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当时有多么的惊讶，我得承认，对他们我又是那么的感激。我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一片真诚和同情，我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众的眼里，这完全相反。因为荷姆斯泰德暴乱，卡内基工厂就是代表着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地方。
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解释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而作为主席，则必须在每个季节都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我努力让所有人理解，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让人欣慰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一颗受伤的心的宽慰。最后，我说，如果能选我进入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为此，我获得了全票通过。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害，普通民众一直认为我对这一事件、对所有工人都负有责任，至此，我才得以解脱了。
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来表示对我上任的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三者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热情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里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来，尽管那已经离这场景有十万八千里，但毕竟我有过一段极为糟糕的经历。
在荷姆斯泰德纠纷之后，我的朋友—罗特格斯学院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告诉了我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1900年春，我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湾出发，要去佛得角的一个朋友的牧场，期望在索诺拉雷普山上打一个礼拜的猎。这个牧场远离文明世界，我本以为在那儿除了少数几个墨西哥人以外，就只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了一个人讲英语，后来知道他是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了是什么将他带到这里来的，因为他感到寂寞，迫切地想与人交流。他的名字叫麦克卢基，直到1892年他一直是个出色的技工，受雇于荷姆斯泰德的卡内基钢厂。他就是俗语所说的“高手”，薪水很高，结了婚，并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和可观的财富。除此之外，他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被选为荷姆斯泰德的镇长。
当1892年罢工爆发时，麦克卢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罢工这一边。作为镇长，他下令逮捕那些前来保护工厂、维持秩序的私家侦探们。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解释说，这些侦探是一支侵入了他行政能力范围内的武装力量，他有权逮捕他们，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命令引发了流血冲突，冲突变得严重了。
当然，罢工的故事所有人都能知道。罢工工人最后遭到了镇压，麦克卢基呢，他被认为是个凶手、暴徒、叛徒，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对他的攻击。他受了伤，被当局通缉追捕，忍饥挨饿，被迫逃亡，等风头过去后再说。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列入所有钢铁厂的黑名单中，在美国再也没有人敢雇佣他。他的钱花光了，最惨的是，妻子死了，房屋也倒塌了。经历了这种种变迁，他决定去墨西哥。当我遇上他时，他正准备去那里的煤矿找活干，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他什么也做不了，又没有钱。很自然地，当他跟我说起他的不幸遭遇时，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决不会无谓地空发牢骚。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并且在罢工发生不久，我正和他在苏格兰，卡内基也没有告诉我罢工的另一面。但是，麦克卢基尽量避免责怪卡内基，他好几次说，如果当时“安迪”在的话，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工人们可以和卡内基相处得很好，但是和他的一些合伙人却合不来。
我在牧场呆了一个礼拜，我在晚上去看过麦克卢基几次。后来我离开了那里，直接去了图森、阿里森纳，并且我在那儿给卡内基写了一封信，跟他谈起这件事情。我又加上说，我对麦克卢基感到非常惭愧，可以想象他曾遭到过更加恶劣的对待。卡内基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在信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着：“给麦克卢基钱，不管他要多少都给他，但是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马上给麦克卢基写信，告诉他我可以给他所需要的钱，但是没有提数额，只是想让他知道，这笔钱足以让他重新自立生活。他拒绝了，说他会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出一条路来，这也正是独特的美国精神，我不能给他帮助，但是他让我敬佩。
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不久，我和一个朋友，索诺拉雷暴铁路公司的经理J.A.诺格先生，说起了他。麦克卢基很快就在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干得
非常好。一年后—或者也许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加利福尼亚再次见到了他。他当时正在工厂里监督维修他的机器设备。他变了不少，看起来很高兴，他又娶了一个墨西哥妻子，看起来很满足。现在他的天空变得晴朗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那笔钱的真相，他可能不会相信这来自于那个曾经被迫与他们作对的人。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说：
“麦克卢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的那笔钱并不是我的，而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是他想通过我给你一些帮助。”
麦克卢基愣住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该死的安迪，不是吗？”
我希望麦克卢基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我很清楚地知道麦克卢基是一个不错的同志。据说，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财产有３万美元之多。在罢工工人枪袭政府的时候，遭到了逮捕，因为他是镇长、荷姆斯泰德工会的主席。他不得不远走高飞，将一切都抛在身后。
将这个故事发表后，因为我曾说过我的墓碑上将刻上麦克卢基的这几句话，而不是别的东西，以表明我对工人朋友们的友善，
报纸上立刻有人登文章来进行讥讽：
只不过在途中—安迪身边的桑迪
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他的上帝什么时候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而是那不合文法的语句—“这个该死的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着奉承，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耶，即便他抛开了所有的金银，他还不过是一个花花太岁，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这个该死的安迪”。
他不再是一个“大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作一大篇抚慰人心的演说，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个该死的安迪”。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这个该死的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