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我在嵩山路杂志社的办公室，把空调打开。窗外是炎炎烈日，整个夏天都这样，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几天前，我接到卢新华打来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纪实”栏目在制作有关《伤痕》的节目，想要约我做个访谈，不会用很多时间。那时正是《现代家庭》从南京西路办公楼搬出的日子，心绪也动荡，我说另外约吧。上午他们打来电话，说就今天吧，看你方便，我们摄制组过来，到哪儿都行。电话里说话的女孩姓邬，语气安静得体，她说今天是休息日，打扰你了。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我说就下午吧，到嵩山路，新天地附近，我的办公室。
《伤痕》是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1978年8月的文汇报上，作者是卢新华，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在四号楼，一、二层是男生，三、四层是女生，我刚毕业留校，还住在四楼。一年级文学专业班出墙报，就贴在一楼走廊的墙上，整幢楼的人来往都能看到。《伤痕》
是这期墙报中的一篇，写“文革”中一个去了北大荒的上海女知青，因为要和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划清界限而断绝了母女关系，以至错过了与弥留母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给自己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痕”。小说情节简单，刻画细腻，叙述很流畅，但小说塑造的人物不是“高、大、全”的正面英雄，涉及的题材显然有否定“文革”的意味，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大气候中，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文学作品只能将正面的完美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定论”
而言，显得有点“出格”。
贴在墙报上的《伤痕》，触动了很多人也许是一代人的情感创伤，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主人公与我多少有点相仿的经历，也使我许多天不能平静，我认为《伤痕》是很值得肯定的小说。我在安徽蒙城当知青务农的时候，《文汇报》的资深记者钟锡知曾来蒙城采访一个知青小组，并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之后我们知青中的很多人都和老钟保持了友谊。1975年我回上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后，和老钟的联系更多些，他也会给我一些专业上的意见。我把《伤痕》一事告诉老钟并在电话里约定，我会把稿子送到报社。当时我并不认识卢新华，是请系里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青年教师问他要来的。那好像是夏天将要或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伤痕》在《文汇报》“笔会”发表后，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被列为“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而载入中国文学史册。这样，围绕《伤痕》出笼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变得有点重要。
两点，楼梯上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小邬和两位男青年，扛着大包小包显然沉重无比的器材，到了。我以为这地方不好找，以为他们不会这样准时。看他们大汗淋漓，我想找杯子倒水，才发现因为是休息天，办公室柜子都锁上了，杯子在柜子里。我说真抱歉，小邬说没关系，说明管理得好呀。
两位男青年，一位是主编，一位是摄影，都不多话，一到就开始选场地、布置灯光，然后我开始回答小邬的问题。
这已经是快30年前的事了，那面通向盥洗室的斑驳的墙壁。
复旦百年时我们回母校，四号楼好像也只剩了半幢。我说《伤痕》
的发表和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大转折的大背景分不开，开风气之先是得益于种种看似偶然的因素，但是人们向善向美向真的心是任何力量无法遏止的，人类总要向科学文明进步。当时因为“文革”十年倒行逆施，在人民群众中郁积的情感有很大的张力，被这篇小说引爆了。小说发表后老钟给我写了信，也通了电话，他让我写一篇评论，就按我当时向他推荐小说时的看法写。我在练习簿上写了一篇评论——《〈伤痕〉出了“格”吗？》，然后把这张纸撕下来寄给老钟。文章很快全文发表在文汇报上，加入了当时很热闹的争论。
那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又是我刚毕业留校开始工作的时候，毕竟我是读了三年“文学评论”的，所以很兴奋。我还收到了几元或是十几元的稿费。可惜这些资料没保存好。小邬说卢新华保存了所有评论《伤痕》的文章，他们已见过我写的那篇。
采访在约定的一小时内结束了。一直没怎么说话的主编朱先生很认真地问我：关于《伤痕》，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有点茫然，说没有了。岁月把曾经那样使人痛彻心扉的感觉，打磨得淡了，淡得在炎炎烈日下可以不再提起。
我在杂志社门口和他们告别，说你们辛苦了。小邬说没什么，这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