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万德
仇犹国，是由白狄族人在春秋中期建立的国家，都城遗址在今盂县城大东门外东北0.5公里许。其疆域东北与鲜虞、中山国毗连，西南同晋国接界。到了战国初期，仇犹国被晋国的六卿之一智伯所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淮南子》、《史记》等古文献中均有记载。对于“仇犹”二字，史书记载多有不同，《韩非子》作“仇繇”，《吕氏春秋》作“夙繇”，《战国策》作“厹由”，《淮南子》作“仇由”，《史记》作“仇犹”，《汉书》和《说文》作“犹”。还有一些史籍及其注释中，书作“仇首”、“仇酋”、“仇吾”、“夙由”、“泉仇”等，但后人多以《史记》所作的“仇犹”为统称。
仇犹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古先贤所撰记的仇犹国史实，给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是盂县大地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故应视为盂县乃至整个阳泉市境域的根祖文化。近年来又有一些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对仇犹国史进行了研究，亦取得了不少可喜成果。
为了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优秀的仇犹文化，起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之作用，余依据古籍文献记载、国内文史大家著论、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民间传说等资料，综合考订成此拙作。文中难免有欠妥之处，还望方家和同仁们赐教指正。
姓氏源流
中华姓氏源远流长，数量繁多，来源复杂，历史上曾出现过12000多个姓氏，为世界之最。在上古时期，我国姓和氏的意义并不相同，“姓”随母而来，是表示血缘关系的世系同族称号，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氏”随父而称，则是由同姓衍生出来的分支，来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故《通鉴外纪》注中云：“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所自分。”《通志·氏族略序》中也云：夏商周“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在春秋、战国时期，又由百余个国名、上千个邑名派生出众多的姓和氏。到了汉代姓和氏才逐渐合二为一，并以“姓”作为姓氏的专用字。伴随着汉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民族融合步伐的日益加快，很多少数民族在采用汉语、汉字的同时，亦改用汉字为姓，故我国的姓氏便逐渐缩减到今天的3000多个。
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传说炎帝居姜水流域，因以姜为姓，其苗裔有烈山氏、共工氏，后又演变为齐、吕、申、许四个分支姓。又传说黄帝居姬水流域，因以姬为姓，《国语·晋语》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此外，还有传说中的伏羲氏等，这些都是华人姓氏之源头。
到了周代的历朝帝王均为姬姓，属黄帝之子青阳、苍林的后裔。故《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西周之国，姬姓。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史记·夏本纪》云：“弃为周，姓姬氏。”又在《周本纪》中云：“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周天子分封给公族的领地如鲁、晋、郑、卫、燕、虞、虢、吴、隋、巴等国都是姬姓。分封给异姓贵族的齐、申、吕、许等国是姜姓，秦、徐等国是嬴姓，楚国是芈姓，殷人后裔的宋国是子姓，夏人后裔的越国是姒姓，虞舜后裔的陈国是妫姓。
狄人，是黄帝的嫡系后裔犬戎的一支，故多为姬姓。如史籍记载的骊戎，亦称为“草中之戎”与“骊土之狄”，其君即为姬姓。《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姬姓。”杜预注：“骊戎在京兆新丰县，其君姬姓，其爵男也。”《国语·晋语》中亦云：“〔晋〕献公卜伐骊戎”。韦昭解：骊戎“在骊山，其君男爵，姬姓。”《潜夫论·志氏姓》载：“隗姓赤狄，姬姓白狄。”《通志·氏族略二》云：“白狄氏，狄之别种。”春秋时期，白狄族有鲜虞、仇犹、肥、鼓等四个部落集团，皆为姬姓。其中鲜虞、中山人数最多、占地最大，且又为白狄族联盟国之领主，故史乘对其姓氏多有记载。如韦昭解《国语·郑语》：“鲜虞，姬姓，在狄者也。”范宁集解《春秋谷梁传》：“鲜虞，姬姓，白狄也。”杜预《春秋释义》云：“鲜虞、中山，白狄，姬姓。”明万历版《盂县志·卷之一》在“人物像”首页上书：“春秋晋太子仇犹伯姬公讳于之像”。虽其全称有误，但也点明了仇犹为姬姓。既然仇犹为白狄部落集团之一，那就应是姬姓无疑了。
仇犹亡国之后，其国民又以国为姓。《古今姓氏书辨证》载：“仇由氏，或作仇繇……为智伯所灭，后人以国为氏。”《路史》云：“仇繇之后有仇吾氏。”《姓氏寻源》曰：“仇由氏……为智伯所灭，后人以国为氏。”明万历版《盂县志·卷之二》谓：“古仇犹国，后世以仇为姓者昉此。”《汉语大辞典》说：“仇吾，即仇由。《通志略·氏族略二》：‘韩子云：仇吾国为智伯所灭，因氏焉。或作仇繇。’”此外，有少部分人因避难，而用仇的同音字以“求”为姓。之后，在近2600年的演变中，亦有少数人嫌“仇”、“求”之字不雅而改作他姓。在2007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时，仇姓列在第258位，人口数为356000余人，仍处于3000多个姓氏的前列。2010年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盂县仍有仇姓人口138人，比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101人增长了36.63%。他等。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仇犹子孙枝繁叶茂，英才辈出，他们遍及中华大地，至今仍以一大望族而著称于世。
族称源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史书中对夏、商时代就有“四夷”和“五方之民”的记载。四夷，是泛指居住在中原地区四周的民族。《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食火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食火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史记·夏本纪》云：“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墨子·节葬》中亦云：“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五方之民，是谓华夏族和夷、戎、蛮、狄四族之民。《礼记·王制》曰：“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当时华夏族所居的中原地区。《尔雅·释地》载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周礼·职方氏》记为：“四夷、八蛮、七闽、九骆、五戎、六狄。”二书所载的不同数目，很可能是指夷、狄、戎、蛮不同时期的部落集团之数。
狄族因居住在我国北方，故又称为北狄。《礼记·王制》载：“北方曰狄”。狄，亦作“翟”。祁寯藻《说文声订》中云：“狄音义近翟，《春秋》狄泉，《谷梁》作翟泉是也。《汉书·匈奴传》凡狄皆作翟。”狄人，早在夏代之前就已出现，如上引“尧北教乎北狄”、舜向尧帝谏言“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即是。狄人与周人本同根同源，均为黄帝之裔。他们在生息进程中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国语·周语》载：“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韦昭、鲍彪注：“翟，或作狄，音同。尧封弃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翟。”邰，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邠，一作豳，在今陕西旬邑县东北。《史记·周本纪》亦载：不窋、仇犹、肥、鼓等四个国家，长期繁衍生息，直到公元前296年，白狄族的最后一个国家——中山国才被赵国所吞并。至于仇犹属何族称，在汉代古籍中只笼统记载为狄族人建立的国家。如高诱注《战国策》：“厹由，狄国。”高诱注《淮南子》：“仇由，近晋之狄国。”裴骃集解《史记》：“许慎曰：仇犹，夷狄之国。”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对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方肯定了仇犹为白狄族的一个主要支系。如1987年版《民族辞典》云：“仇由，又作‘仇繇’、‘夙繇’、‘厹由’、‘仇犹’等。春秋至战国时白狄的一支。”何光岳先生在《北狄源流史》中亦云：“按仇由氏乃白狄正宗”。余也认为，既然赤狄、长狄、众狄早已败亡，而仇犹又系鲜虞、中山国的联盟国之一，故应为白狄族无疑。
从上述史实可知，华夏族不是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的，汉族也不只是由华夏族演变而成的，当今的56个兄弟民族尤其是汉族，皆是由“五方之民”逐渐混血共同融合而形成的。
迁徙源流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各国和各族部落集团之间，经常为拓疆扩土而相互征伐，并在征伐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从而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声有色的悲壮篇章。
早在商代末期，狄人就逐渐强盛起来，并经常与周人相互征伐。如《毛诗故训传》载：古公〔亶父〕处豳，又同狄人大战了两次，《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辑引《小盂鼎》铭文拓片云：“康王命盂率师伐鬼方，一次俘获鬼方首领三人，斩首四千八百多，俘人一万三千余，并获得许多车马牛羊；一次俘获鬼方首领一人，斩俘数百人。”此系周王室一家之言，并非戎狄就一败涂地。到了西周末年，由于秦晋争雄、戎狄交侵，致使周王室国力衰微，不得不被迫东迁。《史记·晋世家》载：“〔晋〕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由此看来，秦所以能升格为诸侯国，乃也借助了戎狄之力。
狄族人原先主要居住在今宁夏东北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一带的广袤境域。如《史记·匈奴列传》云：“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狄……攘戎翟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集解》引徐广曰：“圁，在西河，音银。洛在上郡、冯翊间。”圁，古水名，即今陕西北部的秃尾河。洛，古代称北洛水，即今陕西北部的洛河。《正义》引《括地志》云：“近延州，本春秋白狄所居。”说明晋文公所伐之戎狄，主要是居于今陕北地区的白狄部落集团。
进入春秋时期，狄族人渐次大批南迁，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交错而居。春秋初年，在周王室所居的洛邑周围，诸侯崛起争雄，戎狄蜂拥而至。《国语·郑语》云：“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以为渊，戎狄之民实环之。”《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一》中反复云“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属于晋……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
狄人历来以游牧为主业，有骑马射箭的传统本能，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他们进入中原大地后，经常由北向东南征伐，如公元前662年伐邢国，并大败周师，甚至还迫使周襄王奔郑国避难。在秦晋两国争夺霸主地位期间，白狄有时与秦联合攻晋，有时又与晋联手伐秦，如公元前602年同秦攻晋、公元前583年与晋伐秦等。至于狄人侵郑、齐、鲁、宋等国，更是屡见于史籍所载。由此可见，北狄族人从今甘肃、陕西一带启程南迁后，曾经略今山西、河北、河南，直抵今山东境内，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势力之强大可见一斑，故《公羊传·僖公四年》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
仇犹先祖，原先居住在今甘肃成县西的仇池山中。史学大家何光岳先生在《北狄源流史》一书中云：“按仇由乃白狄正宗，始起于今甘肃成县西仇池山”。此说，正好与余之考究推论相吻合。仇池山，原本名仇维，又称翟堆、仇夷、百顷山。是山耸立于西汉水北岸，主峰海拔高1793米，方圆面积为15平方千米。西晋初，杨茂搜统领氐族部落于兹建立仇池国，后被前秦苻坚所灭。到了东晋时，杨氏后裔内附北魏，遂于太和二十年置仇池郡。《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仇池山，在甘肃成县西，一名翟堆，又名百顷山。《三秦记》：‘山本名仇维，其上有池，故名仇池。’绝壁峭拔，惟有东西二门，盘道可登，山中有池百顷，煮水为盐。魏晋之世，氐酋杨氏世据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云：“汉水又东南径翟堆西，又屈径翟堆南，绝壁峭峙，孤崄云高，望之形若覆壶。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嵚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宋苏轼《和桃花源》诗序：“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可以避世如桃源也。”生活在仇池山地区的老百姓，至今仍将仇池山视为神仙所居之山，并一直传说伏羲氏、轩辕黄帝均生于是山。当地有民谣云：“伏羲仙崖第一景，轩辕神修滚龙珠。东石无垠西石勺，中洞潜藏小有天。四大菩萨云霄殿，八仙上寿吉祥山。一上仇池百顷田，麻姑仙洞几千年。”近年来，还在仇池山中出土了青铜剑、戈、镞、斧等，当应是仇维先祖墓的随葬之物。
仇维山，是因仇维人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后渐次演变为仇池山、百顷山等。从郦道元所云“翟堆”、“仇夷”之名看，也正好说明该山是狄人所居之地。其山名称的演变，亦与今盂县的仇犹山演变为原仇山、高神山相类似。仇维与仇犹音相近，仇维应为仇犹先祖的族称，或当仇维、仇犹之名原本应择一而称，是后人在记史时因传说不一或发音稍偏，而将两处之地名分别书为“仇维”和“仇犹”了。
在北狄人内迁的大潮中，仇犹先人由陇东至陕北，与当地同宗同族汇合后结伴而行。他们翻山越岭，涉水渡河，穿越险阻，远离秦晋，最后在太行山北段两翼定居下来。那么，大批北狄人从北疆徙至中原的成因有那些呢？依本人愚见，大致有如下四方面：
一是中原大地沃野千里，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水草丰美，自然环境优越，是宜居宜牧宜耕的佳境，对边境的北狄族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涌入内地，争夺占领生存的地盘。
二是周平王东迁后，诸侯争霸、氏族相残、卿大夫掠地的情况愈演愈烈，在中原陷入混乱局面的大背景下，却正好给北狄族人南迁创造了有机可乘的客观条件。
三是晋献公时听信骊姬谗言，只顾制造内乱，不顾攘外兴业，故北狄族人正好可借机南迁而立足。晋文公之盟，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君方朝晋。这些记述说明在50余年间，晋国只能通过结盟的方式与戎狄相处，从而出现了晋国与戎狄共同发展，互利双赢，长期和睦相处的新局面。
四是北狄人以强悍著称于世，一旦联合起来，势力就会十分强大，故当他们越过秦晋两个强国的防线之后，就会在邢、卫、温、郑、齐、宋、鲁等国之间，出现纵横征伐、锐不可当的强势，这是北狄族人迁入中原大地的立足之本。
国史源流
仇犹部落徙抵太行山北段西麓后，并非能马上建国，他必然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待人丁兴旺、部落强盛后方可立国。那么，究竟何时建国、立国时间多长、国情状况如何、消亡于何年、国民的去向等，就应是我们研究仇犹国史的核心课题。
一、建国时间
对于仇犹国的建国时间，史书均无明确的记载。余曾在1985年、1986年分别撰写的《建立仇犹国的民族》和《仇犹国是怎样被灭亡的》二文中，按照狄人大批南迁的高潮年代，推定在公元前569年。之后，即被部分同仁认可引用，并载入1995年版《盂县志》中。但从后来所收集的若干资料中再三考究，就觉得原来推定的立国时间似乎稍晚了一些。
一是从史书记载中深究，似可将仇犹的建国时间前移。据《史记·晋世家》载：晋献公“十七年，晋兵解而去。”加之鲜虞氏早已于西周末就已立国，则佐证了白狄族于此前已在霍山以北的广阔之地繁衍生息。余以为，在晋献公宠信骊姬而内乱不止的时期，仇犹氏当已发展壮大，并在鲜虞的支持下，于此时立国是可能的。
二是从出土的尖首刀币断代，亦可将仇犹的建国时间前移。1996年5月9日上午，在红崖头村山顶部盂县气象局大门西南20米处出土了一大批尖首刀币，皆为鲜虞、中山、仇犹、肥、鼓、勺梁等白狄族人所铸行。后经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先生鉴定，认为“甲型Ⅰ式要早于Ⅱ、Ⅲ式，应推定在春秋中期以前……甲型Ⅱ、Ⅲ式大型弧背刀，其铸行年代下限在前489年”字刀少6.2克，铸行年代应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按以上二点综合推论，仇犹国的建国时间当应推定在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间。
二、都城建置
古人择地而居，十分注重风水。仇犹先人徙至太行山北段西麓时，与当地的土著人共同生息，最初依然是在沿河川两岸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便择选了在四面群峰环列，中间盆地平坦，有二水环绕的一个大土丘上建筑都城。兹地背山、近水、向阳，是形若二龙戏珠之风水宝地。待城池竣工后，便择选良辰吉日自立为仇犹国，并称雄于晋东之地百余年之久。
1、仇犹古城的位置。据明洪武版《太原志》载：“仇犹城……在盂县东一里……今遗基尚存。”明成化版《山西通志》也云：“仇犹城，在盂县治东北一里……城址尚存。”后来经专家考察、考古发掘，断定其具体位置就在今盂县秀水镇北村、东园、水泉、南坪、北关等5村之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将仇犹城改称为原仇城，取原来的仇犹城之意而名。隋开皇十六年置受州于盂县城，并于原仇城内设置了“信童府”，作为驻军的管理机构，其兵营也驻扎于城内。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的转移，原仇城便渐次荒废，大部分被淹没于农田和草丛之下，但在遗址北部边缘的城墙依然高耸可见，东南部边缘均建有整片农舍，西北部边缘还有一段高5米长20米石砌城墙耸立于香河岸边，后人世代相传，称此地段为“古城坪”。
2、仇犹古城的面积。据明洪武十三年版《太原志》载：“仇犹城，周九里六十步。”此指外城墙周长，合今制为4600米。同时，在城墙外3—5米处还筑以7—9米宽的城壕沟，当作为护城河之用。内城周长三里五十步，合今制1583.33米。其都城建置之宏伟，在当时被周王分封的诸侯国也是无法比拟的，充分展现了“天子之居，非壮丽无以重威”传统的源流。它也足以说明，一是仇犹国经济实力强盛，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撑；二是仇犹国不属于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故也不受其规制的约束，所以也就谈不上“僭越礼制”了。
3、仇犹古城遗址的毁损。这座雄伟壮观的古城遗址，国内实属少见，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保护不力，并屡屡遭到人为的毁损，实在令人叹惜不已。一是1951年，在盂县一区区长张凤山主持下，由北关、南坪二村出动劳力，开展了改河造地工程，将原经北关村前向东、折北、转西而又向北、折东至南坪村前弯曲环流的香河，在折北而尚未转西处将古城北城墙堑开约25米宽的一个大壑口，遂使香河改道顺流。据参与施工的老者说：“古城崖高、厚都有30来米左右，有一部分土质十分坚硬，由一层层的夯土筑成。”说明香河在旧时经流北关村东部的过程中，逐渐浸蚀了古城遗址西部部分地段，此次改河亦毁损了一段古城墙。
二是1985年至1988年，北村在古城坪取土烧砖中，将古城遗址的西北部一大片挖空，同时也露出了一大段南北走向的内城墙遗迹，夯土版筑痕迹清晰可见，为考证仇犹古城展现了依据，这亦许是“坏事变好事”吧。
三是2003年修筑金龙东街时，将残存的67米内城墙完全铲除。当时社会各界曾呼吁保护这段古城墙，并建议于此设立“仇犹古城遗址公园”。是年8月1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这段古城墙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认定“墙体下部宽5.8米，残高1—1.5米，夯土层厚7—9厘米不等，墙体向上逐渐收缩，版筑夹缝尚存。”8月27日，山西省文物管理局以“晋文物函〔2003〕159号”致函阳泉市文管会并抄送盂县人民政府和盂县文管所，函文中云：“请提高其保护级别，先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后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鉴于仇犹古城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应当对仇犹古城现存城墙遗址实施原址保护。”函件下达后，并未引起县里主要领导的足够重视，故最终还是被“一扫而光”了。这段南北走向的城墙，可谓是仇犹古城遗址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文物、文化价值，可惜被毁于2600余年后的今天。其间，余应县文管所刘有祯、赵培青二同志先后之约，曾多次骑自行车前往古城遗址探究，并拍摄了若干照片，为了解古城遗址的残貌，留下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四是2007年前后，随着水泉村新村建设和石店煤矿职工住宅楼的兴建，又损毁了古城东北部的部分遗址。自此而后，仇犹古城遗址可以说基本上消失无存。要想知道她此前的部分遗址雄姿，也只能在照片上欣赏了。
三、疆域国界
《吕氏春秋·权勋》载：“中山之国有夙繇者。”东汉高诱注云：“夙繇，国之近晋者也，或作仇酋。”《淮南子·精神训》载：“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高诱注亦曰：“仇由，近晋之狄国。”古人的这些记载说明，仇犹国东北部与中山国毗连，西南部与晋国接界，在其它方位则再没有相邻之国了，故其疆域至少应辖有今阳泉市全境、寿阳县东北部、阳曲县和定襄县东部等一带地区。当然，这只能说是大致的范围，因为在上古时代谁占有就是谁的领地，并没有人为划分的固定界线。
从高诱“国之近晋者也”一语判断，系指仇犹国的后期而言。因为在晋悼公之前，晋国北疆还在霍山以南，仇犹国是远离晋国的。到了晋平公十七年等七邑，各邑均任用有大夫。由此可知，仇犹国西南边界接近晋国，是指公元前541年之后，尤以公元前514年之后更贴切史实。
四、政权体制
从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看，仇犹国政权体制是完备的。他的最高统治者《韩非子》称为“仇由之君”，《吕氏春秋》称为“夙繇之君”。仇由、夙繇，指国名，君，即国君。在国君下面有文臣武将，分别负责处理政务和统领军队。其文臣者：《吕氏春秋》中载有“赤章蔓枝”，东汉高诱注“赤章蔓枝，厹繇之臣也。”赤章为复姓，蔓枝为名。《韩非子》作“赤章曼枝”，唐《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宋《太平御览》作“赤章曼支”，明《太原志》、《山西通志》作“赤章曼伯”，《盂县志·卷之一·人物像》亦书为“赤章曼伯”，其画像。
史书所记，只是点明一个大臣不同意国君开道接受智伯所送之钟，故还应有不少大臣是附和国君同意开道迎钟。武将者：今北庄村东侧有“折将坪”，为仇犹国损兵折将之地；今傅家垴村东南侧有“将军岭”，岭上有“将军墓”，因仇犹国一位将领战死于此而山有是名。此外，2003年7月在北关村西侧发掘东周古墓时，于42号墓随葬品中出土了陶鼎5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琨璋队长说：“此为大夫或将军一级的随葬礼器”，故也应是非仇犹国的文臣或武将莫属。由上可知，仇犹国的文臣武将不只是一两个，而是由一班人所组成。另据民间传说，流经今县城西北的香河原名腥河，因仇犹国君的妃子们和诸多宫中侍女在国亡之时，从都城西一齐跳入河中殉节，当尸体浮出岸边腐烂后腥味难闻而得名。后人嫌腥河之名不雅，方更名为香河。仇犹国君既然有妃子，那么就必然有皇后。明万历版《盂县志·卷之二》载有“范皇后墓在白土坡，韩皇后墓在皋牢村，皇后墓在皇后村。”她们究竟是仇犹国君的皇后，还是哪位帝王的皇后，今已无从考证。
五、社会经济
1.农牧业生产。在西周至春秋初期，狄人主要是以游牧业为主兼以狩猎业和采摘业为生，有的在黄土高原上构筑洞穴而居，有的在草原上结庐帐而居，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礼记·王制》载：“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记说明，狄人的衣着是以鸟之羽毛和兽之皮毛制成；穴居者应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带，为狄人的主要发源地；其饮食以肉类和奶酪为主，辅之以野生瓜、果、菜充饥，有的甚至不食用粟，故云“有不粒食者矣”。仇犹先人迁临今盂县境内后，逐渐习染了华夏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遂由游牧转向放牧，并开始了粗播的农耕生产。由住洞穴、庐帐，转向置房舍而居；饮食结构虽还是以肉类为主，渐次增加了人工耕种的谷物、蔬菜、瓜果的食用量；衣着开始用白色麻、丝、棉、毛捻线或纺线织成，故而史称白狄“因尚饰白衣而得名”。此外，清康熙版《新修盂县志·古迹》云：“钓鱼台，在县〔城〕东桃园村北，相传为仇犹君钓鱼处。”说明当时也已利用了自然的水产资源，钓鱼不仅仅是为了休闲玩乐，因鱼亦可食用焉。
2.手工业生产。从出土的文物考究，仇犹国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有青铜器、陶器两大类，其制造工艺尚属当时的先进行列。
Α、青铜器铸造。
红崖头山顶出土的尖首刀币。1998年《中国钱币》杂志第2期，刊登了先秦货币收藏家唐晋源先生撰写的《山西盂县发现一批尖首刀》一文，并在杂志前设有醒目的插页。文中云：“1996年5月间，笔者在太原市收集到尖首刀194枚，据持币农民讲，刀币出自盂县。经了解，这批尖首刀出自县城东0.5公里的建筑工地……尖首刀在山西为首次发现。仅笔者收集的这部分刀币铭文就达60余种，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以往的出土发现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刀币出在春秋晚期的小国‘仇犹国’故城附近，这对研究尖首刀国别与年代以及流通区域等方面都增加了新的资料……仇犹国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并拥有一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小国。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尖首刀最晚在春秋中期左右就产生了，这和仇犹国存在的时代相吻合。”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钱币学家、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在随后的研究中，结合之前在河北灵寿、藁城、平山出土的少量同类尖首刀币，被命名为“狄刀”，即由白狄人建立的国家和城邑所铸，从而填补了中国历史货币中的空白，并将铸有“九”、“斿”二字铭文的刀币断定为仇犹国所铸。不少钱币学专家认为，这些尖首刀币铸造工艺精湛，确是刀币中之精品。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张弛著的《中国刀币汇考》中就云：“鲜虞、中山尖首刀币主要在河北省平山县、藁城县以及山西盂县等地原鲜虞、中山的遗址、墓葬或窖藏出土……此式刀铸造甚精，铜质亦好，为尖首刀币铸造最精美者。”
为了弄清尖首刀币的出土时间、地点、数量，以及出土后的流转情况，余从1998年5月26日至6月12日，按照唐晋源先生所指的方位，骑自行车到东园、水泉、秀水等村查找，先后拜访了上百人之多，最终还是找到了当事人、见证人以及出土地点。后来将走访所获整理成《山西盂县所出尖首刀调查》一文，被《中国钱币》杂志2002年第2期刊登。其出土的主要情况是：1996年5月9日上午，盂县建筑安装公司赠给余，实乃感激不尽。交谈之余，唐先生还打开他珍藏先秦货币的所有专柜，向我一一作了介绍，琳琅满目的罕见之品使吾一饱眼福。
盂县等地出土的尖首刀币，不仅为研究仇犹国的历史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实物依据，亦为研究中国的钱币铸造史、货币流通史增添了极为珍贵的实物依据。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先生在《尖首刀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云：“尖首刀币出现于春秋中期前后，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结束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春秋中晚期及战国早中期，贯穿整个东周时期，长达数百年，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影响到燕、齐等国的货币经济，为繁荣中国古代的货币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黄锡全先生对尖首刀币上的60多种铭文，已破译了非、勺、王等国名和地名。待其余铭文被逐一破解之后，将会对中国的货币史增添更加光辉灿烂的一页。
，共发掘古墓50座，其中东周墓45座，汉墓4座，宋金墓1座。在45座东周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剑8把、戈4件、空首布币1枚，还有镞、车马饰器若干件。余认为，这45座古墓当应系仇犹国中晚期王室成员的墓葬，下葬年代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从上述出土的青铜器看，当时仇犹国不仅掌握了采矿、冶炼的技能，而且在铸造工艺上已采用了浑铸法、分铸法和焊接技术，如车马饰器中的多环相扣，就是分铸后又焊接连在一起的。《山海经·北山经》载：“白马之山，其阳多石玉，其阴多铁、多赤铜，木马水出焉，其东北流注于滹沱。”白马山横贯盂县东西，“石玉”者指车轮至北木口村一带的各色花岗岩、大理石，“多铁、多赤铜”者指磨子山以南一带的铁、铜矿藏。今盂县境内有多处铜矿贮藏地，据史料记载，在清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官方曾多次组织开采，当仇犹先人也开采利用过这一宝藏。
Β、陶器制造
2003年夏秋之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金龙东街对东周古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共出土了随葬的各类陶器387件，其品种有鼎、豆、壶、鬲、甗、盆、罐、舟、盘、匜、钵、灶、简形器等，用途分为日常生活用具和祭祀用的礼器两大类。各种陶器的形状有别，大小不一，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器大部分磨光，部分有彩绘。较好的陶器有网格纹、云纹、鸟兽纹等暗纹图案，亦有绳纹、凸旋纹等饰纹。这些陶器品种繁多，制作精良，既有白狄族人传统工艺制作的产品，又有受中原文化影响而生产的产品，说明仇犹国已有了先进的制陶作坊。在诸多陶器制品中，有一件“鸟柱盘”特别引人注目，它出土于42号墓中，其形状若当今的火锅。该盘中间立柱上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活灵活现，生动逼真，十分可爱。此墓随葬品最多，有陶鼎5个及青铜剑、青铜戈、青铜车马器和其它陶器，被考古专家定为“大夫或将军一级的墓葬”。余以为也不排除系仇犹亡国之君的墓葬。
除上述手工业产品外，仇犹国还应有车辆制造、农用器具生产、房屋建筑材料等诸多的手工业生产，故仇犹国应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
3.交通状况。有人说“仇犹国地处大山之中，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过着全封闭的生活。”但余以为仇犹国应当是一个交通便利，与外界交流频繁的国家。首先，看仇犹国通往晋国的道路：《韩非子·说林下》云：“知伯将伐仇繇，而道难不通”。战国韩非是撰写仇犹国被灭史情最早之人，他所说的“道难”者，并不是无路可走，只不过是道路狭窄甚至崎岖而难走而已。至于“不通”者，是与“乃铸大钟遗仇繇之君”相对应而言，则大钟必须用车载，故系指仇犹国至晋国不通行车之道，如以《吕氏春秋·权勋》中所言的“方车二轨”之道而推想，只不过是没有两车并行载运大钟的坦途，而单车通行之路也可能已有之。其次，看仇犹国通往齐国或卫国的道路：《韩非子·说林下》载：“赤章曼枝断毂而驰，至齐七月而仇繇亡矣。”《吕氏春秋·权勋》亦载：赤章蔓枝“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毂，即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用以插轴。《周礼·考工记·车人》云：“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赤章曼枝所行之路，东下太行山当为车道狭窄，至齐或卫又要在沼泽地带中行驶，故将长毂改为短毂而行。《韩非子》所云“至齐七月而仇繇亡矣”，是指赤章曼枝到齐国七个月后仇犹被灭，因修筑通往晋国的“方车二轨”之路，“斩岸堙溪”工程浩大，七个月完成也可谓是高速度了。《吕氏春秋》所言“至卫七日而厹繇亡”，当系指赤章蔓枝到卫国路上走了七天。至于赤章蔓枝是先到齐国还是先到卫国，已无法考证。再次，看仇犹国通往中山国的道路：仇犹既然为中山国的联盟国，必然来往频繁，两国之间的交通肯定是便利的，故穿越太行山必有车道可行，沿龙华河、滹沱河及温河而下应有水路可通。
4.商品交换。在原始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需求，是通过以物易物而各取所需，称之为“物物交换”，如牛羊、粟帛、珠玉、龟贝等，都曾经在反复交换过程中充当过媒介，起过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有了商品生产，就必然会产生货币。货币又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五种职能，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数千年的历史表明，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强弱、国民的贫富、人民的生活无不与货币息息相关。从盂县历年出土的先秦货币看，种类繁多，既有东周王朝和晋国等所铸的“周平”、“武平”、“安阳”、“邾邑”、“鄍邑”、“阳邑”、“太阴”、“平阳”、“襄垣”、“慈氏”、“武安”等10多种铭文的方足布币和尖足布币，也有齐、燕两国多种铭文的刀币，更有1996年在红崖头出土的白狄族人铸造、且国名地名繁多的尖首刀币。这么多中原地区的古货币在盂县出土，加上仇犹国的尖首刀币在平山、灵寿、藁城等地出土，就足以说明仇犹国与外界的货币流通、商品交易是活跃的，想必社会经济在当时也是很繁荣的。
六、消亡时间
余亦曾在1985年、1986分别撰写的《建立仇犹国的民族》和《仇犹国是怎样被灭亡的》两文中，均将仇犹国被灭的时间考定在晋出公十八年，即公元前457年。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史学大家也提出了仇犹国灭亡时间的不同见解。如：
1.台湾柏杨著，1986年3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春秋时代次要封国》中云：“仇犹，山西盂县，前四五八年亡于晋。”但从晋国史中检阅，此年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卿联合，共灭范氏、中行氏二卿，知瑶还率兵征伐卫国，未见有晋伐白狄各国的记载，故晋灭仇犹不在是年。
2.清王先谦撰、吕苏生补释，1993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中云：“段氏《中山国》第九四页云：智伯伐仇由必在其政治生涯最活跃的晋出公年间包括仇由氏在内的独立国家而存在。”那么，智伯“政治生涯最活跃”时又莫过于公元前458年“晋四卿灭范氏、中行氏”；公元前457年“攻中山，取穷鱼之丘”；公元前455年“向韩魏赵三家索地”三件大事。而三件大事中，尤以攻中山战役中“取穷鱼之丘”最贴近灭仇犹的史情。
3.何光岳著，2002年12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北狄源流史》中云：智伯“灭仇由应在灭肥、鼓之前。”那么，智伯在公元前453年被赵、韩、魏所杀，上距晋灭肥国67年，当时恐智伯还未降生于人世，何能有之智伯灭仇犹也？故此说有必要商榷。
4.黄锡全著，2009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中云：“仇由……公元前489年为智氏所灭”。从相关古籍中检阅，是年只载有“晋赵鞅以鲜虞屡助范氏、中行氏，率师伐之。”此是由晋国卿大夫之间恩怨所引发，赵氏嫌鲜虞与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友好而为之，并没有智伯参与，故智伯灭仇犹当不在此年。
那么，智伯灭仇犹究竟在何年呢？依本人浅见，还是公元前457年较为确切。不妨我们再从古人的记载中寻找一下答案。
一是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一》中载：“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灭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谓之南阳，太行以东之地谓之东阳，而晋境东接于齐。盖先后之勤，且八十年，而鲜虞犹不服焉，平狄之难如此。”在这段记载中，例举了公元前六世纪晋所灭的狄国，并没有提到晋灭仇犹，说明仇犹国在公元前六世纪末依然存在，还属“鲜虞犹不服”之列中，如《吕氏春秋》谓“中山之国有夙繇者”则可佐证。
二是清马骕在《绎史·晋卿废兴下》中引《吕氏春秋》智伯灭仇犹条后，在注释中又引《〔竹书〕纪年》云：“晋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马氏以此来印证仇犹国的灭亡之年，当是以“穷鱼”与“仇犹”音相近而书之。更何况智伯一生中率兵伐中山也只此一次有史书所记，故其灭仇犹也非此年莫属。另外，明万历版《盂县志·卷之五》还云：“智伯贪而复伐仇犹，范氏不悛，六月又伐。”此记说明三点：一是智伯伐仇犹至少有两次，故有“复伐”的用语；二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范氏与中山国、仇犹国相好，反对智伯伐仇犹，故有“不悛”之语；三是智伯灭仇犹在盛夏季节，故曰“六月又伐”，这与“河水赤三日”的汛期是一致的。
三是清雍正版《山西通志》载：“《定襄志》：智伯瑶，县东十五里开门峪东伐仇犹。”清乾隆版《重修盂县志·地舆志·沿革》中也云：“《定襄志》：‘智伯，于县东南开门峪东伐仇犹。’”并在沿革末论曰：“祁盈之诛在昭向前推算相隔57年，故云考智伯灭仇犹，上距晋分祁氏邑之岁几五十年”，说明前人考证已较翔实。
对于仇犹国被灭亡的原因，在古籍中多有记述，如：《吕氏春秋》云：“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繇之说塞矣。”《战国策》曰：“厹由卒亡，无备故也。”《淮南子》谓：“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史记》说：“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这些记载说明，仇犹国君是一个胸无宿物的人，他总认为智伯送钟是“大国为欢”、友好相交之举，而没有料到智伯是一个野心勃勃、“贪而无信”的权臣，故当其坐候钟音之时，智伯却在钟后随入以兵，在仓促应战中，终因事先无备、寡不敌众而败亡。
仇犹国被智伯灭亡之后，其国民大致是一分为三，即一部分人在达官显贵的带领下，不远千里之遥，迁至今江苏宿迁一带投奔越国，并仍称为仇犹，他们当与越国的上层人物有交情而投靠之。到了汉代还于是地置过厹犹县，说明仇犹后裔在当地发展快，势力仍较强盛。《路史·国名纪己》云：厹犹〔县〕，《班志》：‘属临淮的仇天瑞和当今盂县的仇姓人均是仇犹氏的苗裔。
纪念源流
一、地名沿革
“仇犹城”为原仇犹国都城。晋出公十八年，有遗址焉。”所谓“周围三里五十步”者，系指仇犹国内城之周长。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山川九》载为：“唐信童府，〔在〕仇犹城内，周三百五十步。”实百为“里”字之笔误。
“仇犹山”位于盂县城北2.5公里处，西—东走向，主峰海拔高1234.6米，为白马山系南麓支脉。其山原本无名，后人因仇犹国君殉难于山腰，即始称其山为仇犹山。赵韩魏三家分晋后，遂将仇犹山更名为原仇山，以原来系仇犹国的镇山之意名之。仇犹国被灭后，国人在山顶上兴建了仇犹君庙，因山上有了神位，后又更名为高神山。近年来，一些人在撰文绘图中，又误书为“高城山”。唐《元和郡县图志·盂县》载：“原仇山，在县北三十里，出人参、铁矿。县取此山为名。”此记系泛指磨子山及以南之山为原仇山。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山川》云；“仇犹山，县北六里。原仇县取此山为名。上有仇犹君庙，土人名高神山。”明洪武版《太原志·盂县》亦云：“仇犹山，在本县北七里，高四里，盘踞一十八里。春秋智伯伐仇犹，遂于此而亡，郡人立庙，因以名之。”明万历版《盂县志·景致》曰：“仇犹山镇，在县东北七里，即《战国策》原仇山也。屹然竦立，四顾端正，势入云霄，实盂镇山也。仇犹既亡，土人立庙于山巅，俗名高神山。”清康熙版《新修盂县志·山川》亦曰：“仇犹山，在县北八里。山〔势〕尊巍，四望咸俯，北镇原仇，屹如屏障。土人思仇犹国君，立庙于巅，呼曰高神山。”乾隆版《重修盂县志·山川》谓：“仇犹山，县北六里。山势尊巍，屹如屏嶂，土人名高神山。”光绪版《盂县志·山水》亦谓：“仇犹山，县北七里。山势崔巍，屹如屏障，即高神山。”1961年版《盂县人民县志·山脉》说：“仇犹山，亦名高神山，县城北三点五公里。山势巍峨，屹立如屏嶂，山顶〔原〕有仇犹天子庙。”此外，在仇犹山下北庄村附近还有不少当年激战地名的传称，如“折将坪”、“披头崖”、“围巷”、“天灵盖”等等。
“将军岭”位于傅家垴村东南0.5公里处，西北—东南走向，海拔高1055米。相传仇犹国一位将军与智伯军交战中殉国于此，且就地安葬，故有是名。清乾隆版《重修盂县志·古迹》云“将军岭，在清池邑人为立碑。”清光绪版《盂县志·古迹》亦云：“将军岭，在清城镇北五里，传为仇犹将军殉国葬于此。荒邱高耸，犹有生气，邑人立碑志之。”今墓丘与碑石仍存，碑文由邑贡生史献泳撰。碑文中云：“距清城村北五里有将军岭，岭有将军墓，传为仇犹君将殉国葬此，则岭之以将军得名也久矣。第不知此将军也结缨乎、伏剑乎？提戈跃马而丧元乎？兵尽矢穷而毕命乎？人代茫茫，何名何姓，徒令过此者慨焉长思而三叹也！虽然无庸也。春秋之法，贤者书爵，否则书名。墓称将军，则既有其爵矣，所以不知者名耳。然有名则将军以名传，无名则将军以不名之传。岭以将军名，则将军以岭名，历千秋亘万古，岭一日不毁，则将军之名亦一日不毁，此亦与巢父蒉事异而理同者也，何疑焉。”
“腥河”发源于方山北麓，总体呈南北流向。相传仇犹国君的爱妃殉节于河中，后常有腥味而得名。到了清乾隆初年，邑人嫌河名不雅，遂改称为香河。又因其环绕县城西北，故将城西之河段俗称为西河，将城北之河段俗称为北河。明万历版《盂县志·卷之二》载：“神福山，亦名方山……腥河东流入县，仇犹妃死节，至今犹有腥气，故名。”清康熙版《新修盂县志·山川》云：“腥河，东流入温池。仇犹妃靖节于此。”清乾隆版《重修盂县志·山川》曰：“香河，由神福山东流入县，汇温泉峡。相传仇犹妃殉节于此，旧名腥河。”1931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今盂县有腥河，即仇犹水，东流经仇犹山，在县北六里，上有仇犹君庙。仇犹水为其妃殉节处。腥河又东合秀水河，入于滹沱。”1961年版《盂县人民县志·河流》云：“香河，源于县西南方山之阳，东流经郭村、香河，环绕县城西北，至西崖底村并入秀水河。相传仇犹妃殉节于此，旧名腥河。”
“钓鱼台”秀水河下游东岸有一块巨石，相传为仇犹国君钓鱼之处，故称。明万历版《盂县志·卷之二》云：“钓鱼台，在县东桃园村，相传以为仇犹钓鱼处。”清康熙版《新修盂县志·古迹》曰：“钓鱼台，在县东桃园村北，相传为仇犹君钓鱼处。”
“钟镇街”原名牧民街。仇犹国被灭后，国人视智伯所赠的大钟为耻物，遂拉运至仇犹城西南郊深埋于地下。到了隋代兴建今县城时，埋钟之处位于牧民街的南端东侧，相传下有智伯钟。上世纪70年代之初，太湖石仍在原处，兴建财贸楼后则不知其下落。
“原仇村”今名前元吉村。系北宋进士仇天瑞的故里。仇犹国被灭后，因仇姓聚居于此而得名。到了清乾隆初年，又因仇姓外迁并嫌村名不雅，遂改称为元吉村。新中国成立后，为便于与后元吉村相对应，故将元吉村改称为前元吉村。
二、国君墓地
明万历版《盂县志·卷之二》载：仇犹墓，在县东三十里皋牢城大夫视为仇犹国之君，还把范皇后疑为孟丙之妃，实则张冠李戴也。清代的三部县志略加改动后，依然认为仇犹君墓在皋牢城。康熙版《新修盂县志·丘墓》云：“春秋仇犹墓，在县东三十里皋牢城。”乾隆版《重修盂县志·坟墓》曰：“周仇犹君墓，在皋牢城。”光绪版《盂县志·坟墓》说：“仇犹君墓，在皋牢城。”余以为，这些记载似有存疑。从2003年在金龙东街考古发掘的东周45座古墓看，仇犹亡国之君墓当应在此地段之内。
三、立庙祭祀
仇犹君庙，俗称为天子庙。仇犹国君殉国后，国人悲痛不已，遂捐资建庙祀之，以愐怀其恩泽，并将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一在高神山，一在〔东〕关北隅，祀故仇犹君。清乾隆版《重修盂县志·祀典》谓：“仇犹庙，在高神山〔巅〕，一在山麓，祀古仇犹君。外城东北隅旧有庙，今废。”光绪版《盂县志·坛庙》亦谓：“仇犹庙，在高神山，祀故仇犹君。”1961年版《盂县人民县志·名胜古迹》说：“仇犹庙，在高神山，祀古仇犹君，旧建庙于山巅，清康熙间移建庙于山麓。”
综合上述诸志所载，经余初略考证，明代以前县城仇犹国君庙有两处：一处在大东门外东北侧300米处，即明成化版省志所言“在县城东北二百步”。明万历版《盂县志·古迹》中云“翠云峰，在县东北百步许仇犹庙前，元乡进士秦寿朋立。”是庙原本名隆福院，因内祀仇犹国君，故亦俗称为仇犹君庙，其始建年代当很久远，确切纪年今已无从考证。隆福院遗址在今东园村西北侧龟头崖移建于高神山麓，由是高神山上便有了两处仇犹君庙，故乾隆版县志云“仇犹庙，在高神山〔巅〕，一在山麓”。
再从唐贞观钟的变迁中觅览，亦可窥见县城仇犹君庙源流之一斑。清康熙版《新修盂县志·古迹》载：“仇犹庙钟，庙在东关北城，钟悬檐下，上铸贞观元年，音殊古，观者宝之。”乾隆版《重修盂县志·古迹》云：“城东仇犹庙钟款识：唐贞观元年铸，音殊古。庙废，迁高神山麓。”光绪版《盂县志·古迹》亦云：“仇犹钟，〔原〕在城东仇犹庙，唐贞观元年铸，音殊古，后随庙迁于高神山麓。”民国版《盂县金石志略·金类》曰：唐隆福院钟款识：隆福院主十二月隆福院住持僧铸钟一口，并悬挂于正殿前檐下；清康熙末至乾隆初，将隆福院移建至高神山麓后，遂将此钟亦悬挂在庙内；当在清代后期，曾把是钟移挂在山顶的仇犹君庙内；到了民国15年，为保护文物起见，故又把是钟移挂在山麓的仇犹君庙内。1961年版《盂县人民县 志·古迹》中云：“仇犹钟，唐贞观元年铸，原在高神山仇犹庙，解放后，不知下落。”可惜高神山顶的庙在解放前夕塌毁，山麓的庙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除，千年古钟也已丢失，现只有庙之遗址废墟可辨也。
至于旧时在盂县境内供奉仇犹国君的庙宇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考证，但仅就余所亲历的遗迹即有如下四处：
一是县城舍利北街北端曾有一座楼阁式建筑，称为朝阳阁，俗名琉璃阁，当始建于金代或更早。此阁雄姿恢宏，实为县城的一大景观，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在阁的卷洞外面上方镶嵌有石刻匾额一块，上书“仇犹观”三个大字，加之东侧还有庙宇及舍利塔遗址，说明此处原来也是一座宏大的仇犹君庙。
二是南下庄村北云中山巅旧建有仇犹君庙，亦俗称为天子庙，始建年代无考。清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刊六棱石幢一个，上刻《建立醮台记》一文中云：“河东路盂州迤东延寿之乡古迹，建庙一所，神者仇犹国君之圣主也。惟神性禀，生知天然，将圣恩彼一方，威镇万里，名载□□，验凶恶而定菑，审善祥而降福，千古以来未之有也，本境乡民百世而岂不祭祀乎？今本里耆老人等愿发诚心，恭特舍施，创建醮台一所，命良工修造为志，万载扬名于后矣。伏愿灵心济鉴，望丰荣稔岁之年显神灵，普济降福，茂生稼穑，必资雨露而成祥，丑长禾苗，须赖风云而作瑞，普将万类之成，共仰千仓之有，远达神休，明垂圣鉴，护佑增福者矣。诗曰：愿心修造建醮台，馥□氤氲瑞气开。保佑田蚕收万备，风调雨顺永无灾。”
三是御枣口村东南侧有宏大的古庙群一处，名曰仇犹观。此观约始建于唐代，系专门祭祀仇犹国君之所，现为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虽经历代扩建为众神之庙，但至今仍单独筑有供奉仇犹君的殿宇。清乾隆三十九年名，而御枣口有仇犹观在焉。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有晋察冀边区冀晋行政区第二师范学校、盂县第四高级小学校、御枣口乡人民政府和御枣口人民公社占居。进入21世纪以来，由民众自发捐资，对大部分庙宇进行了修葺，使这一千年古刹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四是在西烟镇南村原有大南门一座，新中国成立之初，其门的卷洞尚存，卷洞上方也镌刻有“仇犹观”三个大字，亦为供祭仇犹国君之所。后由于修筑公路而将此门洞拆除。
四、吟咏诗词
吊仇犹歌
张政
截彼仇犹山，爰在盂城北。
嗟彼盂县城，旧是仇犹国。
伊昔春秋扰扰时，蛇吞虎噬争雄雌。
蕞尔小国居山中，保民自守夫何施。
那堪智氏生残酷，设诈埋奸暗藏毒。
熔金铸出钟万钧，托好要盟弄机轴。
仇犹国君无所思，赤章虽谏将安之。
凿山伐木平难险，开通大道迎钟归。
迎钟归来挂高阁，平地风波当时作。
西望黄灵头，南望乌沙村。
旌旗飞烨烨，军马来纷纷。
国小城荒素无备，万虑千思亦何计？
不如遁入北山间，免此生灵血污地。
国君一去不复回，遑遑百姓相悲哀。
我民虽为智氏有，我君之德能忘哉？
入我北山间，收我国君骨。
立庙北山巅，报我国君德。
国君虽死灵不死，国君虽亡祠可祀。
山因国君山有名，国君依山亦宁止。
吁嗟乎！智氏肆毒其何辜。
焉知仇国之君骨未冷，尔头已作盛酒壶。
吁嗟乎！智氏头颅已涂漆。
豫让桥边空涕泣，何如仇犹国君遗爱在。
斯民万古千秋长庙食，万古千秋长庙食。
张政，安徽广德县人，进士。明洪熙元年任巡按山西御史。
同登原仇山
刘整
尽通漳水脉，寒并雪山峰。
柱顾增春色，豪吟冠世雄。
蜚声腾九睐，童岁接三公。
喜幸龙门纳，辉生草径松。
刘整，盂县小湖村人。明永乐十九年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司参政。
过仇犹有感二首
陈灏
凿道曾迎智氏钟，英雄从此霸图空。
人间往事随流水，路上行人说故宫。
芳草断碑寒雨绿，残鸦高树夕阳红。
停骢此日闲登眺，宦思离心总不穷。
骢马西来一问津，仇犹山绕碧嶙峋。
残僧野寺兴际亡，古郭人家寂寞滨。
三晋风尘行处远，五台烟景望中新。
浮生叹身如梗，空向温泉忆故人。
陈灏，福建长乐县人，进士。明正统五年以监察御史升任山西按察司分巡佥事、提督学道，后擢陕西按察司按察使。
登原仇山同文太守
吴宏
一方瞻巨镇，千丈拥高峰。
人杰钟奇秀，天威仰绝雄。
阳春怜万姓，声誉先群公。
暂屈专城寄，终当应梦松。
吴宏，盂县方山村举人。官至宾州知州。
仇犹秋兴
傅山
仇犹霜降雨凄凄，野客愁芜酒不犁。
国破岂尤童仆散，身存有待友朋提。
蝉言守死悲莱毕，马足横文惜楚黎。
松老著寒青始觉，满园红叶作秋泥。
傅山九月下旬，暴发了由李化龙、李奇龙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三次临盂期间，遍游仇犹山水，撰写了数以百计的诗文。其一生著作颇丰，均被汇集在《傅山全书》之中。
北城谒仇犹庙
智伯遗大钟绐仇犹君，灭之。国人以君死社稷，立庙虔祀，历久不衰，檐畔有贞观元年钟。
武全文
城头遗庙草成堆，铁铠沉残燐未灰。
远戍云蒸横古瓦，高山雨黯落荒台。
旧时巢燕惊人去，何处霜砧入夜来。
翘首贞观钟尚在，倚檐却动大钟哀。
仇犹山
万古峦烟霁素秋，岩峣直北镇山留。
阴崖洞迥龙蛇蛰，绝嶂岩穿日月游。
问爽晴霄凌石艾，披襟浩气笼仇犹。
眼前培皆堪笑，独立高峰最上头。
千仞崇冈百尺崖，攀临曙色掌中开。
越霄
山
则
屴连空起，细水潆洄入抱来。
挂树猿孤吟绝壁，攫人鸟怪啄荒台。
秋容不改高神旧，放眼青冥一举杯。
登高神山
仰天寻岭道，渐上一身轻。
马踏云根过，人冲雨足行。
钟声来碧落，鸟语乐新晴。
纵眼看今古，嵚崎信此生。
登高不避险，箕踞倚危峦。
午日当空下，群峰伏地看。
台荒风草烈，祠古瓦松残。
望里仇犹国，微茫忆一丸。
武全文，字藏夫，号石庵，盂县西小坪村人。清顺治四年进士。历任崇信县知县、刑部湖广司员外郎、湖南布政使司参议等职。著有《旷观园文集》、《旷观园诗集》等。
登啸余楼感赋
蔡璜
丸大蚕丛国，孤城一片开。
乱峰欹女堞，空翠滴云隈。
爱日风殊古，遗钟事可哀。
沧桑今已矣，凭眺转悠哉。
蔡璜，字渭侯，号东岩，江苏宿迁县人。清康熙三十三年任盂县知县。任间，他承前传后，编纂了《新修盂县志》，并经常捐出俸银，新建与修葺了不少重要建筑物。离任前夕，因政绩卓著，被评荐为三晋第一贤守令。
题唐贞观钟
孙世德
前世夸贞观，鲸钟动慨想。
考制款何古，睇质光殊朗。
霜雪久剥蚀，斑驳出林莽。
悬之丛祠间，嘹亮发遗响。
於论□元音，杂以松风爽。
扪萝蹑石磴，兴来成独往。
秋高助我吟，峰头凉月上。
以莛聊为叩，千载契幽赏。
孙世德，盂县城东关人。清乾隆三十举人。生平事迹不详。
望仇犹城
胡予翼
匹马芹泉驿路中，参差峭壁几千重。
问途已入仇犹国，怀古仍伤智伯钟。
百里雄藩余故垒，孤城斜日下长松。
应知断毂无穷恨，遥在青青第一峰。
胡予翼，山东章丘县人，清乾隆初年贡士。该于乾隆三十六年撰修了《重修盂县志》，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仇犹城
田兴梅
迎钟真失策，凿道揖邻兵。
慷慨悲前事，荒凉说古城。
故宫春草没，遗堞暮烟平。
莫问兴亡迹，寒鸦高树鸣。
田兴梅，字子和，盂县北关村人。清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历云南富民县知县、大理府同知等职。
九日登仇犹山
赵嵩年
不惜登临屐齿劳，仇山逸兴与云高。
水纹日映龙鳞甲，霜叶风吹凤羽毛。
狂客是谁曾落帽，游人有我乐题糕。
酒酣斜照归途晚，黄菊香饶惹缊袍。
赵嵩年，字中麓，盂县南坪村人，清道光年间廪贡生。曾任山西临汾县教谕、浑源州学政。
登仇犹山
陈璋
崒嵂仇山藐诸峰，扶摇直上第一重。
绝顶庙祀仇犹君，城郭村虚幂暮云。
智氏不遗钟万石，此间犹是仇犹宅。
英雄角斗阅时代，古今惟有青山在。
陈璋，清盂县人，生平事迹不详。
仇犹台怀古
张仰龄
仇犹已事至今传，高鸟闲云自往还。
雨色迷离空古迹，孤城寂寞起新阡。
青葱树色秋仍绿，蓝蔚天光晚尚连。
台上低徊留不得，钟声又到夕阳边。
张仰龄，清盂县人。生平事迹不详。
题将军墓
傅廷彦
策马将军岭，凭吊将军墓。
将军名不传，将军冢如故。
沧桑凡几更，片石眇烟雾。
夜□智氏钟，噌吰比大頀。
庙谟有胜算，胡然失借箸。
欲为梁父吟，松楸日已暮。
傅廷彦，清盂县人。生平事迹不详。
仇山怀古
刘声骏
仇犹之国最为古，山乃仇犹众山主。
庙祀当年开国君，历代祈风兼贺雨。
后人贪取智伯钟，两岭路开失门户。
赤章蔓支谏不听，涂炭生灵亡境土。
虽死社稷国人怜，血食千秋知是否？
此山形势自尊严，许多邱垤羞与伍。
我来游学十余年，山中佳趣不胜数。
三邨纠首费经营，琼树瑶林真洞府。
怀古清深气吐虹，寂寞幽居无厌苦。
高山尚有贞观钟，晋乘绝无姬于谱。
令人遐想太古邃，太极何时天地剖。
刘声骏进士。曾任河南虞城县知县。“七·七”事变后，他在家乡力主抗日救国，并同县内知名人士创办了仇阳中学，以国文教师的身份讲授爱国文诗。在古稀之年，还应聘担任了盂县修志局主事，八易寒暑撰就初稿，惜已散失无存。
登山感怀
王堉昌
我上高岑山，昂首可云攀。
一览诸峰小，全盂罗目间。
城垣如斗大，村落若星环。
表里峦重立，襟带河几湾，
钟闻唐韵古，国溯晋区寰。
忽观青田茂，胡多赤地斑？
死知雷雨害，反使黎时癏。
仇犹君崇祀，何以恤民觐。
王堉昌，字养斋，号迂叟，山西稷山县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两次出任盂县知事、县长。任间，他亲自编辑了《盂县金石志略》、《盂县摩崖造像录》二书，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此诗刻于高神山腰仇犹国君庙的摩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