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力量，我在这方面略有成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通往天堂，但是怜悯又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也感到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的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重活一次。
一位西方哲学家无意间在古罗马城的废墟里发现一尊“双面神”神像。这位哲学家虽然学贯古今，却对这尊神很陌生，于是问神像：“请问尊神，你为什么一个头，两副面孔呢？”
双面神回答：“因为这样才能一面察看过去，以吸取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以给人憧憬。”
“可是，你为何不注视最有意义的现在？”哲人问。“现在？”双面神茫然。
哲人说：“过去是现在的逝去，未来是现在的延续，你既无视于现在，即使对过去了若指掌，对于未来洞察先机，又有什么意义呢？”双面神听了，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原来他就是没把握住“现在”，罗马城才被敌人攻陷，因此他遭人丢弃在废墟中。
生活是美好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9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代表作品有《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
生活是极不愉快的玩笑，不过要使它美好却也不很难。为了做到这点，光是中头彩赢20万卢布，得个“白鹰”勋章，娶个漂亮女人，以好人出名，还是不够的——这些福分都是无常的，而且也很容易习惯。为了不断地感到幸福，那就需要：（一）善于满足现状；（二）很高兴地感到：“事情原本可能更糟呢。”
这是不难的。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时燃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
要是有穷亲戚上别墅来找你，那你不要脸色发白，而要喜洋洋地叫道：“挺好，幸亏来的不是警察！”
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
如果你的妻子或者小姨练钢琴，那你不要发脾气，而要感激这份福气——你是在听音乐，而不是在听狼嗥或者猫叫。
你该高兴，因为你不是拉长途马车的马，不是寇克的“小点”，不是旋毛虫，不是猪，不是驴，不是茨冈人牵的熊，不是臭虫……你要高兴，因为眼下你没有坐在被告席上，也没有看见债主在你面前，更没有跟主编土尔巴谈稿费问题。如果你不是住在十分边远的地方，那你一想到命运总算没有把你送到边远地方去，岂不觉着幸福？
要是你有一颗牙痛起来，那你就该高兴——幸亏不是满口的牙痛。
你该高兴，因为你居然可以不必读《公民报》，不必坐在垃圾车上，不必一下子跟三个人结婚……要是你被送到警察局去了，那就该乐得跳起来，因为多亏没有把你送到地狱的大火里去。
要是你挨了一顿桦木棍子的打，那就该蹦蹦跳跳，叫道：“我多运气，人家总算没有拿带刺的棒子打我！”
要是你妻子对你变了心，那就该高兴，多亏她背叛的是你，不是国家。
依此类推……朋友，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你的生活就会欢乐无穷了。
简单生活
丽莎·茵·普兰特，原是一名美国律师，由于厌倦现代社会步调纷乱的生活，于1993年放弃律师职业，投入简单生活研究和实践中，并与其同人创办《简单生活月刊》，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新生活导师”。该杂志在全美产生巨大影响，简单生活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和实践。
幸福是什么？在我看来，幸福来源于“简单生活”。文明只是外在的依托，成功、财富只是外在的荣光，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发现真实独特的自我，保持心灵的宁静。有人问我，“简单生活”是否意味着苦行僧般的清苦生活，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靠微薄的存款过活，并清心寡欲？这是对“简单生活”的误解。“简单”意味着“悠闲”，仅此而已。高额的存款，如果你喜欢，那就不要失去，重要的是要做到收支平衡，不要让金钱给你带来焦虑。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收入微薄的退休工人，都可以生活得尽量悠闲、舒适，在过“简单生活”这一点上人人平等。这个时代，不是人人都必须像梭罗一样带上一把斧子走进森林，才能获得平静安逸的感觉。关键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是否愿意抵制媒体、商业向我们大力促销的“财富中心论”，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挖掘、发展生命的热情、真实和意义。
简单，是平息外部无休无止的喧嚣，回归内在自我的唯一途径。当我们为拥有一幢豪华别墅、一辆漂亮小汽车而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每天晚上在电视机前疲惫地倒下；或者是为了一次小小的晋升，而默默忍受上司苛刻的指责，并一年到头赔尽笑脸；为了无休无止的约会，精心装扮，强颜欢笑，到头来回家面对的只是一个孤独苍白的自己的时候，我们真该问问自己：干吗这样，它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简单的好处在于：也许我没有海滨前华丽的别墅，而只是租了一套干净漂亮的公寓，这样我就能节省一大笔钱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旅行或者是买下梦想已久的摄影机。我再也用不着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晋升并不是唯一能证明自己的方式，很多人从事半日制工作或者是自由职业，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如果我不是那么太忙，能推去那些不必要的应酬，我将可以和家人、朋友交谈，分享一个美妙的晚上。
我们总是把拥有物质的多少、外表形象的好坏看得过于重要，用金钱、精力和时间换取一种有目共睹的优越生活，却没有察觉自己的内心在一天天枯萎。事实上，只有真实的自我才能让人真正的容光焕发，当你只为内在的自己而活，并不在乎外在的虚荣，幸福感才会润泽你干枯的心灵，就如同雨露滋润干涸的土地。
我们需求的越少，得到的自由就越多。正如梭罗所说：“大多数豪华的生活以及许多所谓的舒适的生活，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反而是人类进步的障碍，对于豪华和舒适，有识之士更愿过比穷人还要简单和粗陋的生活。”简朴、单纯的生活有利于清除物质与生命本质之间的樊篱。为了认清它，我们必须从清除嘈杂声和琐事开始，认清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哪些是我们必须拥有的，哪些是必须丢弃的。
多一分舒畅，少一分焦虑：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假；多一分快乐，少一分悲苦，这就是简单生活所追求的目标。外界生活的简朴将带给我们内心世界的丰富，我们将发现新生活在面前敞开，我们将变得更敏锐，能真正深入、透彻地体验和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将为每一次日出、草木无声的生长而欣喜不已，我们将重新向自己喜爱的人们敞开心扉，表现真实的自然，热情地置身于家人、朋友之中，彼此关心，分享喜悦，真诚以对。那时我们将发现不能接近他人，因隔阂而不能相互沟通，不过是匆忙、疲惫造成的假象。只有当我们轻松下来，开始悠闲的生活才能体验亲密和谐，友爱无间。我们将不是在生活的表面游荡不定，而是深入进去，聆听生活本质的呼唤，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悠闲生活的时尚林语堂
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行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生性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着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这些话在那些应试落第的人听来是很听得进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有些中国青年作家们诋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清风”及“山间明月”。陶渊明的诗中不过是说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颠”。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们只要想象英国大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他们徒步游欧洲，心胸中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我想到这些，对于这些个浪漫主义就比较了解了。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总之，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正如梭罗在《沃尔登》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
笼统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敏锐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加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去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事看得太认真。这种样子的心情是由一种超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那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认为他是中国文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鄙视俗世功名的人。
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时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为了厌倦那种磕头迎送的勾当，而甘心弃官辞禄，回到老家去过退隐生活。当袁中郎做着苏州的知县时，曾对上司一连上了七封辞呈，表示他不愿做这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外的一位诗人白玉蟾，他把他的书斋题名“慵庵”，对悠闲的生活竭尽称赞的能事：
丹经慵读，道不在书；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有诗慵吟，句外肠枯；有琴慵弹，弦外韵孤；有酒慵饮，醉外江湖；有棋慵弈，意外干戈。
慵观溪山，内有画图；慵对风月，内有蓬壶；慵陪世事，内有田庐；慵问寒暑，内有神都。
松柏石烂，我常如如。
谓之慵庵，不亦可乎？
从上面的称赞看来，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享受。诗人及学者常常自题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别号，如江湖客（杜甫）、东坡居士（苏东坡）、烟湖散人、襟霞阁老人等。
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有人说老子是嫉恶人生的，这话绝对不对，我认为老子所以要鄙弃俗世生活，正因为他太爱人生，不愿使生活变成“为生活而生活”。
有爱必有妒，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却又须保持流浪汉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钓时间也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一种教规，好像英国人把游戏当做教规一样地郑重其事。他对于别人在高尔夫球总会中同他谈论股票的市况，一定会像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受到人家骚扰那样觉得厌恶。他一定时常计算着再有几天春天就要消逝了，为了不曾做几次邀游，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丧，像一个市侩懊恼今天少卖出一些货物一样。
漂泊的热望
华盛顿·欧文（1783～1859），美国作家，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纽约外史》。1820年，欧文的《见闻札记》出版，引起欧洲和美国文学界的重视，这部作品奠定了欧文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此节吾与荷马实有同感。夫蛇脱壳未久即化而为蟾蜍，因不得不另觅栖处以自适。故游子于其去国辞乡之后，亦多有化为奇形怪状之虞，势不能不徙其居处，易其风习，且亦唯运所至，罔能自择。
——李黎（狄菲斯）
我平生最喜游览新境，考察种种异地人物及其风习。早在童稚时期，我的旅行即已开始，观察区域之广，遍及我出生城镇的各个偏僻之所与罕至之地；此事固曾使我的父母饱受虚惊，市镇报讯人却也赖以受益颇丰。及长，我观察的范围继续扩大。无数假日下午尽情消磨在郊洞的漫游之中。那里一切在历史上或传说上有名的地方，我无不十分熟悉。我知道那里的每一处杀人越货之所与鬼魂出显之地。我继而访问了许多邻村，观察其地的风俗习惯，并与当地的圣贤与伟人接谈，因而极大增加了我的原有见闻。一次，在一个漫长的夏日，我竞漫游到了一座远山之坛，登临纵目，望见了数不尽的无名广土，因而惊悟所居天地之宽。
这种浪游的习性竟随着年龄而俱增。描写海与陆的游记成了我的酷嗜，寝馈其中，致废课业。在天气晴和的日子里，我往往怀着多么渴慕的心情漫步在码头周围，凝视着一艘艘离去的船只驶赴迢迢的远方；我曾以何等希羡的眼神目送着那渐渐消逝的桅帆，并在想象之中自己也随风飘越至地角天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