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十年岁月的流逝，我的脚皮越来越薄，2004年，脚底那地方的疼痛又加重起来。有一天我痛得难受，抬脚一看，啊，溃烂化脓了，已经成为医生的我，很有把握地决定：为自己割肉挖取玻璃。
于是，我就用棉球在脚底使劲地消毒，可还没有割肉呢，奇迹却出现了：那溃烂的创口，被我擦洗干净后，居然现出一个窟窿，窟窿里露出一块玻璃。正在我找老花镜的时候，在我旁边帮忙做针具消毒的妻子，叫我别动，她用手中的夹子伸进了我左脚的脚心，只见她轻轻一夹，那块折磨我三十年之久的玻璃，就被夹了出来，其深深的疤痕，至今犹在呢。这就是我左脚的传奇！
返城磨难记
1978年底，我的大女儿已经出生7个月啦，我也开始像他人一样，正心急火燎地寻找着调动的机会。恰巧，芳华越剧团在我二哥的帮忙下，申请恢复的审批文件通过了。芳华书记老徐对我二哥说：“审批容易，恢复艰难，没有人手跑腿是不行的，你弟弟的调动手续虽然还没办，但还是叫他先回来办事吧。反正他的调动，是我们审批前就讲好的。”二哥对她说：“好，我弟弟就是搞文艺的，他回来后，一边办事，一边办调动。”
1979年正月，我得到二兄的通知后，立即返城，到省芳华越剧团临时租赁的西门大队报到，当时，在编人员连我在内只有四人：代理团长老俞，女书记老徐，副团长老孔，我是第四位。
经过我几个月的辛苦跑腿，完成了许多难办的工作后，代团长老俞特别满意我，很快就为我发了调令。可令人遗憾的是，调令发出后却毫无音讯，受阻三个月后，他又破例到文化厅做工作，为我连发了二道催调令。结果，我那原系统的总头--煤炭厅厅长，以为我有背景，就打电话到文化厅人事处，提出要搭配调动三个人到文化厅来，文化厅人事处听后当即拒绝，就这样，我的调动卡壳了。
老俞惋惜地告知我此情后，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傻傻的我，只好写信给省煤炭厅厅长。又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带着老母亲一起去煤炭厅长家，没想到那厅长听说我就是池敬安，竟恨恨地举手摔了我一巴掌。我呆了一阵子，正欲发怒，母亲见情吓坏，硬把我拖走。
由于事出突然，那厅长的爱人也知道事情不妙，就悄悄跟随在我背后。我怒火万分地下楼出大门时，感觉到背后有人跟踪，即故意大声对母亲说，晚上我要用矿山的炸药去炸那坏厅长！跟踪在后的那位女人听到我的话后，立即赶上拦下我们，劝我息怒，说调动之事包在她身上。我说，别跟我来这套骗人的话，我是不怕死的矿工，并不是好欺负的百姓。那女人赶紧说，她是厅长的爱人，是省地质厅人事处处长，她一定负责帮我解决调动，并叫我星期一去地质厅找她拿调令，绝对没有问题。
星期一，我真跑到地质厅去找她，果然她在，并说调令已经办好，于是给我一张她写好的字条，叫我去煤炭厅找某人取，我找到那人后，果真拿到了调令，就这样，调动之事一气办成了。
当我回到矿山办完返城的所有手续后，毕竟有难舍老同事的感情，于是就决定再上七天班，可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七天上班的过程中，却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生死考验。
第一天，我们外线班的工作是挖电杆的洞。班长考虑到我要回去了，就安排我在第一个点，也是唯一干净的干地面，除我以外，其他人都在烂泥田里。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位闽南人同事生气地说：“不行！你们老乡为老乡，这干净的地面多舒服，我要在这里挖！”说完他就动手在那里挖起来，班长看见很生气，正要上前制止，我赶紧说：“就让他在这里挖吧。我到他那个点挖。”班长看见我同意，和大家一样，都摇着头散开，到各自的点去了。烂泥田虽然讨厌，但那里面的洞，我们都只经过两个多钟头的辛苦就都挖好了，可闽南同事抢挖的那块干地盘却麻烦了，因那地下有岩石，挖了半天都挖不成，班长向机修厂领导汇报后，领导又向矿务局领导汇报，矿务局领导找设计的工程师们研究后决定：要整体考虑，不能更改地点！这一下可苦了那位闽南同事，厂领导只好给他炸药爆破，他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才挖成了那个洞。
在他继续挖洞的那两天，我们在车间里完成了栽电线杆的所有准备工作。第四天晚上，我考虑到自己快要离别矿山返城了，就特地煮了一锅点心请班上的老乡一起来吃，刚要开锅，那位闽南同事路过看见，就说：“怎么不叫我吃呢？我也要吃！”我们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我说：“好啊，好啊，请坐下一起吃！”他真坐下来与我们一起开心地吃着、聊着。
第五天，开始最辛苦的立电杆工作了，不过那一天清晨，那位闽南同事却向班长请了病假。可正当我们离开厂门，走到半路时，他却又赶上了我们，班长问他：“你的病假条好不容易才通过班组、车间和厂部三道手续，为什么又跑来上班？”他的回答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他说：“我想想不甘愿，因为外出立杆多三毛钱补贴，请假后我会少赚三毛外勤费。”
班长带我们先到他所挖的洞那里栽电杆，在取叉杆时，那位闽南同事又抢占了我的一号叉杆位置，由于三副叉杆位都有人了，瘦小的我，只好跟另两位抱杆头同事一起，用手去抱电杆，但没有想到的是，班长指挥的号令“一、二、三，起杆”时，有人用力不齐，我却因用力太过，一时头昏眼花，当我再次参与抱起电杆，三道叉杆都相接后，我头昏气喘地退后一步。接着只听班长喊：“叉杆预备--起！”三副叉杆的六个人听从号令，同时用力顶起。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第二道叉杆向前打滑，只听“哗”的一声，水泥电杆瞬间倒下并砸到闽南同事的头部，大家都惊呆了，班长快速反应，跑近蹲下，抱起他的头并捂住他开裂的头部骨缝，只见凶猛的血喷，从班长的指缝中喷射出来，我见此情景，立即大步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没几分钟，他就抽搐断气了。
不用说，接下来是我们大家悲痛地为他含泪守灵。直到三天后，全厂同事以及与他相识的朋友和老乡，都一起过来为他送葬。丧事完毕后，我才满怀复杂沉重的心情，告别同事，返回福州。那天，在火车上，唯能安慰自己的返城记忆是，我谱写了一曲激情感慨的《矿山离别记》：
离别，离别，心潮激烈，回首十载，泪透诗页。
十年前奔赴矿山，与亲友含笑作别；为谱写煤海战歌，在荒山艰苦创业。
诚心挖煤，兢兢业业，认真操作，服服帖帖。
伟人颂歌不断传扬，矿区哀乐经常连接；矿工虽有愁肠，但却没有凄凄切切。
历经风风雨雨，少年幻想破灭；认识沧海巨浪，何惧江河蟹鳖。
曾几何时，回归之心坚如铁，坚如铁！
啊，矿山我们第二的故乡，为了你，我们用汗水浇灌出红花绿叶，使你出落得像个大姑娘，我们却付出了青春和热血！
我们已不再是当年小伙子，也不能长做这“黑色”事业，请不要再缠缠绵绵，不要再挽留英雄豪杰。
再见啦矿山，离开你，我们也情丝难断，但还是挥手告别。
离别，离别，心潮激烈，回首十载，泪透诗页！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2013年，我在录制完《圣约之歌》第四专辑时，也将谱写的《矿山离别记》也录制成歌，放在自己60载人生印记的30首作品大专辑里，而且这首特殊作品，还是由师大的著名歌手胡薇演唱的。啊，本人当年的感慨情曲得以深情释放，也是本人音韵演绎的返城磨难记。
回归医道记
本人小时候是喜文不喜医的，因成绩优秀，读书有声有色，深受老师喜爱，所以少年时，曾立志要当文学家。当时对医学的反感，是因害怕病毒会传染，所以平时走在路上时，若遇见病人担架抬过，我必掩嘴屏息。7岁时，因有一邻居姐姐考进护士学校，我为她难过了十多天。
可是，后来不幸的遭遇，却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弃文从医了。记得在19岁时，因误用邻居过期眼药水，使自己双目失明，后经大医院医治三次，眼睛视力恢复了一半，到第四次时，因钱不够抓药，回家后用余钱去药店拿自己开的处方服用，没想到居然使自己眼睛的视力恢复到1.5。从那以后，自己开始自学中医，并幻想去当赤脚医生，可惜的是，当年自己没有当成，邻居一个同年人却当上了赤脚医生，后来，自己就放弃了学医，转为自学音乐和作曲。
1979年调回省芳华越剧团半年后，代理团长老俞私下找我谈话，因当时恢复剧团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老芳华的演职员已经开始调回报到，办公室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必须增添人员，老俞觉得我工作很扎实能干，所以决定让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我听后当即婉言推诿了。面对我的推诿，老俞很纳闷，因为他不知道我从小就立志钻研学术，不想当官，所以面对他的培养，我却当即委婉拒绝。
当时老俞惋惜地问我：“你不当干部，那要干哪行？”
我说：“我想搞灯光。”
他听后很是吃惊，说：“你也不能搞灯光呀，因为你原本是搞音乐的，可以进乐队嘛，你也可以搞音响效果，怎么会选择搞灯光呢？”
我回答说：“虽然我会音乐，但我不会越剧；虽然我会搞音响，但我不会听浙江话，所以还是搞灯光比较好。”
老俞听后没话说，但却要求我在搞灯光的同时，兼任司务长，并感慨地说：“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先帮我当一年司务长好不好？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推辞了。”
就这样，我在搞灯光的同时，兼任了一年司务长。
这位老俞，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好领导，他不仅善良、智慧，而且通情达理、朴素勤奋。最让我敬佩的是，他退休后，自己在家刻苦练习了几年书法，不久，他就成为我省著名的书法家，其不仅举办过多次书法展览，还参加过海外书法展览。但其生活还是非常朴实，直到现在，他还是住在那很旧的宿舍里。
难以忘怀的是，当年老俞调走后，我也卸任司务长，而且在卸任时，我所管理的食堂，不但没有亏空，还有不少的结余。因为我对食堂管理比较严格，自己从不白吃，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除了吃，谁也不敢拿，所以移交时还有些节余。记得那年春节分发供应食物时，有人要求我给备受大家敬重的尹团长分两份年货，我心中虽然愿意，但为了保持公正，当即毫不客气地说：“不行！一人一份！”
后来，在我移交食堂时，那代理财务一年的老吴也与新来的财务办理交接，可他有一笔400多元的支票却与我有关，所以无法结账，于是老吴与我发生误解，原因是：那张支票是领导让他提供给我创办食堂的钱，但他不是专业财务，所以也不懂得向我收回发票，我也不懂得向财务办清手续，这400多元的钱，我只好归到食堂的结余部分里去了。他们新旧财务俩查了好几天才查出来，可那善良的老吴不懂得责备自己，却来责备我，所以当时我生气地举手在桌面上拍了一掌，那桌面上的厚玻璃粉碎了。他们看见我发怒的样子，再也不敢与我争执了。幸好，那专业的老财务，很快在我账本的结余账目里找到了这笔钱，证明了我的清白，也了结了他的账目。
话说回来，我虽然辞掉了司务长，但那几年所干的工作还是很多，除了兼职办理人员调回的手续、跑腿购物重建芳华，还负责买剧团和演出设备，并搞灯光制作和演出，更重大的是，还要与副团长老孔一起负责征土地、搞三通（即盖房子前的路通、水通、电通），那临时的电杆、线路、配电房等具体的临时电闸线路，还都是我亲自动手制作的，直到我做好了配电房后，供电局才派人来安装高压电。接着是监督建筑芳华剧场、办公大楼、宿舍楼等等。经历三年的辛劳，我们剧团的办公楼、排练场、大剧场、宿舍楼都盖好了，剧团的人员也都住进新房了。有一天，一位女老干部拿了一张入党申请表给我填写，希望我从事政工，可我也委婉拒绝了。她说：“别人向我讨申请表，我还没给他，你怎么却拒绝呢？”我回答说：“我只想干活，不想当官！”
剧团恢复后，演出效果很受欢迎，赞美之词铺天盖地。哦，正当芳华在上海演出红极一时时，上海人在零下十几摄氏度通宵达旦地排队买票，我顿生感悟：戏剧的兴盛不会长久，我必须另寻新路，经过数月思考后，立定主意：钻研医学，回归医道。
当年也可喜的是，正当我觉得老演员年纪偏大，演出有些勉强之时，芳华领导就派人去浙江招收学生了。新招收回来的学生有20多位，最小的13岁最大的18岁。在学生刚招来时，因还没有被省艺校接纳，没有音乐老师来为她们上音乐课。我发现她们清晨起来练声时，有不正确的喊叫。有一天，那位新来的敬重我的女领导，有事找我交流，我就将此现象对她说，并表示自己愿意为学生上音乐课，那新来的女领导听后很高兴，当即安排我给学生上音乐课。
令人开心的是，当她们听我上过音乐课后，晨练的声音就明显地美妙起来了。当我为她们上第二节音乐课时，颇有天赋的学生就浮现出两位，一位姓李，一位姓王。这两位后来就成为芳华著名的花旦和小生。当然，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多数也都成为名演员。特别令我欣慰的是，几十年来，她们看见我时，都会亲热地叫我一声“老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