生曾函告笔者，姚名达和杨家骆就是因为与王云五意见相左，愤而去职的。离开商务后，姚名达留在上海创办了女子书店，“故言及商务的事和文章未有半点”；杨家骆则回南京创办了中国词典馆。曾长期担任商务理化部部长的郑贞文曾说，王云五主持商务之后，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很多自创办以来就在商务服务的老编辑被迫退休。在他的干预下，商务的主要杂志由开明转向保守，由于观点不同，茅盾、章锡琛、胡愈之先后辞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东方杂志》负责人的职务。叶宋曼瑛说：“商务印书馆以前曾经表现为稳健和开明，竭力跟上新文化的潮流……从来不是一家纯粹赚钱的商行，它的出版物也从未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然而此时却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使它的开明改革逆转，而呈现一种更为保守的面貌。出版物的数量虽很多，却很少见到以前那种高水准的书籍。”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85页。从学术角度看，这些批评是颇有道理的，因为王云五推出的一系列丛书所收的书籍，每册往往只有几万字，很多属于急就章性质，学术水平并不高。于是，商业上的成功和质量上的滑坡，一度成为王云五主持下的商务的特色。
除了人事委员会主任之外，何炳松还担任秘书处首席秘书、编审委员会编审员，负责处理很多日常事务，工作极其繁忙，他深感不堪重负。由于8年的编辑工作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大大影响了学术研究，为了实现潜心学术的愿望，早在1931年，何炳松就与胡适谈过择时辞职，专事译书的打算，并且得到了胡适的赞同。而此时编译所被取消，自己从主管编辑出版业务转为处理日常事务，难免有无所作为之感；东方图书馆的被毁又使西文书籍不存片羽，以致“西籍极难寻觅”；寓所因与编译所同处宝山路上，经“一·二八”之难，私人所藏西籍亦仅剩“白氏上古史”，难以从事计划中的翻译工作，不得不要求胡适提供译书的底本。岁月不饶人，为了实现学问上的抱负，同时也为了调节多年紧张工作造成的身心疲惫，他觉得离开的时机已到。于是，何炳松在6月间向王云五连函辞职，并打算离开生活了8年、友朋众多的上海，于秋凉时携眷返回金华，“专心做三四年翻译西籍的工作”，“绝不兼任他事，以免分心”，尽管广东、南京等地的大学均曾邀其执教。短短一月之中，何炳松6次提出辞职，并曾以不再到馆履职的行动表示离开的决心。但是，想不到王云五竟7次登门劝驾。终于，他拗不过情面，无奈之下，只得重违本意，“再进商务”。均见何炳松致胡适函，《胡适遗稿与密藏书信》第29册，第50—53页。
王云五为什么对何炳松特别礼遇呢？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其实，这与他在商务的处境有关。王云五虽然得到商务高层的全力支持，但与同人的关系不谐，何炳松的为人则正好与他相反：谦和自律，待人宽厚，与编译所同人关系融洽，享有很高的威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王云五虽以铁腕著称，但往往过度，这样就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推行“科学管理法”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而何炳松正好弥补了他的不足，更何况还深受同人的信赖与尊敬。与一位没有野心、好脾性、不计较、有能力的实际管理者共事，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因此才会仿效刘备的三顾茅庐，屡加挽留。
何炳松虽然留下了，但毕竟出于勉强。他在致胡适的函中，对自己为友情而牺牲抱负深感遗憾，同时对一再食言深表歉疚，并声明译书的打算“未曾向人说过”，“未藉此招摇或要挟”，他还再次表达了心愿：“我很想有追随老友专心翻译的机会，将来果有自由的一天，还恳照常援手，不要以我的屡次食言为开玩笑”何炳松致胡适函，《胡适遗稿与密藏书信》第29册，第50页，明确表示了打算在合适时辞去现职，专心著述。由于从主管出版工作转而主管人事及日常事务，不但虚掷光阴，而且终觉不如以前顺手，因此，两年后当教育部长王世杰请他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时，他再也不顾王云五的一再挽留以至恳切得“流涕”相劝，毅然离开工作了11年的商务印书馆。俞剑华：《何师柏丞在建阳》。
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筹措，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复业。复业后，除了继续刊印因战争而中断的各种丛书及其他存稿外，还保留部分力量专门用于出版新书，并宣布每天出版1册新书，复刊《东方杂志》等4种定期刊物。接着规划了5项新计划：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印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小学教科书，连同教学法教本共300多册；编印《大学丛书》；编印《小学生文库》，共500册；编印《万有文库》未出之书；影印古书，包括《四库全书》、《宛委别藏》及其他善本古籍。这些计划，有的因故未能实现，如影印古书，而已做的之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出版《大学丛书》。
《大学丛书》是为大学各专业编撰的教材或参考用书。为保证质量，与全国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合作，由各学术领域著名学者组成共51人的《大学丛书》委员会，除了商务的王云五、何炳松、傅运森、郑振铎等人外，还聘请了蔡元培、胡适、王世杰、朱家骅、马寅初、任鸿隽、李四光、竺可桢、周仁、秉志、李书华、姜立夫、陈裕光、蒋梦麟、刘湛恩、黎照寰、罗家伦、翁之龙等人，其中部分人士为各大学校长，约三分之一后来成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应该说，阵容是十分强大的。1932年10月，商务公布了“《大学丛书》委员会条例”、“印行《大学丛书》条例”，计划第一集300册分5年出版，自次年起每年出版40册。规定凡是收入丛书的书籍必须经过《大学丛书》委员一人以上审定，然后才能正式列入，商务以前出版的书只要符合条件也可纳入丛书。《商务印书馆通信录》第379期（1932年11月）；第388期（1933年8月）。何炳松所撰《通史新义》经罗家伦审定后，被列入丛书第一集；后来，他的《中古欧洲史》又被收入《大学丛书》。而他自己则审定了魏野畴翻译的美国俾耳德和巴格力合著的《美国史》（1935年版），梁思成等翻译的英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1935），两书均被列入第一集。
为了保证《大学丛书》的质量，必须要有一支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何炳松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仅举一事为例。1934年6月27日深夜，何炳松到达南京，联系组稿等事项。第二天他不顾疲劳，一早即出门去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先后拜访两校校长罗家伦、陈裕光，面议关于《大学丛书》的约稿事宜。结果商定由罗、陈和自己以丛书委员的资格联名具帖，在中央饭店宴请中、金两所大学的教授。下午，又为《四部丛刊》事过访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长谈两小时，并商借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作的《国榷》原稿。《国榷》是一部500多万字的编年体明史巨著，著述严谨，不少记载可补《明史》因避讳而造成的史实缺失，尤其详于清朝初起时的历史，如建州卫及奴儿干都司的设立等情况，史料价值极高。由于此书从未刊行，故商务拟影印出版。柳诒徵将书稿出示后，何炳松虽觉此本形式比刘承本稍佳，内容有详略和大同小异之处，但对如何处理——是抄补还是校对，一时却颇费斟酌。好在柳诒徵十分慷慨，同意先借10册，其余可以轮借，而且表示由何人在何处进行抄校均可由商务决定。柳处事毕后，他又赴国防建设委员会访张其昀，商谈改编新学制高中中国地理课本事。本来还打算去教育部和国立编译馆，由于天气炎热而改期。何炳松致王云五函，《岫庐已故知交百家手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一日之中，连办数事，效率是够高了。
据王云五发表于1937年7月的《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文，《大学丛书》从1933年4月开始出版，到他撰写该文时已出版不下300种。《出版周刊》新242号。另据王云五在《本馆复业周年纪念日》中说，此时工作量极为繁重，“以不及从前编译所十分之一的编审委员会同人担任其事（笔者按：指编辑工作）”，并说自己同时兼任了六七个人的事情。《商务印书馆通信录》第388期。这样，也就难怪复业后的次年6月，何炳松就因肺疾复发而请假半年疗养去了。
商务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出版中小学教材。如前所述，这是商务起家的根本之一。因为这是兼有主要经济来源和社会影响的大事，所以商务对中小学教材历来十分重视。我国清朝以前因通行私塾教育，所以无所谓教材。光绪二十三年（1897），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授课，于是模仿外国课本编教材，这是最早的自编教科书。1898年，俞复、吴稚晖等在无锡办三等学堂，历时五年编成《蒙学读本》，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大受欢迎，一版再版，风行了五六年。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5—56页。自晚清兴办学堂，尤其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后，编写教材引起了普遍重视，但是，“当时出版的似教科书非教科书虽已有了二三家，寥寥数种不完不备，只有我馆的《最新教科书》是依照学部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62页。随后又对《最新教科书》进行改良，编辑《简明教科书》，努力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清末有“《最新教科书》，民国成立后有《共和国教科书》及《民国新教科书》，国语运动兴起的时候有《新法教科书》，学制改革的时候有《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成功的时候有《新时代教科书》，国民政府颁布课程标准后，有《基本教科书》，最近（1933年——笔者注）又出《复兴教科书》。所出的教本，没有不是适应潮流，风行全国”李伯嘉：《一·二八后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324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丛书》的筹划出版，是教材的出版从中小学向大学的延伸。
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是极其重视的，商务印书馆内外的著名学者如蒋维乔、庄俞、杜亚泉、伍光建、傅运森、黎锦熙、胡敦复、胡明复、顾颉刚、胡适、刘海粟、萧友梅、姜立夫、翁文灏、任鸿隽、胡先、陈望道等人几乎都参加过中小学教材的编写。
王云五任总经理后，为了加强对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指导，在编译所内成立了中小学教科书委员会，由何炳松担任主任，高觉敷为副主任。高觉敷是心理学专家，长期在编译所的哲学教育部工作，继朱经农、唐钺之后主持并完成了《教育大辞书》的编纂。他对教育问题历来很关注，这时还提出在尚公学校进行实验，研究小学生运用虚词的能力，以便编好语文教科书。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49页。他的建议被何炳松等商务主事者所接受，并被任命为尚公小学校长，以便其研究。
由何炳松负责中小学教科书委员会，固然与他的职务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他长期在教育界工作，并且对中小学教育熟悉有关。早在北京执教时，他就积极参与了历史教学问题的讨论，还是中华教育改进社之下的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10名成员之一；当朱希祖于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改良中学校历史地理教法议案》，想使中学历史教学规范化时，何炳松是积极的支持者，也是议案的附议者。他对教育问题素有研究，翻译过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的《美国教育制度》、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等著作和论文；撰写过很多有关中小学教育和教学法的论文，如《我国教育界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西洋中小学中的史学研究法》、《历史教授法》，等等。此外，他还有管理中学的实际经验，并有督察一个省的中小学全面情况的经历，对中小学教育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整体把握。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组织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托何炳松、顾颉刚、陈训慈三人负责起草《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恐怕也与他的这种经历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课程标准是规定中小学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政府文件，它的制订是件大事，非学科权威并熟悉教育者不能承担。
接受任务后，因为当时顾颉刚远在广州，所以只得由何炳松与陈训慈经常商量有关内容，并由陈训慈执笔起草《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根据规定，课程标准包括目标、时间、教材大纲、教法要点、作业要项、毕业标准等六个部分。草案详细规定了上述部分的具体内容和必须达到的要求，使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能够自行阅读毕业标准规定范围内的简易论文和书籍，了解其大意，并有回答问题和写短文的能力。它的目标部分要求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和养成其国际同情心，也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尤其值得称道。这个草案“不仅符合历史学科的特点，而且富有时代感，在历史教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金相成：《何炳松对历史教育的贡献》，《暨南学报》1991年第2期。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修订，在向达等人的帮助下，课程标准草案顺利完成。后来，陈训慈在草案的基础上又作了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变动了次序，以单独署名的形式在《史学杂志》创刊号上公开发表，并对草案的撰写过程和参与者的情况作了说明。
商务复业后，随着业务的日渐恢复，因一·二八事变而停刊的刊物也先后复刊。商务所办的十几种杂志中，比较重要的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东方杂志》等4种刊物在商务复业的当年已先行复刊，1934年9月，《教育杂志》复刊，由何炳松兼任主编。他为杂志写了复刊辞《本杂志的使命》，提出要达到四个目标：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笔者注）、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
为了办好杂志，何炳松采取了向名家约稿、举办读书运动、专题讨论等措施。例如，他曾给刘英士寄去《教育杂志》拟办栏目的目录，请其撰写有关教育与文化方面的文章；请叶青、陈柱尊等为《教育杂志》倡导的读书运动写专栏文章，于是他们分别写了《谈读书》和《对于读书运动之谈话》，此外还刊登了马宗荣的《民族复兴与读书运动》，杨卫玉的《读书与兴趣》等文章。陈柱尊认为，要搞好读书运动，应该做到多设图书馆、提倡读书会、政府设立奖励。此外，何炳松还开辟了“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专栏，讨论读经的利弊。在他的努力下，《教育杂志》继承了长期形成的办刊特色，继续保持了我国教育界权威杂志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