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瑞
春秋末期，晋国周边众多的戎狄国家先后为晋国所灭，只剩下白狄所建的鲜虞及其属国仇犹。虽然仇犹依靠鲜虞这顶保护伞仍然幸存着，但当时已进入各诸侯强国由“争霸”到“兼并”的时代，弱小诸侯纷纷被并入强国之中，处在这样弱肉强食的形势下，仇犹灭亡的命运便是注定了的。
关于仇犹的灭亡，《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淮南子》、《史记》以及《日知录》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虽然详略不同，视角各异，但都证实了如下史实：一、仇犹为晋的知伯所灭；二、仇犹国君由于贪钟而中了知伯的计谋，因而在开道迎钟中被知伯兵马突袭而亡。表面看来，仇犹的亡国是咎由自取，实际上却反映出了那个诡谲变化时代的许多特质。
首先，仇犹的灭亡固然是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强权和欺凌，但也反映了春秋战国交替时期，大国争霸逐渐向争城夺邑、兼地略土发展的过程以及由分裂向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反映了华夏民族同戎狄等少数民族走向融合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各国的较量必然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较量，试想，地处大国边缘的仇犹国君，为什么那样贪图知伯的大钟？不正说明仇犹还没有制造大钟的冶炼技术，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晋国吗？又为什么要“斩岸堙谷”，开辟道路去迎大钟？不也说明仇犹境内没有车马道路，交通很不便利吗？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异民族国家，虽然跻身于诸侯林立的列国中，却也有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和技术的迫切愿望，这一点可以从仇犹国君积极“迎钟”的表现中看出来，但它毕竟是一个依附于别国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当面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具有强大军事力量晋国的进攻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因此，它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仇犹由此而融入先进的华夏文化之中，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其次，仇犹的灭亡，还反映出那个时期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发展变化，也充分展现了春秋末期战争的形态与特色。仇犹灭亡时的春秋晚期，随着一些著名军事家的出现和他们的军事思想的形成，战争中“兵不厌诈”，运用“诡道”来克敌制胜，已成为兵家的共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更成了军事家的信条。知伯在对仇犹以及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就是采用“因势而变”的战术，制造假象麻痹对方，然后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屡屡置敌于死地。公元前458年，知伯欲袭卫国，佯使其太子投奔卫国，作为内应，以便里外夹攻。结果被卫国大臣南子识破其谋，以兵阻知伯太子于卫国边界。知伯并不罢手，又以赠野马、白璧的手段，取悦和麻痹卫君，卫君大悦，而群臣皆贺。独有卫南子劝卫君说：“无功受尝，不可不察。”卫君猛醒，便加强了边境的守备。知伯伐卫之兵到了边界，发觉已有戒备，便返回去了。这个故事同知伯以送钟为诱惑而兵袭仇犹何其相似。不过仇犹君却没有卫国君主的清醒和明智，他不但没有识破知伯的图谋，还听不进臣下的规劝，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面对强大晋兵的突然而至，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留下了许多浴血奋战的动人故事和传说，但最终还是失败而亡国。
仇犹灭亡的时间，不像它的始建年代那样无据可考。仇犹既然为知伯所灭，那么我们可以从知伯在晋执政期间的活动记载中大致推断出来。公元前475年，赵鞅死后，知瑶接替赵鞅在晋国主政长达二十多年。在此期间，他对诸侯国用兵共五次。公元前472年，知瑶攻齐，败齐师，擒齐大夫颜庚；公元前468年，知瑶率师攻郑，齐出师救郑，晋师乃退；公元前464年，知瑶再次率师围郑，侵入南里；公元前458年，知瑶袭卫，由于卫有戒备，至卫界而还；公元前457年，知瑶攻中山，取穷鱼之丘。从此之后，从公元前455年起，知瑶联合韩、魏围晋阳三年，无暇他顾，直至公元前453年为赵、韩、魏所灭。以上所述的知瑶五次对外用兵中，有攻中山取穷鱼之丘的记载，而无攻仇犹的记载。但仇犹处于晋国与中山之间，又是中山的属国和屏障，也是进攻中山的一条捷径。知伯在这次攻中山之役中先取仇犹，扫除外围和障碍是完全有可能的。近来有的学者认为，“穷鱼”同仇犹的发音相近，“穷鱼”极有可能就是仇犹。如是，则仇犹灭亡的时间应当是公元前457年。仇犹从建国到灭亡，存在的时间不足半个世纪。
仇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走向灭亡，历史教训应该是十分深刻的。但在春秋之世，像仇犹这样被大国侵占的中小国家达上百个，兴亡交替的事例屡见不鲜，在一些政治家、军事家眼里，这些小国家的灭亡不值一提，更不必说去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了。倒是“诸子”中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却在自己的著作中屡屡提及引用，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还为我们解读出许多精彩的人生哲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较早记载仇犹灭亡故事的是诸子著作中《韩非子》的“说林”篇和《吕氏春秋》的“权勋”篇。《韩非子》的作者韩非和《吕氏春秋》的编纂者吕不韦，都是战国末期人，距仇犹的亡国时间仅二百余年，相隔并不久远，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但他们并不单是要告诉人们仇犹灭亡的史实，因为他们不是史官，他们要表达的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政治主张和对人性的认识。
《韩非子》“说林”中，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历史故事。所谓“说林”者，即广说诸事，其多如林。仇犹的灭亡就是诸事的一例：
“知伯将伐仇犹，乃铸大钟遗仇犹之君。仇犹之君大悦，除道将纳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纳也。’仇犹之君不听，遂纳之。赤章蔓枝因断毂而驱至于齐。七月而仇犹亡矣。”
从表面看，故事是叙述仇犹君臣对知伯送钟的不同态度，而实质上是作者透过“迎钟”与“拒钟”，揭示大国与小国、君王与臣子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恶”。韩非从他“性恶论”的社会观出发，认为国与国、君与臣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皆挟自为心”。尤其是大国对待小国，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利用、欺凌甚至并吞的不平等态度，如果一旦施惠于小国，便预示着居心叵测的阴谋和侵害。正如知伯送大钟给仇犹一样，“大以来，卒必随之”。大钟广车之后隐藏着偷袭的兵马，更大的祸患就要到来。因此，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小国不可轻信大国，更不能接纳大国无端给予的好处，这便是所谓“小之所以事大”，要分外小心，时刻警惕大国用心的道理。但是，仇犹国君出于贪钟之心，看不到大国执政者知伯的亡我之心。知伯的贪国之心和仇犹君的贪钟之心在这里碰撞，暴露出了人性贪婪的本“恶”。结果导致的不是争夺和兼并，便是残害与战争。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放纵人的本性，破坏了社会秩序和道德，才造成列国战乱不休的后果。因此，必须用“法”来节制人欲，用“法”来规范社会秩序。这便是法家韩非从仇犹亡国故事中解读出的治国理念。
韩非又从君臣关系中进一步透析这一理念。他认为君臣关系同国与国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互不信任的关系。面对知伯送钟，仇犹君大悦，将“除道迎之”；而他的臣子赤章蔓枝则曰：“不可纳也”。仇犹君不听他的意见，他便“断毂而驱”，逃之大吉。仇犹君臣对于知伯送钟虽然持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在作者看来，他们的思想深处却是相同的。仇犹君的贪钟嗜乐，赤章蔓枝的“畏死远难”的不称职的臣子，有这样的臣子还能不亡国吗？显然，韩非在这里又一次透过对人性本恶的揭示来证明用“法”、“术”处理君臣关系的必要性。
同《韩非子·说林》一样，《吕氏春秋·权勋》篇也记述了仇犹灭亡的故事和人物。不过，《吕氏春秋》中的记载更为形象生动：
“中山之国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仇繇之君，将斩岸堙谷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谷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详。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繇亡。”
文中通过仇犹君臣的对话，使每个人物的形象都跃然纸上。智伯的贪婪与欺诈，仇犹君的昏庸与无奈，赤章蔓枝的睿知与忠贞，都栩栩如生地显现出来。作者绘声绘色所描绘的仇犹灭亡的故事，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呢？其实在叙述故事前，作者开宗明义地点出了要表达“利不可两，忠不可兼”的思想主题。接着就以仇犹灭亡的故事为例，辩证地阐明了“大利”与“小利”，“大忠”与“小忠”的关系。仇犹君想得到“大钟、方车”这一“小利”，竟然不顾国家存亡的“大利”，开路迎钟，导致国破人亡，这便是贪小利失大利，因小失大，“故小利，大利之残也。”而知伯送钟给仇犹君，虽然暂时损失掉一点“小利”，却以此灭掉了仇犹，得到了一个国家，吃小亏占了大便宜，这便是所谓“不去小利，而大利不得”。虽然作者对知伯“贪而无信”的“去小取大”持揭露和批评的态度，对仇犹君讨好大国迎钟而失国的软弱与无奈表示同情，但作者所提示给我们的辩证法却是无情的，事物的转化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同自己的国君不同，赤章蔓枝在国家存亡之际，却表现出了大智大忠。他不是顺从君王的意志去“迎钟”，而是揭露知伯的阴谋，采取“拒钟”的态度，说明他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所表现出的是“大忠”；如果奴颜婢膝地讨好大国，不分是非地服从君王，眼睁睁地看到亡国，那就是“小忠”。所以，“小忠，大忠之贼；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的哲理主张。
“去小取大”的思想，反映了战国末期列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进步意义。《吕氏春秋》正是在这个时期由时任秦国宰相的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博取诸子百家之长而编的一部著作。它的出现，为列国由争雄走向统一营造了舆论氛围，奠定了思想基础。
《战国策·西周》篇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对仇犹灭亡的记述基本相同，都是由秦相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说起，讲述游腾以仇犹灭亡的故事说服楚王，使其消除了对周的疑虑与不满。所不同的是，《战国策》所记述的知伯送给仇犹的是“大钟”，亦即“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之以兵”，这同《韩非子》等的记述相同；而《史记》记述知伯送给仇犹的则为“广车”，亦即“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为什么司马迁单单要说送“车”而不是送“钟”呢？我想司马迁的用意有二：一是与“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相呼应，都是以“车”为入侵的引导；二是隐喻樗里子以“车”入周，同知伯送“车”给仇犹一样，都心怀叵测。显然，司马迁在这里用知伯灭仇犹的故事来表现的秦相樗里子是与知伯同样具有很深权谋和野心的人物。《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可见司马迁还是很赞赏这个人物的。
如上所说，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是透过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而《战国策》不同于《史记》，它是通过历史人物，即所谓的纵横家“策士”们的言行来反映那个尖锐复杂斗争的时代和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游腾以仇犹灭亡的故事说服楚王，以维护西周的利益，就是典型的事例。游腾所保护的西周，并不是平王东迁前建都镐京的西周，而是迁都洛邑后的周王室。到了战国时期，本来将要被诸侯蚕食殆尽的小小王室，又分裂成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其中西周仅辖36个城邑和3万人口。就是为这样一个小国，秦楚等大国之间经常争来夺去，不断发生矛盾和斗争。而像西周这样在夹缝中求生的国家，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便派“策士”到各国游说，于是像游腾那样具有奇策异智、扶急持倾、运亡为存、转危为安、纵横捭阖的纵横家便应运而生。这些人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发掘其中深刻的内涵，来说服列国的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正如游腾这样具有正义感的纵横家，他一方面用仇犹君贪钟而亡国的教训警示本国君主，告诫楚王；另一方面又谴责和揭露了虎狼之国的侵略野心，以保护小国的利益。正是有这样一批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才彰显出那个历史转变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时代特征。
《淮南子·精神训》篇，在引用仇犹灭亡时，只用了短短一句话：“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可见作者的用意不在于记述仇犹灭亡的史实，而是把它同虞国君主贪重棘之璧玉而丧国、晋献公好骊姬之美色而乱政、齐桓公喜易牙之烹死而难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失地这样五个春秋时期的同类历史故事并列在一起，就是要告诫人们：“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也就是说，仇犹等五国的君主们，如果能够把握自己，节制欲望，不为物质所动，不为声色所惑，不为美味所迷，就不会有丧身失地、乱政亡国的下场！作者在这里运用“连类喻义”的手法，把道家的思想和哲理寓于形象生动的历史故事中，这便是《淮南子》艺术表现的一大特色。从道家的历史观出发，作者认为仇犹的灭亡是由于人的贪欲造成的，无数这样的历史教训说明人欲是万恶之源。因此，只有坚持“闭情守虚”“抱素守精”，不被物欲和情欲所动摇和迷惑，才能做到道家所提倡的“返朴守真”，“心志专于内，通达寓于一”，达到“非为非欲”的“道”的崇高境界。这种“无为”、“非欲”的思想，不论是在那个攻伐兼并、纷乱不止的战国时期，还是在作者淮南王所处的汉初一统、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年代，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今天，对那些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者来说，不也有借鉴和教育的作用吗？
一个小小仇犹国的灭亡故事，直到两千多年后，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著作《日知录》中还在议论这件千古兴亡之事。他说：“春秋之事，戎翟之杂居中原者，大抵皆在于山谷之间，兵车所不至。……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因此，顺势而为，因势而变，做到与时俱进，这便是顾炎武从仇犹灭亡中所揭示的深刻思想内涵。
仇犹灭亡的故事，只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却被如此之多的先哲所瞩目，他们从中解读出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人生哲理，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和智慧的光芒，这就是千百年来这一故事得以流传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