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仲淹有了一个能够成就一番更大事业的机会了。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的危机，也许是因为几起几落的宦海浮沉留下的记忆太深，仲淹此次参决朝政，似乎也谨慎了许多。入京不久，原参知政事王举正以懦弱不能任事而受到谏官要求罢免的弹劾，仲淹被举接替王举正的职务。仲淹以执政不当以谏官之言得进为由，不肯就职。推辞不过无奈就职之后，开始相当一段时间，他除每天依例与两府官员一起处理寻常公事之外，既无建言，也无大的举措，连拥护他的人对他都有些失望了。因仲淹之荐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的苏舜卿就曾直接上书仲淹，对他的不敢有所作为直言不满。
不过，无论是就仁宗一朝所面临的现实而言，还是就一个胸怀先忧后乐之志的政治家的为人而言，都不能允许仲淹无所作为。北宋自太祖立国至仁宗庆历，已历80余载，西北边患不断，国内政治支绌，“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积贫累弱的衰败之相已经开始明显见出。特别是庆历三年，边事未宁，国内又有王伦在山东、张海在川、陕、鄂交界处相继起义，所经州县几乎都是没有任何抵抗的相继失守，历来是守土有责的州、县官吏，有的不战即溃，作鸟兽散；有的则干脆迎之入城，军资甲仗、金银绢帛任随掠取，将仁宗一朝吏洽腐败，政法不修的弊端暴露无遗。实在是“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了。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仲淹、富弼，“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请他有了就朝政兴革提出自己的主张。天章阁为真宗所建，真宗死后主要用于收藏他的文稿手迹，设有待制、侍讲，属于内禁重地，还从来没有在此延见过朝臣。仲淹、富弼这一次被召见，不仅优隆有加，而且极其郑重，确实显示了仁宗寄重望于仲淹、富弼等新进宰辅大臣，希图借助他们以求中兴的诚意。这一次的郑重召见，引出了仲淹那份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也引发了北宋那场著名的史称“庆历新政”的政治改革。仲淹的十条主张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官员；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了解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经费。
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有成效，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效命的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劳作而忧愁了。
应该说，仲淹所陈十项主张，确实抓住了北宋真宗仁宗以来政治弊病的要害。例如宋代百官磨勘及荫补制度，就是造成北宋吏治腐败、政事不举的关键所在。北宋官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也不管有无政绩，即使愚暗鄙猥，人莫切齿之徒，只要年限一到，也可得到加官进秩，以至“坐至卿、监、丞、郎”。致使无为不肖素餐尸禄者历历皆是，而那些真正“思兴利去害而有为”者，反而被指为生事，遭到妒忌讥笑，“稍有差失，随而挤陷。”一朝一代，吏治腐败到如此地步，岂有朝纲不隳之理！
除磨勘之外，宋代还有官员荫补制度。所谓荫补，即官员子弟以恩荫得官，也称“任子”。这样一种官制，古已有之，如汉代官员品级在二千石以上者，子弟都可以恩荫得官，封爵而殁者，则可有一子袭爵。这一制度，在真、仁两朝滥到极致。台省官员自少卿、监等六品以上者，其他官员如诸路提点刑狱等五品以上者，每遇三年举行一次的南郊大礼，或皇帝贺岁都可以奏请朝廷，荫封其子孙。这样一来，假如任学士以上官职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甚至可达二十人之多，而且这些人任官之后还可“接次陛朝”，不出意外，真正是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且子子孙孙，爵禄不断，无穷匮也。还有致仕恩泽和遗表恩泽。官员退休、死亡，也可以请求荫补，真宗宰相王旦殁，连他的门客都被授了官。如此滥授恩荫，朝廷内外大小官员的普遍素质，也就不问可知了。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得人则治，失人则乱，这当是不变之理。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金陵怀古》，诗云：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这里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当是一个诗人对历史演进规律的一种深刻的哲理感悟。同样的意思，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在他的一篇名文《伶官传序》中也做了几乎是同样的表达：“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范仲淹曾将那些愚暗不肖，既无能也不思有为而素餐尸位者，称之为“天之螟”、“民之媵”，实在是很有道理。一国之政，只有贤者在位，能者得用，才能百姓得安。而百姓得安方有百姓乐从，百姓乐从方有人和政通，人和政通则才能真正天下大治。从这一角度看，仲淹要求打破磨勘之法，革除恩荫之滥，要求不计年资，慎选州县，唯才是举，将功论进，以求贤者在位，能者得用，这正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深远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