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儿子出生那天的神秘事件之后，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儿子已经是个……
每个孩子都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影响的结果，一个人的特定性格既是家庭造成的，也是社会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社会造成的。
社会作用于家庭，家庭又作用于个人。在同一个社会，每个家庭的地位和处境不同，每一个家庭的内部环境又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社会的不同侧面的现象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由此造成形形色色的人和千姿百态的社会。
我儿子主观上是个节俭的人，客观上是个奢费的人。他没有金钱概念，不会理财。
儿子往往一开始总是宁要少的，不要多的；宁要便宜的，不要贵的；宁要差的，不要好的。但到了最后，还得花多的、买贵的、用好的，反而更加浪费。
我儿子考上了外省的大学。
去大学之前，我们在家里就要给他买手机，儿子死活不要。到了学校，才知道没有手机寸步难行。我把他带到当地的电信大厅手机柜台，本想买个稍微像样的，可我儿子硬是不要一千多块的，他自己选了一台八百多元的“海信”手机。
这台新手机还没使用，充完电后我儿子就发现手机裂屏了。是里面裂了，手机屏幕表面仍旧完好无损。由于当天营业时间已过，我们只好第二天拿着裂屏的新手机和发票去电信营业厅准备退换。
我们先后找了柜台、经理室和售后服务部、大厅内的海信技术检测台。
经手的服务员称昨天交货时你们已经确认了手机是好的，没有裂屏，“买的时候完好无损，商品一经离柜，发生任何损坏概不退换。”
我们又找到了大堂经理，我对她说，这种手机内裂现象属于手机质量问题，如果是人为损坏，屏幕的表面应该开裂，我还说，我们又不会气功，怎么能够做到手机外表面完整而内表面开裂呢，谁知经理还没开口，我儿子却在一旁说，我这是无理取闹。要我不要胡搅蛮缠了。
经理要我们去二楼的售后检测一下，我们先去了售后服务台，然后又到旁边专门的海信手机技术检测台，检测的人说，没有检测出质量问题，无法证明不是人为损坏。又说，这里的检测条件有限，如果我们有异议，可以送到另一个专门的检测部去检测。而这个检测部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又人生地不熟的。最重要的是，我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回长沙的火车票。
我们就这样作罢了，八百多块钱几个小时就成了废品。我们只好在学校内又买了一台一千多的“小米”，这台小米用了不到两个学期，又不知怎么用不得了，放假回来在长沙我又带着儿子买了一台“华为”手机。我不懂手机，也是儿子自己选的。
现在儿子用着我原本给他妈妈买的一台五千多块的“苹果”手机，我和老婆则合用着儿子买的便宜很多的“华为”。
再来说一说我儿子“剃光头”的“掌故”。
以前我和儿子都是他妈妈给理发。上大学后，儿子开始了“剃光头”。新冠病毒刚开始流行时，在长沙还有个别的理发店开业，但生意清淡，我儿子要帮理发人“照顾生意”，坚决要去我家附近去剃十元一人的光头。
坐着吃饭的时候，我们发现儿子光光的脑袋上有个血印子。他妈妈看到了大怒，认为这就是那些仇视我们的人故意弄的，一定要去找理发师“评评理”。我儿子一听马上急了，说是自己不小心在路上碰的，如果他妈妈去找理发师麻烦，他就去给人家下跪，赔礼道歉！
我说，儿子脑袋的那个地方有个小疙瘩，本来就不平整，理发师又不是故意的，是“推子”带出的血，典型的“微创”。
我在家说话是不管用的，倒是儿子的过激行为和他妈妈的过激行为相互抵消，也总算风平浪静。
我儿子现在至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常常是个“不明事理”的人。
在我儿子的字典里，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是“骂人”，我在外面跟人家辩理就是“吵架”，我如果说别人那么做不对也是“骂人”，因此在我儿子的印象里，我就是个蛮不讲理，喜欢骂人的人。
我儿子又是个“以身作则”的人，他反对我跟别人“讲道理”，他自己就一贯地对外人“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不会提出任何的异议。
为了盖一个章子，他从“街道办事处”跑到“社区”，又反过来一遍，反复地跑，人家就是不给他盖。社区要家长来，还要带户口本和“身份证”。
等我带齐证件，赶到那儿，人家却推说，“这事不归我们管”，说表格上那个栏目是“单位意见”，应该去找单位。
我儿子现在待业，没有工作单位，他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应该给他盖这个章子。社区的人推脱说，本社区有多少多少万的人，他们怎么能了解每个人的情况？这个章子不能盖。
我说他们上午就看过了这张表，没说不能盖章，“我们也没说可以盖章呀？”
“既然你们认定这个章子不归你们盖，那又要我带户口本来干嘛？”他们称他们对我儿子的居住地址有疑问，没答应盖章子。我儿子也证实“没答应盖章子”，既然人家都说了“不能盖”，“咱就另外想办法”，他叫我不要闹，要拉我回家。
这个章子不盖，研究生等于白考了，他又找不到工作。我得把这个道理讲透。
我说，我儿子来办事，又没有违法犯罪，为什么还要查验户口本？我又说，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歪风邪气，是熟人，有关系的、送礼的，就好办事。你们也许都是党员吧，应该方便群众，为群众利益着想。他们听了这话，自然觉得受了“侮辱”。但还是推荐我们去找派出所，派出所又要我们“找社区”。
回到社区，那个觉得受到我“侮辱”的女同志也还是挺负责的，她又亲自带我们去了派出所。
这一回没有去先前的户籍室，就在门口一个什么值班室，查了电脑，证明我儿子没有犯罪记录，正准备要盖章……我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可一查学校的要求，签字签了一半，这个章子“确实不能由派出所盖”，派出所推荐我们又去找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还是不肯盖章。
我就把我儿子在家待业，找不到工作，现在好不容易通过了研究生初试，你们自己也是有儿女的，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帮我们这个忙。
街道办事处的同志于是给社区打了个电话，最后我们又回到了社区，这一回社区再也不推说不归他们盖了……
可我儿子却认为我在社区破口大骂，还说别人贪污受贿，是贪官污吏……
我儿子毕业后在家待业的那年，在新冠病毒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去长沙地铁打工，当“安检员”，为了怕手机上他存的钱不安全，要把“他的钱”(大学期间的余额)转到我的账上，算是给他“保管”。
但我儿子是从不信任我的，他怕我这个人“不讲信用”。于是他写了个“字据”，上面写了他的“霸王条款”，无论什么时候，他想要这笔钱，我就得马上“归还”，否则收我“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我是个从来不跟我儿子认真的人，就在上面签了字。字据我要儿子自己收着，但他怕弄丢，还是由我“保管”，我把字据放进了箱子里。
差不多快到半年的时候，我儿子突然想到了这笔钱，其实我早已把我儿子的那笔钱作为“专款”在网上给他存了一年的定期，并且“记录在案”。我也曾经跟我儿子说过这事。
本来我儿子当“地铁安检”打工有点工资，但他喜欢“网上购物”，几乎天天都有快递，不久他的工资就好像没了。
一要用钱，我就给他“划拨”，他每次都不多要，需要多少，就只能给他划多少，最多也只能给他补足个“整数”。
有一次他买数据线，要我划给他几十块钱，她妈妈说，就“一百元”，但儿子最多只要五十元。
我就跟他开了个玩笑，你现在那一千多块钱存在网上赚利息，就专门花我的钱。我儿子和他妈妈一听这话，就说我是个“赖皮”，明明是“七千一百块钱”！
我真是记不清了，但有字据在那儿，我想“赖”也是赖不掉的。
但这一下就勾起了我儿子的“牛脾气”，他非得让我马上把“七千一百块钱”转账给他。
我说这钱存了定期，现在取出来只能按活期算，会损失“一大笔”利息。
可我儿子不依，他说字据上都写了，我也签字了，我这是不讲信用，想赖账。他还一会儿说把字据撕掉，不要那钱了，一会儿说要上法院告我，情绪十分激动，可我老婆还在旁边火上浇油，撺掇儿子“到法院去告！”。
我说，你要用钱，我随时给你，你如果能够读研究生，学费也归我出，那笔“七千一百块”的钱，到期了再取。
儿子已经完全失控了，哪里听得进这些话。我就说，要取可以，那你以后读研的学费，得你自己先出，不够的我才给你垫！
儿子一听，更是暴跳如雷，怨骂之声不绝于耳。我就说，“你可以打110！”
结果我儿子就去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打了约半小时的110！还说了我其他专横无理的恶行，说我在家里横行霸道，还在社区骂人……
我儿子一出来，就把字据撕掉了，警察说那个字据没有法律效力，又说这是家庭内部的事，110管不了。我那钱不要了！
我开玩笑说，你那个“按日收百分之一违约金”的规定，比银行利息高出几百倍，是典型的放高利贷！银行是年息“百分之”，月息“千分之”，日息是“万分之”。
我儿子还是愤愤不已。第二天我就把“七千一百块”给他转了，并且还主动另外给了他“七十一块”钱的“日违约金”！由于网上转账的限额规定，我是分两天共两次转的。
我儿子虽然确认我给他转账了，但他并不“买账”。成天气冲冲的，也不正眼看我。
我儿子无论怎么发怒、生气、“发宝气”，我都只能打哈哈，如果发现自己嗓门开始变大了，我会马上对自己发出“调整情绪”的指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我儿子的将来，我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我儿子很反感我的这种嘻嘻哈哈的作风，不过我还是嬉皮笑脸地又来了一句：110是不会上门的，你那天打电话打那么久，那是浪费“公共资源”，我儿子回了一句，“你死了，110就会上门了。”
就这样，我儿子一连几天“余怒未消”，不理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无耻无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