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句公道话，小镇这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和我刚大学毕业的那所学校的人比起来，还要“淳朴”好多呢。当然对我们家实施“声音迫害”和“邻居战争”中的楼下邻居除外。
表面上我是从一个高等学校降到了一个当时还是中专的学校，实际上我的人生际遇反而是高了一个档次或者是“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我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我有了我生活上的追求，不求任何回报的追求。
我在原来那所学校白白浪费了整整七年的光阴，“往事不堪回首”，现在能够记得的事件已经不多了，而且这七年的光阴，只有寂寥和悲凉，没有什么文学性或者戏剧性，我可以用八个字加以概括，那就是：“百年孤独、悲惨世界”。
这是一所行政性的高等院校，如果从学术方面看，这样的学校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我长年累月的在基层干些“没有意义”的工作，后来还一度在图书馆度过了一段我人生中的痛苦岁月(当然，这种痛苦和“声音迫害”是没得比的，后者是完全“不让人活”)。
图书馆的正副馆长正好是正副校长相对应的老婆，一个恶毒，一个刻薄。
正馆长是那个亲自用小车接我来学校的校长“夫人”，校长本人是个“忠厚人士”。他老婆也不知是不是中专生，是个不学无术，毫无业务能力，而又心肠狠毒，专事训人的人，尤其是她不训别人，专门训我，她把我就只看作她的奴隶一般，他们可以正大光明地去买菜，去干私事，而我这个没有家室，在学校也“没家可归”的人，就只能是无休无止地干活。
我可以说我一个小时做的事情，比别人一个星期甚至于一个月的都多，这并不是说我的能力高出他们那么多倍，我做事固然是又认真又快，但主要原因是我与人们的做事方式不同。
有的人一上班，来到“工作场所”，或者办公室，先要慢慢悠悠的倒上一杯茶，慢慢悠悠地品着，悠闲地翻翻报纸，聊聊新闻，好不容易开始坐下做事了，却又是家长里短地扯闲篇，然后又起身串岗或者上厕所去了，中间还要抽出半小时、一小时的回家买菜。
而我，一上班就开始做事，我又不是那种有人在就做事，没人在就躲懒的人，我不做事时间也会照样过去，因此我宁可多做事，也不会无聊地闲着，我又不是那种能够把说话当作消遣的人，所以我一上班就变成“机器人”了。
我在图书馆的时候，其实我的“份内”工作是打字和油印，但是别人份内的活，我也得做，而且比他们本人还要干得多。编书目，打书号，新书上架，或者把学生还来的书上架，或者代替临时出去办事的其他馆员“守场子”。馆长总是说，我们这里没有份内不份内的，都是大家一起做，结果我份内的事没一个人帮我做，别人份内的说是“一起做”，可这些人做事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主要精力都放在嘴巴上，或者吃东西，或者海阔天空，乱扯一气，而且他们根本就坐不了几分钟，一会儿又跑了，一会儿又跑了，每天还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买菜，或者溜回家去干别的去了。
比如说，打书号本来不是我的工作，但馆长说，忙不过来，要我放下自己手头的活去“帮忙”，结果他们自己又说有事出去了，我一个人坐那儿默默地干活，打出的书比他们几个人的还多，但馆长一旦发现我不是在干活，而是在看书，就会一顿狠狠的教训，说我上班的时候看书了。
其实那所学校图书馆的书大部分都是“武侠小说”之类，真正能引起我兴趣的就寥寥。我不会躲着他们或者专门在他们不在比如去买菜的时候看书，而是只要是有合适的，我就会浏览一番，结果自然免不了常常被馆长责训。我又碍于她是校长夫人，不能做任何申辩。
他们那种行政性学校的人，官僚习气很重，而且有些人连人性都没有了。
我在图书馆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眼皮直跳，馆长给我带来了一个噩耗，我姐夫哥打来电报，我父亲去世了！我在车站和坐车回家的路上，眼泪不住地流。
我记得之前的几年，父亲的头发猛然间白了很多，他在汽车站门口给我姐姐卖那些卖不掉的烂水果。这年大年三十那天，家里请来了个我父亲视为儿子的人，他其实比我父亲最多小十几岁，但低一个辈分。两口子都跟我们家交往密切，粗心的母亲在摆筷子的时候，刚好少放了我父亲那个位置的筷子，我当时心里一揪……
我想着我小的时候，母亲没了，我甚至从来都没有妈妈的模样这个概念，我父亲把我扛在肩上，还背着他那一套谋生的行头——“渔鼓筒”(又称“道情”)和响板，有时候还要打雨伞，在附近的几个县到处奔波流浪，我仿佛又闻到了他那顶“**式”圆帽的汗渍的味道……
半夜的时候，我赶到我家上游对岸的河边喊“摆渡的”摆船渡我过河(原来早已作出安排，摆渡人在渡口守着，等几百里之外的我回来），我在小船上的时候，望着我们家的所在是那么的安静，微微的有些亮光。
奇怪的是当我回到家看到我安详的父亲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了，一直到出殡的时候，我都没有哭。我第一眼看到我父亲的遗容时，发现他眼睛似乎微微地裂开了一条缝，好像感觉到我回来了一般，我还记得我父亲穿了一双厚厚的白底黑边的布鞋(“寿鞋”)……
给我父亲的追悼会说书，或者打渔鼓的是他的一个本县外乡的瞎眼的徒弟，大胖子，脸上有块疤。瞎眼和疤都是那时候生产大队“修水库”放炸药(又称“放炮”）造成的，残疾后就来我家跟我父亲“学徒弟”，这个盲人崔哥就吃住在我家，还要在生活上侍候。
那一夜的书说的十分精彩，我父亲的徒弟可谓是竭尽了全力，劲头十足地击打着大鼓。可惜当时我没想到也没条件把这场说书的情形或者内容，录制下来，否则绝对可以申请“文化遗产”，比以前电视上的“京韵大鼓”或者我实地侧耳旁听到的长沙说书人的说书要强上十倍。
我父亲被人用床单(“裹尸布”)兜进棺材中去的时候，我好像看见父亲在笑，后来听说“死人”笑是不吉利的。在合上棺材盖的时候，我把以前我给我父亲写的“落实政策”的申诉材料，放进了棺材，一个“平凡的伟人”的一生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
几个人把我父亲的棺材扛起来的那一刹那，棺材晃动了一下。在坟地下葬的时候，又出了一点事故，一位年近七十的抬杠人在大家约好时机一声吼着合力把棺材放进坑里的时候，不小心压断了腿。死去的父亲刚刚六十岁。
我回到家，忽然放在墙边的一把小扫帚无缘无故地倒了，我有些害怕，刚刚去世的人可能还有些未尽的气场留在人间似的。
出葬后的第二天凌晨，我独自来到父亲的坟头，想到我父亲，又想到我自己不幸的命运，我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刚从家里奔完我父亲的丧回到学校的教职工寝室，明知我父亲刚去世的一个以前跟我下过几次围棋的老师就赶来了，他好像是向我表示祝贺似的样子，还非得缠着我跟他下围棋！
这个老师是个典型的“臭棋”篓子，围棋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他在这样一个时候硬要和我下棋，我说没心情下，不料此人当时脸色就变得异样地难看，后来竟然成了我的仇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