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我们企业的发展时，我得提一下在1892年７月１日发生的我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劳资冲突，那时我并不在场，而在苏格兰高地。26年来，我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协调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关系融洽，令人满意，这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有人指责我在罢工期间滞留国外，没有赶回来支持我的合伙人。对此，1904年１月30号，我最主要的合伙人菲普斯先生给《纽约快报》写了一封信，以作回应。他说我总是对工人们让步，即便是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我的一两个合伙人不希望我回来。抛开雇主和工人之间友好感情上得到的回报不说，仅从公司的经济结果上考虑，我相信，给工人们较高的工资，让他们快乐满足，对他们的雇主产生敬爱之情，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让步其实就是利润。
贝西默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了解放。原先使用的机器至今已经变得陈旧了，公司意识到这一点，在荷姆斯泰德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用于工厂的翻新，并且扩建了工厂。新机器的使用使得我们的钢产量比过去增长了60％。280名计件工人（以生产一吨钢为单位计算报酬），曾与我们签订了３年的劳动合同，最后一年的部分时间，他们是使用新设备工作的。这样，到合同到期时，他们的收入就可以增长60％。
随后，工厂提出将他们这新增长的60％的利润按一种新的方法进行分配，这也就是说，他们只多赚得30％，而另外的30％将被用来补偿公司更新设备的花费。因为通过改进过的机器的帮助，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并没有增加。这样做事实上违反了公平和自由的原则，我们是太大方了，在普通的情况下，工人们肯定会心怀感激地接受。但是那时候，我们正在为美国政府生产装甲，时间很紧急，而同时，我们还与芝加哥博览会签订了合同，为他们生产建筑用材。工人中的几个首领得知了这一情况，坚持要拿整个的60％，估计公司将不得不给他们。工厂当然不会同意，而且对于此种要挟—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要钱还是要命？”—公司也不应该答应。这次拒绝得非常对，如果我当时在家，也绝对不会向这种不公平的敲诈行径作出任何让步。
直到这时，公司的做法都很正确。当与工人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一贯采取的政策是“耐心地等待，向他们说理，给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是何等的不公正”，但决不会雇用新人来顶替他们，决不。然而，荷姆斯泰德的工厂主管却受到了3000名没有卷入这场纠纷的工人的影响。这些工人向他保证，他们能让工厂正常运转，他们急于和那280名工人划清界限。那280个人组成了一个工会，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可以加入。
这名主管被自己误导了，而他接着还继续误导着我的合伙人。他刚从基层岗位上提拔上来，对此类事情没什么经验。少数结成联盟的工人们的不合理要求，还有那3000名未能加入工会的工人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也是非正义的一群）很快左右了他的思想，他觉得工人们将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危机很快就可以解除。那3000名工人中有很多人也希望能够取代闹事的280人的位置—至少他们是这样报告给我的。事后看来，当初决不应该恢复开工。公司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工人们说：“现在这里发生了劳资冲突，你们应该在你们之间解决好。公司的报酬已经很慷慨了，公司只有在纠纷得到调解之后才恢复开工，在此之前，你们的岗位将一直被保留着。”或者，如果主管对那3000名工人这样说会更好一些：“很好，如果你们不需要保护，那你们就来吧。”这样，就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3000人对抗280人。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州政府为了以防万一，派出治安官员和警卫来保护那3000人。而带头罢工的工人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枪，他们能够威胁和恐吓那3000人。
如果我当时在家，我有可能被说服，重新开工，试验一下我们的老工人们能否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去工作—这也是我们主观所希望的。但是，我的合伙人第一次开工不是为了要用新人，相反，也是应我们几千名老工人的要求。这点很重要，对于主管的这一可行性建议，我的股东们没有理由不采纳，他们无须为此而受到责备。我们的原则是不采用新人，但是让老工人回来干活，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罢工的工人后来袭击了州政府的办公室，此后工厂又重新开工。稍作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工厂一直停工，让工人们自己协商妥当后再说，该有多好”。但是拥有8000军队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很快采取行动控制了局势。
纠纷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游，直到两天之后才得到消息。在此之前及之后，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哪件事情如此严重地刺痛了我。与我有交情的很多朋友想象到了我的烦恼，他们给我写来很多友善的短信。格莱斯顿先生写来的这封是最让我感激的。
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我的妻子在很早之前就告诉过我们对你的感激，因为你曾致以我们最美丽的祝福。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正万分焦急，你的高贵的努力指引着富人们不要像他们往常一样行事，而是采用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着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往往都过于轻率、自以为是、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你对这次不幸反应敏捷，尽管在大洋的另一侧。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生活。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叫它重新吐出，我为此而感谢你。
请相信我！你最为忠实的（签名）W.E.格莱斯顿
当然，普通大众不会知道我在苏格兰，并且对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里被杀害，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几年里被人挂在嘴边。不过还是有些事让我满意。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挥了良性的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同时见一见联合会其他官员。在具体时间定下来之前，我一生的朋友马克汉纳（这一机构的主席，前驻克利夫兰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当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劳斯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