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淹、韩琦终于应召赴阙，至京师到任。到京不久，仲淹又由枢密院入中书，进参知政事。
仲淹这一次应召赴阙，是应该可以大展宏图，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以枢密副使入中书参知政事，已经事实上位列执宰，而且，这一次朝廷执政大臣可以说来了一个大换班。吕夷简去职之后，新任相职的是晏殊、章得象，杜衍任枢密使，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这些当朝执政者，可以说大体都是当时堪称贤明之士。晏殊当时已名满天下，且与仲淹有师友之谊。章得象虽史称其任相职期间“无所建明”，但就其为人而言，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宋史》载，他“在中书凡八年，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任相职不久，他“章十上请罢”，仁宗不得已而“许之”。说明他也并不是一个全无原则且专权贪位的人。杜衍则是仲淹非常尊敬的人，仲淹“尝父行事衍”。《宋史》称他“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庆历新政失败后，仲淹、富弼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仁宗也有罢仲淹、富弼政事的意思，“衍独左右之。”
谏官职任也有了新的调整，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人被任命为谏官，时称“四谏”，亦誉之“四贤”。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蔡襄是宋代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余靖在景祐中仲淹遭朋党之灾被贬时也因直言反对而被逐。王素是北宋名相王旦第四个儿子，《宋史·王素传》记，西北边事日炽，“适皇子生，（帝）将进百僚以官，惠诸军以赏。”王素不同意这种作法，以为应该“留爵秩以赏战功，储金缯以佐边费。”宦官王德用向皇帝进二女子，王素建议皇帝将她们从自己身边遣开，皇帝舍不得，说是这两个人已经侍奉自己左右很久了。王素直言道：“臣之忧正恐在左右尔。”这也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北宋时期，谏官是一个重要职务，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它与御史台丞合称“台谏”，有权就任何朝廷大事发表意见，并对宰执大臣以至皇帝的不当加以谏止。
范仲淹、韩琦这一次应召赴阙，表面上看来是得到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其实也埋下了不那么顺利的种子。比如以夏竦为首的被退一党，从一开始就对杜衍、仲淹、韩琦等人心存恼怒，而且目标确定之后就积极谋划着伺机出击。这里的直接原因，是任命给杜衍的枢密使之位，原来是任命给夏竦的。此前夏竦由陕西召回判知蔡州。他在被解除陕西经略安抚使的职务时，就曾被任命为枢密使，由于吕夷简的反对，才判知蔡州。夷简因病求退，为消除旧怨，向仁宗推荐了他。召夏竦为枢密使的任命下达后，遭到来自朝野内外很多人的反对，说他任边帅期间办事不力，胆小畏缩，一无建树，且有暗交内侍的形迹。于是夏竦由蔡州改知亳州，杜衍由枢密副使擢为正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