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北京的徐一士在上海印行了一本谈近代掌故的随笔集《一士类稿》。书前除有作者的自序外，还有瞿兑之、孙思昉、谢国桢的序，其中以瞿的序最长。看来瞿序不光是介绍徐氏的这本书，而是纵论了掌故随笔之学的沿革和特点，以及掌故学家的修养，等等。洋洋万余言，可以作为有兴趣了解笔记历史的人入门。
在旧京文苑中，多年来坚持治掌故之学的，主要也是徐一士和瞿兑之两位。但，这里主要谈的是瞿兑之。瞿兑之热爱史学，专攻笔记。敌伪时期他担任过华北编译馆的伪职。他谈掌故学，先从我国正史杂史之分途，得出杂史不可废的理论。他以为“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湮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他平时留心各朝史事，常有所见，以为宋朝以后的史书， “事的曲折隐微，人的性情风格”，在正史中几乎全无可寻。但是，从笔记和杂书里却能找到正史所不具载的材料。于是“为救济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则所谓掌故之学兴焉。”野史和笔记比之正史独少官气，因此亦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也正是随笔札记之类的书向来拥有一部分读者的缘故。
什么叫掌故学呢？历来治掌故学的人往往被人误作只是拥有无数故事的人，瞿兑之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有志于历史故实的掌故学者，必须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屑琐资料具有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一句话，掌故作家一定要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历史学家的见识来要求自己。
各个朝代的野史笔记，当然是治掌故学者的资源。明代笔记盛行，流传下来的也有限，多的还是清代的笔记。谢国桢先生编撰了一部《明清笔记谈丛》，从中可见笔记品类的大略。瞿兑之所见的笔记亦不少，他以为清代文网严密，那时的笔记作者多不敢作无稽之谈。清末文字之禁失效，好事者又起而广揭历史疑案，“于是谈佚闻的纷然而起，数十年来私家刊行的专著以及散见于报章杂志，一鳞片羽不胫而走者，不可胜数。人人感觉兴趣，遂成一时风尚，至今还是方兴未艾”。这个粗略的分析，大体可信，可是瞿兑之却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自清末以至民国以来，坊间也出现了不少趋时迎俗，道听途说，甚至是荒诞低级的掌故笔记。
这种笔记后来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个支流，既谈不上史料价值，亦无文学意味。这是研究晚近笔记文学发展史的人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我不敢说瞿兑之和徐一士的掌故笔记都是完美无误的，但总的来说，自不能与旧时流行的粗制滥造者相提并论。
掌故笔记大体可分为三类，瞿兑之以为一是记制度风俗变迁的；二是记人物事迹的；三是记某事经历的。根据他长期从事掌故学的经验，当事者要注意以下四点：第一要研究作者的情况，鉴别其写作背景，察考其中有无“因恩怨而淆乱是非”；有无“因辟谤而加以饰词”；有无“因表襮而多加渲染”。第二要注意时代的考订。因为即使同时代人所记同一件事，其间亦会有极大的出入。第三要注意著述能力的高低。记事者要善于把握事物的中心，得其真象，否则所拾亦不过枝叶而已。有的人甚至以为，只要向某一名人采访一次，便可得到掌故，这不是治掌故学的正道。如赛金花生前便有很多人向她打听身世，笔录下来，当作珍闻来传播。“殊不知赛金花这样的人不是真能谈‘天宝遗事’的人，倘竟以她的信口所谈为根据，则未免离题远矣。”第四是注意文字的正误。这也包括版本校勘的学问。一般除了笔误之外，如干支数字之类，历来下笔时最容易发生技术性差错。又有人以为碑版石刻可以补史文之阙，较为可信。其实也不一定可靠，因为凡有碑志，也还是由人来起草的，不察明背景，不多掌握资料，完全作为信史亦会上当。这些丰富的经验，当是瞿兑之从多年的实践中得来，可以看到他治掌故学的严谨作风。
正因为治掌故之学必须具备以上这些基本功夫，从事这一研究和写作的人是既艰苦，也极有兴味的。瞿兑之说：“在掌故学者看来，可有不可信的材料，而没有不可用的材料。乃至平凡而零碎的片纸只字，都是很可宝贵，在某种适当的地方，必有用的。
这真需要有老吏断狱的能力，头脑要冷静，记忆要丰富，心思要灵活，眼光要锐敏，不以辨证为目的而却能尽辨证之用，这才是所需要的掌故学者。”世人多以为掌故佚闻出之以轻松，作者可以信笔而书，殊不知形式随便，而落笔以前得要付出巨量的劳动。
培养一位掌故学者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不单纯是一位考据家和版本学家，也不是一位断代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目光四射的博学之士，或习称的杂家。从瞿兑之评价徐一士治掌故学的成就，可以让人们看到一个写随笔的掌故家应该具备怎样的修养。他以为徐一士谈掌故， “好像取之于笔记及小说者甚多，然决不仅以此为对象，其所驱遣自正史以至集部，旁及外国名著时人杂纂，凡有所见均能利用。甚至旁人视为毫无价值的，经他的利用，也无不当。”这就要求作者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采。此外，徐一士不仅有旧学修养，又长于英语，富于近代学识，旁征博引无不注明出处，所以瞿兑之对徐颇有一些溢美之词，甚至说徐一士的随笔已达到掌故学家不曾达到过的境界，“也可以说自有徐君而后掌故学可以成为一种专门有系统的学术”。实际如何，当然还要作许多具体分析。但是，近几十年来很少有人重视掌故学的生灭。对于瞿兑之、徐一士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几乎无人提到，这显然稍欠公允。
谈到掌故笔记的文风，当然首要的是条理清楚，科学准确，不喜藻饰，可是也要涉笔成趣，避免枯燥沉闷。这样也就增加了笔记的可读性，吸引更多的读者，掌故随笔也就有别于一般历史学家的笔墨了。可惜这样的笔记我们见到的还不算多，大概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从思想到艺术便具有这样一种魅力吧。而我们所见到的谈近代掌故学的有关文章更少，介绍写作经验的几乎没有，瞿兑之的议论还是对我们有所启发的。
瞿兑之的掌故笔记著作常见的是《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甲集）》，一九四五年三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他在本书自序中说：
“随笔之书，人皆喜读，余尤嗜之若性命。”这本书当然也是我们检阅他的理论的最好依据。在这以前，作者已有《方志考稿六编》、《中国社会史料丛抄》、《汪辉祖传述》、《北平史表长编》、《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和《杶庐所闻录》等书出版。这些书，连同《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早已绝版多年了。
关于瞿兑之的身世，高伯雨在《听雨楼随笔》中说：“兑之名宣颖，晚年号蜕园，诗文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尤其是史学、掌故，最为出色当行。他是光绪末年的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机的第三子。”按一九三三年长沙瞿氏印有瞿鸿机的《使豫日记》、《使闽日记》两种。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
里，还记有贺瞿兑之结婚的喜联，时在宣统二年（一九一○年）。
王湘绮称赞他“文笔雅畅，年始十七”，诚然是一位诗文风流的公子哥。高伯雨又说，瞿兑之的岳父聂氏担任前浙江巡抚，娶了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为妻，因此瞿兑之又是曾国藩的外孙婿。果然，一九三一年瞿兑之编撰过一部《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崇德即曾纪芬。
几年前，我偶然见到瞿兑之的一部稿本《观我生录》，似乎未经整理，也未刊行过。前面有一篇短序：“己巳（一九三○年）元旦，独起甚早，红笺发笔之后，发兴写此册记吾家先德旧闻，暨我生所历，以诏示儿辈，取颜黄门赋名为名，以身所遭遇略有可拟也。”所谓“红笺”，题为《元旦试笔》，共得十六字： “身健家安，时和岁稔。气迎天喜，福与春长。”
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间，瞿兑之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兼课，每周往来京津一次。一九三二年任河北省政府秘书职务，居天津。前后又曾作淞沪之游，并赴广州办理学海书院事务，撰有《告诸生书》。从笔记中看，他于“庚申（一九二一年）入都赴值国务院秘书厅。”丁卯（一九二七年）以后辞去职务，至庚午（一九三一年）又任北平研究院编辑。
瞿兑之在笔记中自白： “吾习性乐于安便，不能为人驱使而亦不愿驱使人。一生大愿，但欲得容膝之居，布衣蔬食，左图右书，偃仰自恣，斯获我心。然人事相迫，何日得遂麋鹿之性哉。”这当然是旧时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未必能实现的，而他后来竟亦乐于为他人所驱使了。最不得体的，是他当过王揖唐的幕客，并劝进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件事。这些在周作人的日记中也略有记载。
瞿兑之殁于一九七三年，时年八十岁。他的晚年是在新社会度过的，似乎久矣不再写掌故随笔，但有整理校订的若干古籍出版，其中包括《通鉴选》、《楚辞今读》、《左传选译》、《史记故事选》、《汉书故事选》、《后汉书故事选》等。他的最后一本书，似乎是一九六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汉魏六朝赋选》。
掌故学冷落了多年，现在真的到了给它恢复名誉的时候了。
希望今后不断出现如《燕山夜话》那样的优秀随笔作品，更希望多出现一些新的掌故学者和随笔作家。
一九八三年四月
跋
本书于一九八五年三月编就，一九八七年十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当时仅印千余册，故常有人建议我再版此书。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给我以再次求教读者的良机，十分感谢。因稍作删减，改正了几处错误，未敢大动。
我在旧版跋文中说，我不过是燕山脚下的一名过客，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在这里住得越久，越能体会到这座古城的文化气息有多么浓郁。它的蕴藏实在太深厚，太魅人了。甚至当你走进某一条胡同，只要你有兴趣的话，几乎总可以打听到昔日的一些轶闻掌故，也许还能找到残存的古迹，引起你无限的遥想。”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也常到厂肆的旧书堆中寻找一些反映旧京生活的小册子，并写下《燕城杂记》中的若干篇章。可惜这些年拆毁的胡同已经不少，旧书店亦几近绝迹。
有幸的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人知道胡同的可贵，不再拆个不休。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放心了。
姜德明
二○一一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