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四方面军西征初期几个问题的调查研究
郝成铭在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及红西路军西征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应邀陪同《兰州晚报》记者穆珺等同志采访红军西路军战斗过的地方。我们从会宁县城出发到星星峡为止,行程近2000公里,沿途获得不少新的材料,现将部分资料整理成文,以补正已有史料。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起点在哪里?
过去研究西路军,一般以靖远县虎豹口渡河为起点。这次采访,会宁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是从会宁县开始的,会宁是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起点。”我回来后,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结合会宁同志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认为会宁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红四方面军总部是在会宁接受西征任务的。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该方面军总部及直属部队到达会宁县城;随后,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会宁县城。他们受到了先期到达会宁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杨勇及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陈漫远等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10月10日,在会宁县城举行了庆祝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盛大聚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庆祝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通电,朱德、陈昌浩、陈赓等讲了话,与会的指战员精神振奋。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命令“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7~289页。。这里说的“渡河”,是指“西渡黄河”;这里说的“攻宁”,是指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规定攻占宁夏。
中共中央提出攻占宁夏的战略计划,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发展革命形势,早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和苏区战略依托的问题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卷第78~86页。。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明确提出,“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红军西渡,“出宁夏最为有利”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130页。。8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等致电正在长征途中的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后,于12月份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155页。。8月27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乘蒋介石集团在“南方多事”之时,“提早完成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决定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宁后,合力夺取宁夏。《十月作战纲领》的制定与发布,把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进到了具体实施的阶段,并把造船与先遣渡河的重任,赋予了红四方面军。
其次,红四方面军的西征计划是在会宁制定的。遵照中共中央及军委赋予的西征任务,红四方面军总部在会宁县城制定了西征计划。由于此时蒋介石集团正组织“通渭会战”,调动大批兵力向集结在甘北会宁、靖远、静宁等地的红军压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积极准备渡河的同时,组织兵力阻击从南面压过来的敌军。当时,红四方面军共辖五个军,遂以红三十军开赴靖远南部秘密造船,并担任渡河先遣任务;总部率红九军及直属部队向靖远转移,准备渡河;命红四军、红五军、红三十一军阻击南敌,节节抵抗,迟滞敌人,争取渡河时间。上述作战计划电报各部执行。同日,蒋介石在西安下达对红军的“进剿令”,命令国民党各路军队加快进军速度。由于南敌“进剿”速度很快,10月20日,红军总部离开会宁县城北上,22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也离开会宁,北上靖远;红四军、红五军、红三十军在会宁以南英勇阻击敌军。
再次,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准备工作是在会宁开始进行的。10月1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召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到会宁县城,受领造船和渡河先遣任务。徐向前、陈昌浩向他交代任务后,由于军情紧急,就离开会宁向北疾进,到靖远南部选点造船。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会宁积极进行了政治思想动员和物质的准备工作。据《会宁党史资料》记载,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庆祝会师大会的讲话中,除了热烈祝贺红军胜利会师,对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也进行了动员。10月15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会宁县城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陈昌浩在工作报告中专门进行了渡河西征和抗击南敌的政治动员参见《会宁党史资料》第5辑第354页。会宁县委党史办1996年编印。。除此之外,红四方面军还在会宁积极筹办粮食和冬衣布料。在会宁县各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下,不到一个星期,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就筹集到粮食200万斤见《大会师──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和一批布料,并在会宁县北部的河畔镇设立了后勤基地,将粮食向北运送,为红军北上渡河创造了条件。
(二)李先念造船的地点在哪里?
以往的资料都说,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在靖远县南部的十余公里,大芦子造船。经过实地采访和踏勘,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造船的地点在乌兰乡一个叫“张家崖湾”的地方。大芦子位于祖厉河两岸,南北长镇政府距县城约30公里。镇党委书记宋文元和84岁的宋国钧老人说:大芦子东侧有个柳树沟,当时生长有很多柳树,红军来到这里后,就伐柳树作造船材料,但柳树太重,搬运不易,红军把伐倒的柳树锯成木板,运到张家崖湾造船。张家崖湾位于乌兰乡二十里铺村东,距大芦子23公里。红军为什么要在这里造船呢?一是这里有几个“崖湾”,很隐蔽,为防备敌人飞机侦察、骚扰,红军就选在这里造船;二是这里距黄河渡口较近。红军把木板制成大部件,扛到虎豹口附近结合成船。张家崖湾到虎豹口走捷路只有10公里,翻一座小山就到了。
(三)红军是怎样渡过黄河的?
关于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10月24日晚从虎豹口抢渡黄河成功一事,以往的各类资料记述是一致的,没有异议;但对10月23日初渡失败的地点,却有不同意见。有的说:23日晚,“前卫团二六三团在事前确定的渡河地点营房滩开始偷渡,但船到中流遇浅滩受阻,未能成功”见白银市党史资料汇编《光辉的篇章》第131页。白银市党史办公室1989年编印。。有的则说:23日夜,“二六三团在红嘴子渡河,因船在河心搁浅,恐贻误战机,又返回待命”见《景泰古今》第2辑第2页。景泰县地方志办公室2002年编印。。有些回忆录也有上述不同的记载。这次采访,靖远县委党史办主任杜树泽同志引我们勘察了虎豹口一带黄河沿岸的地形,访问了当地的老人,弄清了红军渡河的详情。虎豹口位于靖远县城西南约10公里的黄河东岸。这里水势平缓,是渡河的理想地方。虎豹口原名“河包口”,当年红军受当地方言影响,误为“虎豹口”,解放后将错就错,许多调查材料和回忆录都写作“虎豹口”,现在连一般群众也改称虎豹口了。这里有一个较大的村子,位于黄河冲积的滩地上,村北即是红嘴子,两村之间约有2公里的台地隔着。营房滩位于虎豹口上游5公里的地方,也是个较大的村子。杜主任说:我们经过反复调查,10月23日红军二六三团是在营房滩渡口偷渡未成,撤了回来的;24日夜,又在虎豹口抢渡。虎豹口对面有一片滩地,宽约400米,后面是一片高约百米的台地,马家军的河防部队就在这片台地上修建了碉堡,防堵红军渡河。
虎豹口是一个古老的渡口,有上渡和下渡,相距约2公里,红军开始渡河的地方在上渡。上渡在河包村南1公里的地方,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急弯,东岸紧靠山崖,而西岸却有一片宽阔的滩地,敌人的碉堡修筑在滩地后面的台地上,距河面至少有五六百米远,这对红军渡河是非常有利的。10月24日,红军在虎豹口抢渡成功后,打退了敌人的河防部队,红军的渡船既在虎豹口渡,也在红嘴子渡口渡,在长达十余里的河面上,红军渡船随意来往穿梭,运送红军过河。从26日开始,敌军飞机不断飞来轰炸、骚扰,红军改在夜里渡河。
杜主任说:红军造的船都是小船,一只船只能渡十几个人。当时这里的船工有一只大船,听说马家军要来搜船,船工们就把船沉到黄河里。红军到来后,给船工们做工作,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船工们就把船上的石头撂到河里,船又浮上来了。这个大船一船能载四五十人,顶三四只小船,对红军渡河起了很大作用。红嘴子村九十岁的杜守义老人说:“当时来的红军很多,住到村子里等候过河,都在院子里和树林中歇息,不进老乡的房子。我们家也住了不少人,我就把麦草铺在地上,让红军睡在上面。红军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一直渡了七天七夜。”
(四)西路军是什么时候命名的?
对于西路军命名的时间,景泰县和古浪县研究党史的同志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调查资料和回忆录也有不一致的记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以历史文献为依据来确定。1936年11月上旬,鉴于敌军重兵压向陕甘苏区,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于是,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新计划》,认为宁夏战役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打算于12月上旬作新的长途转移,计划将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准备向南出击;第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准备向北出击;然后南北两路军转向东进,拟东渡黄河入晋;已西渡黄河的“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86~387页。。这只是一个预案,军委只通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五人知晓,并未下达红军各部队实施。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取得胜利,歼灭敌主力胡宗南部近两个旅,停止了敌军向陕甘苏区的进一步侵扰。接着发生了西安事变,形势迅速向好的方面转化。在此形势下,“新计划”当然没有实行的必要了,因而南路军和北路军也就没有成立。
但是,对于组建西路军的事,中革军委在做出《作战新计划》的当天,即11月8日,就以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名义,以电报形式通知了时在景泰县境内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电文说:“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85页。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正式电令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94~395页。此时,
徐、陈已率领红四方面军领导机关及红三十军西进至古浪县东部地区的大靖镇。11月12日,西路军总部在大靖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读了中共中央及军委的电令,宣布西路军成立。
由此看出,西路军从命名到正式成立有一个过程。我以为:可以张闻天、毛泽东所发电文的11月8日为西路军命名的时间,以中共中央及军委电令的11月11日为西路军正式成立的时间。
作者郝成铭,原任甘肃省军区军事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甘肃省志·军事志》主编,现任兰州西路军研究会副会长,主编有《甘肃省志·军事志》、《甘肃省军区沿革史》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