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山区的省督学
1916年9月，带着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出具的学习经历证明书，何炳松回到了暌别4年之久的祖国。在路过省城杭州时，一位在省府任职的熟人要求他留下来共事，一向抱随遇而安态度的他也就答应了。于是，很快被任命为浙江省长公署助理秘书。
办完任职手续后，何炳松立刻回到金华省亲。听到他归来的消息，已经担任金华第七中学校长的儿时好友金兆梓马上登门叙旧，并邀请他到校讲学。虽然这次探亲的假期很短，需要拜访的亲友很多，况且一路旅途劳顿，疲惫不堪，但因为七中的前身是他的母校金华府立中学堂，所以他还是很愉快地答应了。讲演是十分成功的，不但内容充实、新颖，而且讲演者口才出众，引人入胜。尽管他身着长衫，满口金华官话，没有一句洋腔洋调，也没有说一句不少留学生喜欢讲的口头禅“兄弟从前在美国……”，一点都不像刚从国外归来的样子。这次讲学，开了金华七中请学者讲学的风气。金永礼：《记金华两位史学家》，《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71页。
次年3月，可能是出于教育界需要内行的缘故，何炳松被调任省教育厅视学。当时，浙江的教育非常落后。何炳松上任以后，立即到各地视察，并深入到新昌、天台等山区，实地了解落后地区的教育情况。根据对新昌县教育的考察，何炳松写了长篇呈文递交省长，就地方主管教育者的态度、能力和经验，学校数量，教职员和学生人数，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教职员的质量，学校的教学、管理和经费，学生课外活动，社会教育如图书馆、劝学所等情况作了全面的概述，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他指出，该县地处万山丛中，十分闭塞，但县知事金城颇能提倡教育；县视学陈恭鼎品学兼优，经验宏富，对学务十分熟悉；劝学所所长唐登瀛热心本职，所员中已经有人下乡劝学。全县有学校119所，教职员277名。教师中师范毕业生很少，虽然多数人能够恪尽职守，认真授课，但编写教案者甚少，缺少训练。全县男女学生5155名，仅占学龄儿童的7%。由于管理过分严格，学生不够活泼，作业布置不得当，表簿不全。虽然经费普遍不足，但有关人员的办学热情仍然很高。
在仔细抽查了一些学校后，他根据实际情况，程度不同地表扬或批评了有关学校。他指出，南明高等小学是全县高小中不可多得者；知新高小质量亦佳；私立尚素高等兼国民学校校舍尚可，但教室不合格；而城西国民学校、私立钟灵国民学校则受到批评。他还指出，这个县的社会教育很不发达，全县只有一个图书馆。最后，他要求在各区、乡设立教育会；学校要教授、管理、训练三者并重，不可偏废，教案和表簿都不可缺少。《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2238号；《浙江公报》第1904号（1916年7月6日）。
从呈文的内容看，何炳松的观察角度多样而全面，并大量运用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例如，他既重视学校教育，又重视社会教育，与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熏陶下，历来只重视书斋学习，轻视其他途径教育的我国传统教育观点完全不同。这点，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他尤其重视教师中师范生的比例，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的优劣。这一点，他在数年后就浙江中小学问题作专题演讲时，还作了重点阐述。对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和校外活动的重视、对他们精神面貌的考察等等，无不反映他全新的教育理念。
根据何炳松的调查，总的来说，新昌的教育是比较落后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还不足十分之一，每所小学的学生人数平均不到50名，教师（还包括职员）平均只有2.3人，且大多数不是师范出身——简直与私塾没有什么不同。客观地说，省长齐耀珊虽然政治上十分落后——后来还向袁世凯劝进，但对何炳松的意见还是很重视的。他很快发出训令，要求会稽道道尹褒奖呈文中提到的认真办学的教育行政人员和校长，同时切实改进各校存在的不足。省府还将何炳松的呈文和省长的训示同时刊登在《浙江公报》上以示重视。
其实，在何炳松视察的地区中，新昌县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有些地方要糟糕得多。有一次他到一个有名的地方去调查教育状况，把县里办的报纸、戏馆的数量及相关的情况一一记载下来，一位省立中学的校长见了觉得很奇怪，问他，怎么把戏馆和报纸都放进去，难道不嫌烦琐吗？省立中学校长对教育的理解尚且如此褊狭，更何谈他人？另外，教师遇到有人视察就借口自修而停止授课，以逃避检查；学生则不习惯被提问，竟有为此而号啕大哭者。何炳松：《浙江小学教育的现状及其罪人》，《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9—480页。上述情况并未出现在呈文上，可能是他不想让有关人员过于难堪。
受聘北京两校
在杭州服务仅一年，1917年的5月和8月，何炳松就接到了北京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任教聘书。首先发出聘函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的前身，请何炳松充兼任教员，教授西洋历史，课时每月4周半，每周4小时，薪俸每小时4元。当时的大学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类，专任教师假期照领薪水，兼任者则以课时计薪，但薪金较高。在薪金方面，兼任讲师与专任教授大致相当，不少学校还禁止专任教师到校外兼职。就当时学校工役每月薪水只有几元却能勉强养活一大家子的物价水平而言，北高师的薪金还是不算低的。不久，北京大学聘请何炳松担任文科预科讲师的公函也寄到了金华，并要求他于9月10日开课。
根据通常的做法，北大新教师一般先到预科任职，过若干年再转入本科，绝大多数人都是循此例而进，如文科著名教授“二马三沈”（马裕藻、马衡、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等人就是这样，甚至还有要求外校进入的教师降级任职的做法。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在新文化运动中风头甚健的胡适就是直接担任本科教授的。
接到两校聘书后，两位曾在浙江高等学堂教过何炳松的老师从北京来信，一再地催促他迅速北上。这时，何炳松的感情是复杂的。在杭州的工作，虽然也算是在教育界，但从事的毕竟是教育行政，而不是教书或研究，这对一个刚刚毕业的留学生来说，当然是不很适应的，更何况当时取得硕士学位的留学生还是屈指可数的。另外，目睹浙江各地的闭塞、落后，教育界的守旧和腐败，教师待遇的低下，专门教育人才的流失——为了生活，数量有限的师范毕业生往往放弃小学教职去投考税务员等职位，而自己又无力改变这些现状，心情自然很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教育文化中心的北京城所具有的吸引力就越发大了。终于，他下了决心，于9月1日辞去省视学之职，启程北上，在北大开学前一天到了北京，很快就在永光寺中街安顿下来。《浙江教育周报》第172期（1917年9月9日）；《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说来也巧，他留美时的朋友胡适也于这年的9月中旬开始在北大哲学系执教，两人又碰到了一起。
何炳松在北大教文科预科英文一、二、三年级，德文二、三年级几个班级的“西洋文明史”课程。因为当时外国史教材多从日本转译而来，质量普遍比较低下，所以何炳松就参照欧美原著，除三年级英语程度较好，直接使用原本外，其他年级以自编中文讲义作为课本。试用以后，发现比旧教材的效果要好得多，学生反映尤佳。这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于是，他以后开设其他课程时，都直接根据西方原版著作改编为教材，并不断修改，公开出版。在北京的几年中，他翻译或编译了《新史学》、《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历史教学法》等著作，以后陆续得以出版，这些书绝大多数是他上课时所用的教材。
不过，北大似乎并不赞成教师使用自编讲义。1917年底，校长蔡元培还专门致函任课教师，告知学校决定减发讲义。何炳松在复函中表示，赞同学校减发讲义的决定，但是因为所上西洋文明史课程没有合适的教材，所以下学期一、二年级仍需使用讲义，第二学年则改发类别体的大纲，然后学生根据口授内容记录。除了形式上的改变外，这样做的主要变化在于，讲义是按年代编排，大纲则按事件性质编写，属专题讲授，显然比前者要深刻，何炳松认为，照这样讲课，“学生于西洋文明史一端可得经纬纵横之观矣”《减发讲义案·文科各教员之意见》，《北京大学日刊》第37号（1918年1月1日）。
次年，他又为德文班上“万国史”和“万国地理”。在北大几年里，他先后任史学系讲师、教授，讲授了多种课目，如历史研究法、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等。当时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分为必修、选修两类，史学史和史学原理课均为必修课。北大师资力量雄厚，一门课有时往往由不同的教师分授，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如李大钊就上过史学原理课。何炳松教过的学生中，后来成为各界名流的有不少人，如何思源、蒋复璁、罗家伦、傅斯年、姚从吾等人。
何炳松虽兼授两校，但工作的重点在北高师。他先在史地部上课，用英文原本作课本，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经学研究权威的周予同以及盛叙功等人，不久，又兼任英语部教员，学生中有周谷城、楚图南等人。由于对西方历史极为稔熟，加之备课认真，讲授灵活，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甚至还吸引了校外人士前来听课。据我国著名书画家俞剑华回忆，何炳松到校执教时，他已经从北高师毕业，正在北京美术高等学校任职，为了补习英文，他重返母校旁听，与此同时，又去听了何炳松所上的西洋通史课，所用教材是德国史学家迈尔的原著——《迈尔通史》。这位编外学生不但从此与何炳松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并在何炳松出长暨大后，除了抗战时短期投笔从戎外，追随其左右近10年，大被倚重，历任校长秘书、总务长等要职。俞剑华：《何师柏丞在建阳》，《读书通讯》第117期。
不久，何炳松的课程和课时有了增加，除为三年级学生开设“欧洲大战史”外，还要临时为其他教师代课。例如，当时黄人望也在北高师教授历史，因家在浙江，寒暑假南返探亲时，他在史地部和师范教员养成所的课程就要由其他教师分担，何炳松就承担了其中的西洋史和外国地理两门课。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炳松的能力也逐渐为学校所了解，他办事认真而有效率，学术水平高出常人，与同仁关系融洽，待人接物既真诚而又沉静圆融。于是，仅一年多时间，他就被任命为代理史地部教务主任。两个月后，即1919年2月，改聘为英语部教务主任，旋由教育总长傅增湘批准同意。同年，又曾兼代理国文部教务主任。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以一人而历职三个部的主任，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北京离故乡虽然遥远，但北大、北高师被称为“现代海内人文之渊薮”，两校教师来自天南海北，过往的国内外学者很多，其中不乏故旧，所以何炳松并没有寂寞的感觉，何况，他还与北京的一批新朋旧友交往十分密切。除了在美国时已熟悉的胡适、张慰慈、任鸿隽陈衡哲夫妇、杨铨、蒋梦麟、熊遂等昔日留学生外，在浙江高等学堂时就已常相往来的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此时也在北京，正为所创办的《京报》到处奔走，忙得不亦乐乎。公务之余，两人也经常过往。而金兆梓在他的引荐下，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顺利地被北高师聘用。留美时曾与之频繁通信的同乡傅东华也已脱颖而出，在北高师教授国文。此外，新结识的友人也不少。通过胡适介绍，何炳松与正在北大执教的我国曲学名家吴梅认识了，并很快熟悉起来。在吴梅的影响下，他对昆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经常去听曲，而且还开始学唱。由于吴梅不时地给予指点，他的唱功进步很快，而且唱腔非常道地。因傅东华小时候也学过几年昆曲，所以被他引为同道。
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的夫人程俊英回忆道，由于学生们对何炳松极为钦佩，并向当时任北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的张耀翔极力称道他学贯中西、课上得好，“他担任西洋史课程，又经常讲中国通史，连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介绍分析”，于是，“耀翔开始了解何先生。当时的教育界，学识渊博的教师可谓不少，但真正能在教学中做到中西比较、融会贯通的却很少。由于学生的介绍，他们由同事成了同道”程俊英：《我所了解的何炳松校长》，《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70页，逐渐成了好朋友。
何炳松性喜饮酒，且酒量甚大，“漏夜著书，伴之者惟酒盈尊，且呷且书不知倦”，而金兆梓自称“酒徒”，两人均雅好文史，于是，移居于大安澜营的何炳松新家中经常高朋满座，酒香盈屋。凡金兆梓等密友来饮，何炳松酒后必“清谈娓娓，若挹清泉于不竭之渊”，“虽醉甚而出言有章”，金兆梓：《何炳松传》。金兆梓则酒狂无羁，一吐胸臆，朋友间其乐融融之妙境，实不足为外人道。
活跃的青年学者
在教书的同时，何炳松还参加了北大、北高师的社团，以及一些社会团体，并积极参与它们组织的活动。民国初年，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在兼容并蓄方针下，北大有相当数量的前清遗老担任教职，因此，某些封建社会的习俗如狎妓等在教师中还有市场，甚至新派人物也不能幸免，陈独秀即是一例。为了约束教师行为、净化学校风气，1918年1月，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并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9号上公布《北大进德会旨趣书》。进德会将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的标准是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还须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则又要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凡自愿入会者均可以成为会员，并且不咎既往行为，但入会后必须遵守戒律，违者要受到惩罚。为保证做到这一点，还由全体会员推举纠察员监督执行。何炳松与陈独秀等于次月同时入会，成为甲种会员。《北京大学日刊》第48号（1918年1月17日）；第87号（1918年3月9日）。需要说明的是，北大进德会与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创议成立的同名组织无任何关系。
北高师的社团数量多而活跃，既有学校或各部组织的团体，也有学生自己组织的团体；既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团体，也有综合性团体。这些团体还出版过不少杂志，如《教育丛刊》、《教育与社会》等。何炳松参加了不少这类社团及其所举行的活动。他在担任英语部主任时，还亲自参与英语学会的改选等具体工作，并将改选办法事先公布，以便在大会上顺利讨论。为了使学会保持正常的活动，他正式就职后即宣布，以后凡是学会活动，全部会员都应出席，无故缺席者以旷课论处。学会除了有事临时集会外，坚持“常会”制度，即有固定的活动时间。
何炳松不但经常出席英语学会举行的活动，还经常在会上讲演，1919年3月17日出版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第63号就刊载过他的演讲内容。在那次讲话中，他批评了我国学生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即年龄稍大就自我满足，以为学问已经足以应世。殊不知其实学问无涯，即使终身苦心孤诣，也不能穷尽。他还告诫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是自觉，而我国学生最缺乏的是“勿君”、“常动”精神。他还经常在这些社团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北高师，他最大的贡献是参与创办了以后有重要影响的《史地丛刊》杂志，并长期担任编辑部主任。
北高师史地部曾聘请了不少名师任教，当时除何炳松外，还有黄人望、刘雪崖、白眉初等人任教，并经常请校外学者来校上课，如梁启超就曾从1922年3月开始，以“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为题，每周一次，作了长达3个月的学术报告。《会务纪事》，《史地丛刊》第2卷第1号（1922年6月）。学生有时也去其他高校听课。如1922年2月，美国德却尔博士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的邀请，分三次在北大作《美国政府建设之经过》的长篇学术报告，何炳松为之口译，做记录的是北高师学生杨玉如、于炳祥、郭庆隆、梁绳筠、盛叙功等人。后来，记录稿经何炳松校阅后在《史地丛刊》上连载。人是北大请的，课也是在北大上的，但是演讲的记录者和刊登的杂志均在北高师，这简直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
史地部拥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如周予同、魏野畴、梁绳筠、盛叙功、杨玉如等人。由于学术氛围浓郁，学生好学且眼界开阔，因此，要求有一份专业杂志以交流观点和发表论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于是，《史地丛刊》就应运而生了。
《史地丛刊》创刊于民国9年（1920）6月，是我国最早的几种历史学专业杂志之一，由史地学会主办，何炳松被推选为该刊编辑部主任，并撰写了《发刊辞》。在简述了杂志创办经过后，他直截了当地阐明了研究历史的宗旨应该是：推求过去，以谋现在，而测将来；研究地理则应观察地理与文化的关系，以资借镜而谋改善。显然，这些观点与鲁滨孙的新史学主张毫无二致。《史地丛刊》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两年时间，只出版四期，但其价值却不容低估，它所刊载的文章大多内容新颖，引进众家学说，各抒己见，令人耳目一新。在创刊号上，第一篇就是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章：《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作者是史地部学生李荫清。
何炳松不但在《史地丛刊》的每一期上都发表著译文章，还在次年继任编辑部主任，即使离校之后，仍未去职，杂志编辑会议只是决定由王君邺代理编辑部主任职务。可惜的是，这份何炳松花费大量心血才办成的杂志在他正式离职后未能继续出版。
除了学校的社团外，何炳松还参加了一些其他社团，其中有新教育共进社及其主办的刊物《新教育》月刊、实际教育调查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他还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刊《法政学报》社的名誉社员。
新教育共进社是民国初年教育界跨地域组成的一个颇具影响的社团，成员有北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北高师，它还在1920年初创办了社刊《新教育》月刊，何炳松与北高师校长陈宝泉、邓萃英作为北高师的代表成为该刊编辑部成员。实际教育调查社是北高师一个跨专业的社团，后来并入中华教育改进社。它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学术交流是于1921年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博士来华协助调查当时的中国教育情况，这一活动持续了四个月之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外学术交流不但十分频繁，而且具有邀请权威、在华逗留时间相当长——往往达数月甚至一年之久的特点，对学术界影响巨大。1921年6月底北大、北高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尚志学会、新学会等五团体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来华巡回演讲长达一年的美国著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夫妇及女儿举行规模巨大的公饯仪式，各界名流出席者甚众。范源濂主持并致辞，胡适为他英译；梁启超代表新学会致辞，赵元任英译；胡适代表北大致辞并自译成英语；刘吴卓生代表女高师用英语致辞，其丈夫刘廷芳译成中文；邓萃英和何炳松代表北高师致辞并自译成英语。最后，由杜威及夫人致答辞，胡适为他们译成中文。
上学期末刚送走杜威，下学期初又迎来了携女从上海抵京的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孟禄。他当时担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应邀来华考察教育情况。他的影响在当时并不亚于杜威，后来还担任过世界教育联合会的会长。张元济曾专程赴京往访孟禄，邀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顾问，并在华多逗留几个月。因孟禄在美国担任很多职务，不便久留，此事未成，但他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中国，并表示可在美国为商务印书馆审稿。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1—212页。
1921年，实际教育调查社欢迎孟禄来华。第二排右起第九人为何炳松。孟禄抵京那天，到车站欢迎的北高师师生竟达100多人，颇为壮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此前的一个月里，孟禄与实际教育调查社的成员们曾多次开会商讨，作了认真的准备，拟订了参观日程和进行手续，以及调查的方法。经过3个月的调查，实际教育调查社在北京召开讨论会，由孟禄作关于中国教育调查的演讲，何炳松等很多学术界人士出席了会议。后来，这个讲演稿经过修改，以《孟禄博士对于中国教育意见的概要》为题发表在《新教育》月刊上。孟禄这次来华时间长达4个月，足迹遍于数省市，到过各类各级学校，与我国教育界同人广泛交流，成效显著，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与他合影留念；回国前，还以中国教育界的名义在北京为他饯行。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民国时期一个拥有庞大会员、代表性广泛的重要团体，由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等合并而成，几乎囊括了国内教育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它的董事会由范源濂、蔡元培、熊希龄、张伯苓、李建勋、张一等九人组成。它曾组织了很多意义重大的活动，如1922年7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一届年会即如此。这次会议参加人数众多，议题范围极广。蔡元培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辞，陶行知作社务报告，山东省省长田中玉致欢迎辞。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分成教育行政、高等教育、历史教学等20个小组分别讨论有关问题。其中历史教学组正式代表有梁启超、何炳松、徐则陵、柳诒徵、朱经农、朱希祖、陈衡哲等人，南京高师的徐则陵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何炳松任书记。据记载，历史教学组的讨论会至少召开了三次，每次会议除代表外，还有旁听者若干人。
何炳松积极参与了讨论。他在会上提出了“编辑或讲授历史应以说明历代社会状况之进化，使学生明白现代状况如何递嬗而来为标准”的议案；徐则陵提出组织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的议案；陈衡哲提出中学以上学校教授历史应废弃讲义案；梁启超、朱希祖也提出了各自的议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徐则陵的议案；认为何炳松、梁启超、朱希祖的提案重要而复杂，应该等到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从长计议，再予决定；而陈衡哲的议案因中学生笔记能力差、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而被否决。
会议一致通过了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简章草案，稍后又表决通过了改名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简章”的修正案，并推举梁启超、朱经农、柳诒徵、徐则陵、何炳松为筹备员，何炳松负责北京的筹备工作通信等事务，南京由徐则陵负责。该会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函请国立机构中研究历史及教育者9人或9人以上组成，“以研究中小学历史教学之目的、教材教法等问题，收其结果建议于本社，请其设法推行为宗旨”《新教育》第5卷第3号（1922年8月）。
年会议程除了各组讨论有关问题外，并要求向大会报告讨论的结果，此外，还安排在大会上公开讲演，并连续3天举行了全体学术会议。历史教学组向大会报告的是关于历史教学目的、教材、课程教法等内容的讨论结果。何炳松历来对中小学的史地教育极为重视，不久前，他还附议了朱希祖提出的《改良中学校历史地理教法案》，此时讨论的问题，正是他长期以来萦绕于心的。因此，他不但就历史教学目的提出意见，还对柳诒徵提出尽快编纂教学参考书的建议予以具体化，主张用摘录历代史书原文的方式编写。会议认为，他的方法和梁启超提出的以纵断方式一种一种地编写的方法均可采用。
必须说明的是，民国时一些重要的全国性社团召开年会，各地方政府往往都很希望其选址本地，这样既可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又可请各类专家学者为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出谋划策，甚至直接提供帮助。而不少社团也愿意由地方政府来安排会务，这样既能减少经费压力，又节省了人力。作为回报，还会将会议的部分议题与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各种方案供选择，如中华学艺社的年会就曾作过这样的安排，参加会议的代表甚至还享有免除交通费的待遇。
第一届年会结束的次月，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会即在北京香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委员会规程”，决定组织各种教育委员会，由董事会聘请第一届年会上提出的各委员会委员，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委员有何炳松、梁启超、柳诒徵、徐则陵、朱希祖、陈汉章、熊遂、黄叔巍、吴研因和陈衡哲等人。从此，何炳松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小学历史学科学制的建立、教科书的编写、外国有关书刊的译介等工作上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北京期间，何炳松曾参与的另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对清末民初四大史料发现之一——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内阁大档是指清代内阁存放在故宫大库（明代文渊阁旧址）内的明清档案。1909年，宣统继位，由于年幼，其父载沣循例以摄政王身份监国。当时满朝官员都不清楚有关的礼仪，于是下令到内阁大库里寻找清初摄政典礼的档案，但没有找到。这时适逢大库需要修理，于是阁臣们说库中无用旧档太多，奏请焚毁，竟被批准。在翻检旧档时，章发现了宋写本玉牒（皇室谱牒）残页，引起轰动，一时入库寻觅宋元旧椠者众多。为了保护珍贵文献，罗振玉请求兼管学部大臣张之洞将所有的图书和档案移藏京师图书馆，并令片纸不得遗弃，该建议被张之洞所采纳。但在经办过程中，有关人员不但继续毁弃档案，而且监守自盗。经罗振玉再次急告张之洞，才命令立即移入学部。当时移入学部的旧档多达八九千麻袋，重达15万斤。
这些档案后来又几经搬迁。从学部到国子监，再到设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最后竟卖给了纸厂。结果，除绝大部分被罗振玉购得外，其中1500多袋由历史博物馆移交给北大整理，北大为此特设内阁大档整理委员会。1922年6月，蔡元培两次召开会议，商讨整理办法，出席者有胡适、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单不庵、陈伯、杨适夷、钱玄同、李大钊、刘文典等文史专家19人，何炳松两次均在其中。仅就能够厕身于蔡元培开列的专家名单而言，可知何炳松在古文献上的功力已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之所以要提这件最终未克成功之事，主要是想说明，何炳松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搞史学理论和外国史的学者，他对中国史也十分熟悉。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他曾和张宗祥一起整理出版过重要的明史著作——查继佐的《罪惟录》。此书因触犯清王朝禁忌，从未公开付梓，以致流传不广、次序窜乱。据王国维日记，直到民国4年（1915），此书的一个比较好的本子才重见天日，并幸而被著名藏书家刘承购得。王国维：《丙辰日记》1月20日条，原件藏国家图书馆。也许郑振铎了解此事，所以抗战时他为了保存稀见古籍，准备刊印《晚明史料丛书》时，还特地征求过何炳松的意见。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第155页。
在积极参加学术活动的同时，何炳松对其他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经常向北大和北高师的劝募活动捐款，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多次。例如，他曾应北大校役文化补习班教职员的呼吁，捐款为校役们买书；曾为北高师游艺部举办活动捐款；曾与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赵传、邓萃英等人一起，每月为北高师学生创办的《教育与社会》杂志捐款。这个杂志虽然由学生创办，但成立时出席者竟多达千余人。它后来与《平民教育》合并，出版了好几年。又如，1917年冬季的一天，北高师自修教室发生严重火灾，学生书籍、物品大量被焚，校长陈宝泉为此引咎辞职。学校自校长至教职员，纷纷解囊救灾，何炳松也捐款50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第21号、第60号。《教育与社会》第1卷第1号（1920年4月）。
其实，喜纾人难是何炳松的一贯作风。郑振铎在纪念文章中曾说，何炳松在主持商务印书馆和暨南大学期间，宽容而开明，保持学术研究的自由，“有好几次，仿佛有什么外来的压力，他也极力的代为疏释着，极力的主持着正义。而有了问题，本人的确从来不知道有此事，他也从来不谈到”。更使郑振铎感动的是，“有一次，总在二十多年前了，我们几个朋友们发生了很严重的事件，险有被捉的可能。但过了几时，这件事却渐渐的消灭无形了。事后才知道是柏丞先生极力疏释的结果。他自己却始终不曾和我们谈过这事”郑振铎：《悼何柏丞先生》，《读书通讯》第117期。由于当时的环境，郑振铎不能指明时间和地点，只能含糊其辞。据陈福康考证，其实，他说的是发生在1927年的事。“四一二”事变发生后，郑振铎、胡愈之、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商务印书馆同人联名公开致信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强烈抗议国民党右派屠杀民众，以致当局大为震怒，打算逮捕他们。郑振铎被迫远赴欧洲暂避，但是留在上海的其他人后来却幸免于难。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是何炳松极力消弭了这场大祸。由于郑振铎为人热情，敢作敢为，何炳松对他格外关心。在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期间，何炳松及时将日伪企图绑架郑振铎的消息通知了他本人。陈福康：《何炳松与郑振铎》，《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53—354页、第365页。出长暨大后，在长达11年的岁月中，何炳松保护过很多热血青年，以至于数十年后，不少当年的学生回忆起往事还感激不已。
何炳松在北京任教期间，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和“索薪”运动。他在五四运动中有何行动，现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留存。但是，根据文字材料，可以知道他对运动是持肯定态度的。1924年他应朱经农及上海沪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学生会等的邀请，在该校双十节上演讲。在这种场合，循例应该说些喜庆话，但何炳松讲的几乎全是民国成立13年以来的丑恶现象，唯一赞扬的是五四运动。他指出，民国13年来，外交上有两次大失败和两次小成功，其中一次小成功是民国8年（1919）保留巴黎和约的一部分，而这次成功的力量是五四运动，“外交以民意为后盾的成效，真是不小”何炳松：《民国十三年来之回顾及吾人应有之觉悟》，《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593页。10年后，他再次对五四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405页。至于稍后发生，在当时同样影响巨大、使北洋政府颜面扫地的“索薪”运动，作为北高师的七名代表之一，何炳松则积极地参加了。在叙述此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教师待遇等与生活相关的背景情况。
民国初年，大学教师虽然收入不菲，但薪水往往不能及时发放，甚至拖很长时间，其中尤以国立大学的拖欠最为严重。又因某些教员系非专任教师或受职级限制，所以除少数兼职较多的名教授外，很多教师日常生活经常捉襟见肘，遇到特殊情况如寒暑假（按惯例不发薪）就更加窘迫。一些学校为了使教职员工和学生买到低于市场价的消费品，就成立了合作社之类的组织。例如，1918年1月，北大在法科教师胡钧提议下，经校长批准，决定试办“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并成立了筹备消费公社事务所，公推17名学生为筹备委员，具体经办有关事宜。何炳松等很多教师都参加了这个消费公社，甚至校长蔡元培都是成员。可见，自办合作社，以大宗购买的方式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再转卖给师生，对大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尽管如此，仍有教师无法维持正常的生计。民国8年（1919）8月23日的《北大日刊》就登载过何炳松及王景歧、陈映璜、梁漱溟等60名北大讲师联名写给校长的信，要求暑假照常发薪，以济困窘。所幸蔡元培体恤下情，很快复信，表示自己最反对北大按课时向讲师付薪的惯例，曾在教授评议会上提出讲师亦改为月俸，并已获通过，但要等各学科议定程度深浅、预备难易、时间多少后才能施行。《北京大学日刊》第429号（1919年8月23日）。但是，并非所有的其他学校教师都有这样的幸运，也并非所有的时候矛盾都能得到缓和。1920年，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北京教育界成立了除私立学校外的“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推举北大教授马叙伦为主席，向政府索取积欠的薪水。
这次由几十个学校组成的“索薪”运动虽然声势很大，但因为政府的分化瓦解，中小学教师脱离了出去；而政府又答应了部分要求，所以很快就结束了。然而，暂时化解的危机孕育着更大的风暴，不到一年，更为剧烈的第二次索薪运动爆发了。
1921年的春天，由于政府再次拖欠北大、北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艺术专门学校等8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3个月的经费，北大等校教师再次发起“索薪”运动。这次，“除索薪以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6页，提出指定铁路、邮电收入为教育经费的要求，八校还组织了教育基金委员会。为了协调相互关系，八校教职员还选举代表召开联席会议，何炳松作为北高师的代表，始终参与了有关的活动。会议选举马叙伦为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李大钊为书记。要求清还积欠，并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经费。从3月中旬到6月初，在与政府的交涉中，八校教职员几次以罢工、总辞职相抗争，学生则举行各种形式的请愿活动表示声援，八校校长也数度总辞职。在各方强大压力下，教育部长范源濂、次长王章祜先后辞职。由于政府多次食言，终于发生了“六·三”大规模请愿流血事件。
“六·三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不守信用，但起因却是昏庸官员的处置失当。4月初范源濂辞职后，很长时间里没有人敢做教育部长，政府直到5月底才任命了一个妄人马邻翼为教育部次长并代理部务。此人在接待八校代表时礼数不周，已经引起众人反感；继而又大胆地答应发还欠薪——他并不清楚欠薪总数高达七八十万，政府即使想还，一时也根本无法筹措这笔巨款。另外，根据惯例，在答应清欠之前，还应对辞职的教师表示慰留，否则就是同意辞职，而这样做是违反起码的礼节的——马邻翼却没有按惯例办，于是激起公愤。大家要他立即发清欠薪，在无法办到的情况下，八校教职员议决向总统徐世昌请愿。
6月3日，八校师生1000多人先来到教育部，要求代部长马邻翼带领前往总统府，马邻翼居然答应随同前往。沿途不断有各公立中小学师生自动加入，人数很快达到了三五千人，浩浩荡荡地向总统府进发，马叙伦、李大钊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据马叙伦回忆：“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8页。结果，游行师生受伤者众多，马叙伦、沈士远等因伤重住院。
北洋政府的暴行激起全国各界的义愤，不但北京各高校风潮不断，而且各方声援频来，国内教育界广泛支持，孙中山也给予正式援助。虽然政府以拨给价值200万元的证券为教育准备金的办法，并请前国务总理汪大燮、孙宝琦及张一、王芝祥等人调解，平息了这次事件，但“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后来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9页。
在担负两个大学的教职并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兼课，参加很多社会活动的同时，何炳松还达到了学术研究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他不但翻译了大量关于教育和史学方面的论文，编译了几部大学教材，而且撰写了不少论文，其中最富价值的是率先引进在当时国际史学界影响巨大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并运用于史学研究，还将它与我国传统史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不少新颖的观点，成为比较史学的先驱和公认的我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新史学》及其影响
何炳松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和历史两方面，并且翻译和撰述并举。从1919年11月到1922年9月离开北京，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发表了6篇论文，1部著作，数篇译文。完成了《新史学》的翻译和《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的编写，应该说，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
有关教育方面的研究，1919年，何炳松写了《美国学制述略》的长文，从11月起，在《北大日刊》上连载。稍后，又在北高师的《教育丛刊》上连载。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何炳松以简明的文字概括了美国教育制度的特点、形成的原因及其优点：“美国本系联邦之国，政制复杂，学制亦然。又系新建之邦，血气方刚，喜新恶旧。学制复杂，故有竞争比较之机。恶旧喜新，故有日进无疆之象。”何炳松：《美国教育制度》，《何炳松文集》第四卷，第607页。他认为，中国教育亟待整顿，可参考美国的学制。文章详细叙述了美国大中小学学制、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选择及幼儿园师资等内容。他还介绍了女子教育、残疾人教育、社会教育的情况，其中讲到的暑假讲习所为他后来在杭州办教育时所借鉴。
由于在留学期间就注意美国的教育问题，因此他撰写这方面的文字驾轻就熟，条理清晰，全面而系统。当时全面介绍欧美教育情况的文章并不多，所以文章刊出后，反响很好，并引起商务印书馆的重视，于次年底为他结集出版，改名《美国教育制度》，并增加了一节“附录”——《美国学生之自治制》。附录中表露的对学生自治制度的欣赏，与他后来出长各类学校时支持学生自我管理的一贯态度是吻合的。应该说，书商是很有眼光的，仅仅过了一年，这本书就销售一空，1922年初，又出了第2版。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此书的封面题“译述”，而《序》则云著述。根据内容确实是著述，说明民国初年在这方面的区别并不严格，同样的情况还有翻译与编译不分。
可能是考虑到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还在初创阶段，颇需借鉴外国的经验，何炳松还翻译了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的长文《美国大学》，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从董事部、教员团、校长及大学之管理、学生和毕业生等五方面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的情况；稍后，又翻译同一作者的《美国大学选科制》、《美国大学教授法》两篇文章，在《教育丛刊》上发表。由此，关于美国大学的情况，有了一个完整的介绍。
从1919年10月中旬开始，何炳松在《北大日刊》上连续发表译作《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笔者在编纂《何炳松文集》时，曾复印了多期译文，后来见其篇幅过大，才怀疑可能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亨利·约翰逊的著作《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是同一本书。经过对照，确实如此，但两种译文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何炳松对美国教育情况的翻译和介绍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嗣后，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和朱经农请他翻译约翰逊的这本书，他接受了这个委托，1926年1月，此书改题《历史教学法》，作为“现代教育名著丛书”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历史研究方面，除了留美时用英文撰写的《政党小史》、《中国古代国际法》译成中文发表外，何炳松还写了《西史小记》、《西洋中小学中的史学研究法》、《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新史学导言》等文。《西史小记》严格地说还不能算学术论文，它由10多个小标题连缀而成，介绍西方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由于作者谙熟西方史著，所以文章内容丰富，而且国内史学界也未必了解，因此，还是颇有价值的。例如，他介绍了Edward Gilbon“匈牙利非匈奴之后”的观点，认为鞑靼分成通古斯、蒙古、突厥、Ugrians四支，匈牙利即Ugrians之后，而匈奴则为突厥之一支，与匈牙利是同种而异派。至于中国烟草始种于明代万历末年、黄祸之说始于德国威廉二世、拿破仑幽禁于圣赫勒拿岛时有华工为伴等等，均可备一说。何炳松：《西史小记》，《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17页。在这篇文章中，何炳松表露的重视我国传统学问、反对妄自菲薄的观点，是追寻其思想轨迹的好材料。
《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是何炳松系统研究章学诚史学的开端。他对《文史通义》的重视，原因在于此书是清代唯一一部关于史法的著作。一般认为，此书可与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相比美，而何炳松却认为它远胜于《史通》。因此，在反复披阅后，他摘录书中的精华，条分缕析，按类编排后发表。此后，他继续倾注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并与西方史学理论相比较，得出不少独到的见解。
在此时期的所有论著中，最重要的当数1922年6月发表的《新史学导言》了。在这篇洋洋万言的导言里，何炳松首先介绍了作者的简况和他的多种历史著作，并强调本书是他最近的名著，也是数十年研究和教授历史的成果，自出版以来风行一时。鲁滨孙《新史学》初版于1912年，距何炳松作此文正好10年，而他在北大和北高师上历史研究法课时，用此书做教材则还要早两年，应该说，引进是很及时的。
导言的重点在详细介绍书的内容。《新史学》是由鲁滨孙8篇独立的演讲稿所组成，其实是一本论文集。何炳松逐篇评述了主要内容。择要而言，他认为根据新史学的观点，历史的意义广泛，材料繁杂，而旧史家选择史材不当且偏重于政治史，认为人类处于一治一乱之中，写历史重乱事而轻平时。其实，研究历史“只要叙述可以说明人类进步的事实，删去无关宏旨的轶闻，那就好了”。至于历史的功用，则在于了解人类的过去，明白现在和将来。要利用各种新科学，如人类学、古物学、心理学、比较宗教等来研究历史，并使历史进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中去。这个观点，与我国史学家陈寅恪主张做学问要“预流”，即跟上时代潮流的看法不谋而合。欧洲史学的观念，则经历了从世俗到宗教，再到世俗的变化过程。19世纪以来，开始了初步的历史科学化，表现为严密地批评史料和秉笔直书。但是由于历史和物理、化学不同，所以不能成为纯粹的科学。何炳松用几句话概括了鲁滨孙此书的主要观点：“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何炳松：《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第21页。这段话，充分反映了考古学和进化论对历史学的巨大影响。
与鲁滨孙原著相比，何炳松的介绍显然经过了自己的消化，文字也不尽相同——尽管还是符合作者原意的。何译《新史学》自问世以来，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也起了变化，昔日通行的语言几十年后竟然变得有些佶屈聱牙了，以致影响了理解。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了齐思和的新译本，后来又经再版。与何译相比，齐译更接近今天的语言，确实使人容易理解得多了，这从篇名上就能感觉到。由于何译篇名与齐译篇名略有不同，下面将两书篇名按何先齐后的顺序排列，使读者得以一睹原貌，以资比较：历史的历史——史学史，历史的新同盟——史学的新同盟军，普通人应读的历史——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一七八九年的原理——一七八九年的原则，史光下的守旧精神——用历史眼光来看保守精神。另外三章（此从齐译目录，何译只标“一、二、三”等数字，不冠“章”字）——第一章“新史学”、第四章“思想史的回顾”和第六章“罗马的灭亡”完全相同。但是，齐译是否完全另起炉灶呢？并非如此。至少在注释方面，齐译大量引用了何译，仅在第一章的51个注中，绝大多数就与何译相同，只是个别文字作了修改或增补。
1922年何炳松（左）在北京与徐则陵合影何炳松翻译《新史学》，主要是受到朱希祖和留美时的同学、当时任北大政治学教授张慰慈的鼓励。这本书在北大和北高师做教材时，广受好评，同学们普遍反映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好书。但是，因为原著含义艰深，句子复杂，很多学生觉得难以卒读。于是，何炳松在1921年2月开始着手翻译，至8月完成初稿。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北高师学生江奂若和友人傅东华先后给予了协助。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完以后，何炳松还费了大量时间查找了很多英文史著和工具书，为书中的僻典和人名、地名作注解。又请朱希祖、张慰慈、胡适校阅，改正了一些错误。然后，再根据原著逐字逐句校订了一遍。表面上看，这本书的翻译只花了半年多时间，似乎很快，但考虑到在北大和北高师上课的几年间，他已经对内容非常熟悉了，因此，实际上花费的时间是远远不止半年的。此书出版后深受好评，与译者的严谨态度和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虽然有关专家对《新史学》的翻译出版都很重视，但它的出版却因一些小事而拖了两年多时间。胡适看过译稿后，感觉不错，遂于1922年向北大出版委员会提出将此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的一种出版，被顺利通过。胡适还答应为书作序。也许他太忙了，这篇序几个月都没有写成，于是书迟迟没有出版。当年9月，何炳松离京南下，此事遂被搁置起来。第二年夏天，胡适因痔疾发作在杭州烟霞洞养病，再次对前来探视的何炳松表示很愿意作序，不巧，此时译稿正在北大出版部印讲义，无从依据，只得作罢。后经朱经农的介绍，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终于在1924年7月印成，作为《北京大学丛书》第十种面世，此时距书的译毕已经3年了。何炳松在《译者再志》中表示，还是希望胡适能为书作序，然而，此序终究未作成。
虽然胡适的序没有作成，但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的序却及时写成了。朱希祖对《新史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鲁滨孙主张历史的观念和目的应该随社会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应该是连贯的等观点赞赏不已。他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Robinson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他还说：“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倡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文集》第三卷，第4—6页。对何炳松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