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新加坡是雨季，上午还是艳阳高照，下午一阵风云掠过，细雨、阵雨、瓢泼大雨便不期而至，哗哗地冲洗着原本绿树红花、眉目清秀的城市，感觉上像中国的江南。
国际期刊版权贸易会展设在太阳城二楼。我们在一楼的茶座喝茶，看巨大的落地窗外的风景，品茶座的设计。古朴的欧美风格的台灯，木质的长板桌，墙面是书橱模样，乍一看还以为走进了图书馆。
我们在等郑先生。临时去电话约，正好他有点空，就会过来。有一年半没见了，退了休的郑先生，过得好吗？
和郑培书先生相识很偶然。那是2003年的盛夏，热不可挡的季节，“非典”的恐惧刚刚过去，我们杂志社开始和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下属的期刊私人有限公司谈合作。郑先生是期刊公司的总裁，当时已年近六十，因为他做过华文报纸，中文水平好，交流可以不用翻译。整个谈判过程，郑先生带着他的团队来来去去，到签下协议，彼此的了解也加深了许多。
郑先生很瘦，说话慢而轻，但精神矍铄，他说他常在跑步机上锻炼，健康不是问题。管理一个拥有十多本杂志且在海外拥有若干版本的上市公司，活儿不轻。我们合作不久，他们收购了另一家与自身同等规模的期刊出版公司，郑先生辖下的公司规模顿时扩大了一倍。郑先生依然如故，仍然在本职之余当他的“太平绅士”和新加坡摄影家协会主席，热衷于种种社会公益事业，也兴致盎然地参加种种酒会和时尚杂志的时尚派对，举着红酒杯和各种各样的人寒暄。“生意就是生意”，这是他经常声明的观点。看他对各种街景的敏锐，有时对弄堂里蹲着歇息的民工注视良久，说自己会喜欢这样的摄影，我又觉得这是另一种性情。
和新加坡同行的交往，是杂志社首次真正的对外合作。新加坡方面处理公务严谨，过程的简洁清晰，减少了许多无形的压力。他们每次来上海，除了工作，没有任何其他活动，也从不要求我们作任何工作外的安排。办完事就回去，如果要和家人友人来上海，一定是另做安排并决不打扰我们。就餐也简洁，郑先生每次吃饭都要一碗白米饭，喝茶。记得最后那次庆功午餐，在杂志社附近的泰兴路上，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各位美国、英国、香港的雇员总共十来个人，一顿饭才花了400多元人民币。
两年前，郑先生说要退休了，他给大家写了一封告知自己退休的信，信的大意是，自己为报社工作了几十年，感谢这段岁月给自己的馈赠，现在要退休了，可以去做个人兴趣爱好的事，同时他也相信，公司在新的掌门人的领导下一定会取得新成就。
那一天，新加坡各种媒体都以显著的方式公布了报业控股期刊公司换帅的消息，新领导和郑先生的大大的标准像，并排醒目地刊登在报纸上。接班人是一位比郑先生儿子年龄还小的同事，以前郑先生常常带着他到处跑。
交接很平稳。三年多前我们来新加坡，他们正忙着在所租用的办公楼里再租用一层。这一次，则是开始租用第三层，显然，期刊公司的业务在不断发展。
郑先生来了，兴致勃勃，提着一个有背带的如学生用的书包，那气色，比起以往显然少了很多疲惫，多了轻松和愉悦。
郑先生退休后迅速进入了另一种生活状态，他甚至没再跨进原来工作过的公司一步，就是必须的签字之类，他也只是在门房完成。和原来的同事们依然保持友谊，不进公司，他说只是想把公私分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只有彻底离开了，才不会对现有公务产生影响。
退休了，郑先生可以由着性子地打高尔夫，甚至把手指都磨破了。
股市好起来的时候，他买了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操作股票交易的笔记本电脑，计划在两个月内要把买电脑的钱赚回来，结果提前完成了。郑先生高兴地拍拍那个装着电脑的书包，他说原先他的电话和用车都有补贴，现在没有了，他就又把这个预算也加上去，还有他的午餐费，都要从股市里赚出来。因为是牛市，所以没问题，只要时时记着把电脑从书包里拿出来就行。当然，退休以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摄影上了，和同好一起周游世界，还把一些作品集和做慈善捐助结合起来。
郑先生送我一册摄影集，那是他最新的成绩。摄影集名为《心灵的和谐》，精选收集了新加坡十条主要宗教的箴言，配以一幅幅出色的摄影作品，各种自然风景，各类飞禽走兽，日出日落，寥廓苍穹，加上那些充满人生智慧哲理的“箴言”，使人回味无穷。新加坡总统纳丹先生在扉页题词：“我们新加坡人不管选择哪一种信仰，大家都应该表现相互了解和宽容，这样我们才能使人民、国家和新加坡始终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郑先生紧随其后：
“对生活赋予我们种种的善，让我们感恩。”
新加坡的车道一路流畅，很少堵塞。坐在郑先生的车里，听车内轻快的中国丝竹回旋，郑先生熟练地把握着方向盘，说，这样生活，他有满足感。
我想，人生的链接星星点点，每一环都扣好了，就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