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二） 文\刘庆邦
我先讲第一个层面，从实到虚。实是什么？实是现实，是存在，是生活，也是一个人的阅历、经历和人生经验的积累。实对创作来说，是源，是本，一切文学创作都是从实出发，都是从实得来的。如果离开了实，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无从谈起。换句话说，一切虚构都是从实处得来，没有实便没有虚。我打个比方，飞机起飞，先要在跑道上跑一段，并逐渐加速，才能起飞。这个跑道就是实的东西。鹰的翱翔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会凭空起飞，起飞前需要有一个依托，双爪在山崖上或枯树上一蹬，翅膀才能展开。树和山崖就是起飞的基础。人的生命和做梦的关系，也是一组实与虚的关系。每个人做梦，都是对生命个体的一种虚构。梦的边界是无限的，可以做得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但梦有一个前提，梦者必须有生命的存在，如果没生命了，就再也不会做梦了。树和树的影子，必须是先有树，再有树的影子。在不同时段，树的影子有时长，有时短；有时粗，有时细，变化很多。但它万变不离其树，树的存在才是树影赖以变化的根本。我这里反反复复说明实的重要，是想提醒从事写作的朋友们，还是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生活积累上下够工夫。老子说过，实为所利，虚为所用。我们利用砖瓦、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建设了一座房子，房子里面的空间，是为我们所用的。而我们要想得到空间，得到虚的东西，建筑材料作为实的东西，还是第一性的。
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神木》。通过这部小说，我来回顾一下，是怎样把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一块材料变成小说的。这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首发在《十月》文学杂志2000年第3期，之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都转载了这部小说。这部小说还先后获得了第七届《十月》文学奖和第二届老舍文学奖。作为一部小说，如果它的影响还很有限的话，后来被李扬拍成了电影《盲井》，其影响就扩大了一些，扩大到全世界去了。《盲井》获得了柏林第53届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之后，在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又陆续获得了20多个奖。随着电影影响的扩大，英国、法国、意大利都为《神木》出了单行本。如果连电影也没看过，我说一个电影演员，大家应该知道，王宝强。王宝强就是演《盲井》其中一个角色出道的。在此之前，他和一帮人天天守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期待着能在某部电影中当一个群众演员，当上了，可以挣一个盒饭，十块钱。当不上，就要饿肚子，挺盲目的，也挺可怜的。导演李扬发现了他，把他拉进了剧组。他得了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之后，应邀演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很快火了起来。2010年春天，我在美国西雅图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美国人专门为我放了一场《盲井》。在看电影期间，一些美国胖老太太吓得直哆嗦。看完电影，她们好像仍心有余悸，问我：真有这样的事吗？这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的回答是：有真也有假，有实也有虚。
这是发生在煤矿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案例。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各地在地球上戳了很多黑窟窿，开了很多小煤窑。一些农民纷纷放下锄头，拿起镐头，到小煤窑打工，挖煤。他们每天冒着危险，累死累活，却挣不到多少钱。因为窑主对他们盘剥得非常厉害，他们挖出的煤，换来的钱，大都流进窑主的保险柜里去了。可是，窑工一旦在窑下发生死亡事故，窑主会给窑工的家属一点补偿，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有人看到拿死人换钱比较容易，可以让窑主出点血，就起了杀机。他们一般是两人结伙，把另外一个黑话称为点子的打工者骗来，给点子改名换姓，其中一人装成点子的亲爹亲叔或亲哥，把点子骗到窑下，装模作样地干几天，就把点子打死了。按照分工，装成点子亲人的人负责哭，哭得声嘶力竭，颇像那么回事。另一个人负责和窑主交涉，要求报官，还假装让死者老家的村长来，支书来。一般来说，窑主不愿意报官，不愿意公了。公了要罚款，要吃喝，要送礼，还要停产整顿，会造成许多麻烦和更大损失。而私了就是直接拍钱解决问题，要省事省钱许多。他们号准了窑主这种心理，表面上虚张声势，目的是诈钱，私了。通过私了拿到钱，他们把死者的骨灰盒随便找个废井筒子一扔，接着物色下一个点子，继续拿人命换钱。那些死者死无葬身之地，都是真正的屈死鬼。之所以案发，是两个家伙撞到枪口上了。辽宁西部某煤窑的一个窑主，原是干公安的，下海当了窑主。他开的煤窑正在打井筒子，还没有见煤，就出了死亡事故。当打死人的家伙向他要钱时，他极不情愿，也有些怀疑，就用审案的办法把对方审了一下。这一审，一个惊天大案暴露出来。案子一个连一个，类似的案子已在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地发生了许多起，四十多条无辜的生命被剥夺。那时我还在《中国煤炭报》工作，煤炭报为此发了一篇几千字的长篇通讯，题目叫《惨无人道的杀戮》。这个案例让我受到强烈震撼！这是弱肉强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通过这种案例，可见人的心灵被金钱严重扭曲，导致有些人对金钱的追求到了一种何等丧心病狂的程度。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现实。
心灵受到震撼之后，我有些按捺不住，想把这个案例写成小说。并不是说我的社会责任感有多么强，也不是说我批判现实的意识有多浓，一个简单的想法是，我不满足于把这种案例仅仅停留在纪实的报道上，想换一种方式，让它传播得更广泛一些，更远一些，为更多的人所知。当然了，我会借小说表达自己的一些思考。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把一些案例变成小说的情况并不鲜见，关键是看怎么变。如果仅仅是拉长情节，增加细节，把新闻语言变成文学语言，把篇幅从几千字抻到几万字，虽然也算变成了小说，但这样的小说有什么意义呢，实质上和报道有什么区别呢！人家看小说，与看报道所得到的信息量是一样的，有什么必要再点灯熬油地看小说呢！我一直认为，文学与新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曾讲过另外一个专题，就是文学与新闻的区别。我把区别分为十多种，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新闻是写实，文学是虚构；新闻是信，文学是疑；新闻是客观，文学是主观；新闻是写别人，文学是写自己；新闻是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思维；新闻使用的是大众传播语言，文学语言是心灵化的、个性化的等。基于这些认识，我必须把这个素材打烂，重组，用一条虚的线索，把整个故事串连起来，带动起来。可我冥思苦想，怎么也找不到那条虚的线。在没有找到虚的东西之前，我决不动笔。我知道勉强动笔也没有方向，不会有好结果。反正素材在那里放着，又不会烂掉，对它不舍不弃，继续想象就是了。
事情过去了一年多，有一年秋天，我到河北某个煤矿采访，看到路边有些中学生放学后背着书包回家，他们或一个人骑一辆自行车，或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或者步行，在我乘坐的汽车外一闪而过。看到那些中学生，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心说有了，我那篇小说可以写了。找到虚构的线索之后，我禁不住有些激动，以至手梢都有些发抖。这条虚构的线索是什么呢？我要安排一个高中生去寻父。两个坏家伙把一个老实巴交的窑工打死了，死者正是这个高中生的父亲。过年了，父亲没有回家，一点儿音信都没有。高中生等着父亲挣回来的钱交学费，交不起学费，学就没法继续上。无奈之下，高中生只好中断学业，背上铺盖卷儿和书包，并带上全家福照片，走上了一边打工一边寻父之路。在我的想象里，两个坏家伙把高中生的父亲打死之后，在物色下一个点子时，在火车站与这个高中生不期而遇，就把这个高中生带走了，带到偏远的地方一个黑咕隆咚的煤窑里了。于是，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在这里拉开了大幕……
在原始的素材中，没有这样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出现，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他是整篇小说的虚构点，也是故事情节的生长点，有了这个孩子的加入，可以说把整篇小说都盘活了。首先，我是从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另起炉灶，开始我的小说意义上的故事。这样，小说就摆脱了现实的樊篱，与现实拉开了了距离，进入了海阔天空的虚构空间。其次，我拿孩子未受荼毒的、纯洁的心灵，与两颗阴暗的、歹毒的心灵相对照，小说的明暗关系就鲜明一些，不至于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在怎样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我让两个家伙产生分歧，发生内讧，一切按我的逻辑行事，而不受现实逻辑的束缚，我建造心灵世界的主观愿望就可以实现（待续）。
[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