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在教务科当“干事”，后来我希望从事我热爱的事业，就教起了英语。其实我热爱的是英语，而不是教英语，英语也只是我所热爱的学科之一。我大学毕业分配填报志愿时，专门注明了不想从事教学工作。当时分配志愿栏里有两项：志愿分配方向(即省份)和志愿工作性质，学校和用人方直接沟通，会尽量满足毕业生的志愿，在联系到了具体单位时，还会再次征求本人意见，直到满意为止。当时我大学的班主任告诉我，说湖南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来了电话，我说对经济不感兴趣，拒绝了。后来我选了个年轻人异想天开的单位。
我一回长沙，就到当时火车站东头的邮政局给单位打电话，单位立即派车到火车站帮我搬运行李，连人送到省厅招待所，第二天报到时才知道还是要分到厅下属的学校去，这让我大失所望。但他们告诉我新分配的大学生第一年都要分到学校去实践。看来我和教书是前世有缘，千逃万逃，最后还是被“抓”进了她的“魔爪”。学校又派车来接我(是校长和司机来接的），由于当时还是暑假(省厅是不放假的)，学校给我安排住所后我就回了家……
辗转间八年过去了，其时我早已被调到一个档次低的学校。当我终于想教书时，反而遇到了一些周折。我在试讲时信口发挥，当讲到课文中的“dog”这个词时，我说，其实上帝(god)和狗(dog)都是由同样的物质元素构成的之类。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不是英语“科班生”的缘故，当时的英语组组长不同意我教英语。
后来有一天下着雨，我冒雨在教学楼前坪子里赶路，一位学生走上来，主动跟我“共伞”，他说起听我试讲的那堂课，说是他听到的最好的一堂英语课。
由于组长不同意，我几乎就要跟英语教学无缘了，多亏当时主管教学的校长((他如今已辞世多年)力挺我，我这才以一个“外人”的身份硬性闯入了英语这块神圣的园地。
要在英语教学岗位上立足站稳，也是非常不易的。开头几年，领导老是以学生民意测验的结果来训诫我，教研室主任去我家，当着我老婆的面建议我改上语文课或者政治课，还有一个一度当领导的在教室里还有学生的时候就训诫我，说我民意测验的结果垫底之类。
世界上只要是需要人作出评判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失实的，或者不客观的。学生的民意测验，有时候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或者我们国家的某些农村地区的选举一样，是受人为因素操纵或者影响的。教师必须“争取”学生，一些人比如说班主任、辅导员，也可以对学生施加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此外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身上光环的明亮程度、以及有没有光环，是黑环还是白环，他人和领导对某位老师的态度，这些都会无意间给学生某种心理暗示。
所以一般情况下，人缘好的老师，民意测验排名总是靠前，有时候学生们甚至于认为一个临时兼课挣外快的我们学校的医生或者总务科的职员都比专业的专职老师上课上的好。
我们英语组的那位组长有一次就告诉我，说财务科的某位老师就在学生面前造舆论，说我“根本就不会上英语课”。
每逢这种民意测验危机，最后都是那位管教学的校长帮我了难。校长的夫人是个老清华，我们这个学校有两位老清华，都是下放到学校的，除了管教学的校长等极少数人外，我们学校对我表示尊重的就是这两位老清华生。他们都是几年后就退休了。我跟管教学的校长夫妇见面少，我去他们家也只是希望他们帮我找个对象，他们虽然没帮上忙，但总是客客气气的。另外一位老清华每次见到我，都是主动打招呼攀谈。其他人大都不服我或者做背后拆台的勾当，这些人也许都是我在教务科时得罪过的人。
我在学校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也会主动找我攀谈，但当我主动喊到某些老师的时候，就是喊到他们脸上他们也不睬。忽而某一天，同样的“不睬人老师”又会无端地找我聊起来，我也只做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不会对他们“无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