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走了，走在4月18日晚上，他八十七岁生日后的第三天。
7点多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握着爸爸的手，很热，潮乎乎的，我叫爸爸，他闭着眼睛，急促而无助地一口口喘着气。我还是希望他能听见。医院里的人说，每个人走的方式不一样。我当时不能清晰地把握，这就是生离死别。
9点10分，弟弟打来电话，说爸爸没了。
黑夜里，哀伤像潮水一样漫了过来，心的一隅在一点点地塌陷。
八十岁时，爸爸摔了一跤，股骨骨折，从此辗转病榻。本来就极少与人交往的性格，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几乎整天整天地不说一句话。子女们都忙，慢慢就有点忽略他。直到这次进了医院，不知是因为药物作用还是其他，有两天爸爸说了很多话，他几次提起卧病在床的常熟的叔叔，那是他唯一的弟弟，在他眷恋的故乡；他告诉孙女学游泳应该注意什么，甚至在病床上示范在水里应该如何换气。这一切提醒我，爸爸心里，仍有着一个丰富的世界。
爸爸去了，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似乎重走了一遍他这一生。
爸爸出生在秀丽的江苏常熟，只念过小学五年级，因为日寇入侵而少小离家，依靠刻苦自学而来的歌咏、绘画才能，积极投身文艺救亡运动，甚至参加过有冼星海参加的《二月里来》的拍摄。那样的激情似乎贯穿了他的一生。那时的爸爸不满二十岁，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热情勇敢地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战，在青年学生中组织合唱团，教唱革命歌曲，在广西农村画漫画、刻木刻，投入武装斗争，鼓舞青年学生和农村大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动荡的生活没有影响他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建国以后依然如此，每天看书读报，所有的空闲都用来学美术，学音乐，学拼音，学外语，学游泳。爸爸购买的书籍，种类五花八门，自费订阅报刊杂志的数量，在我家附近的邮局小有名气。直到临终的前几天，爸爸从昏迷中醒来，对着子女，他所说的最长、最连贯、并且是用中英文重复述说的，竟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语录：“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爸爸二十三岁时曾以这段语录为题，创作了一幅水粉画，在当时桂林举行救侨绘画义展时，一家面粉厂花200元收购了这幅画，叶浅予先生还为爸爸作漫画肖像一幅，加以鼓励。这是爸爸永远的骄傲。当时爸爸所接受的马列主义，也在他心里装了一辈子。
爸爸是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但他似乎一直以职业革命家的人生在度量自己。爸爸是热情而乐观的，这一片赤诚特别表现在他对工作的专注和热爱。无论是二十来岁风华正茂的时期，还是在步入壮年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之后，不管是职务范围之内的工作，还是业余招揽来的闲事，他都是一样的兢兢业业，追求完善。他在游泳池做业余教练，结合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写了诸多业余游泳教练的经验体会。晚年在老年书画班做召集人，把自己的工资收入花去大半。爸爸做这些事的时候，一直是我行我素的。
爸爸是个理想主义者，对政治人生，对工作，对子女的教育，他总希望完美，因此常常挂在他嘴边的两个字，就是“贡献”。他希望自己有贡献，希望家人有贡献，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的贡献，希望周围的人们能够发现他的贡献。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爸爸的热情常常无法落到实处，他所奢望的贡献最终常常只能是自己给自己的安慰。多少年来，家里的墙上总是挂满爸爸的与时俱进的作品，速写、漫画、木刻，还有石膏像之类。我记得的有马、恩、列、斯，有毛泽东、邓小平，有保尔·柯察金、鲁迅，还有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有“三面红旗”。这一次，我看到了他年轻时的作品：深刻的贝多芬，青春的冼星海，神情超然的杜甫。
从墙上一幅幅往下摘时，我突然意识到，这几乎是爸爸唯一的发表场所了。
欲说还休。我想，爸爸属于他所依附的那个时代，他有时表现出的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不和谐，也属于那样的时代。
爸爸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的刻苦和才华，因为时代的坎坷和起伏而变得零碎、散淡，没有结出原本可以期待的成果。也许，人生正因为有遗憾，才更凸显其魅力，有遗憾的人生，值得我去咀嚼、体会、借鉴、总结。爸爸在他人生的旅程中走得无怨无悔，他自始至终葆有的，仍是一颗赤子之心，这就足够了。
学古籍整理专业的弟弟为爸爸写了挽联——求索八旬，智能艺能，志趣成职业；坎坷一世，理想梦想，固执伴天真。
爸爸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
这一次人生，我是爸爸的女儿。
爸爸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