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下午，我去看望贾先生。
没有太阳的冬日，午后的复旦九舍是安静的。还是那样清瘦的路，斑驳的青苔，20多年没变。贾植芳先生坐在小圆桌边上，也没变，这似乎是贾先生永远的姿态。只是现在他坐的椅子旁边多了一个竖着的氧气瓶，照护他的侄女桂芙说，贾先生每天早晚会吸一点，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刚回家。
小小的书房兼起居室兼会客厅，朝南面的窗下放着俭朴的书桌，堆着摊开的书、正写着的稿纸，多少年了，我记得，贾先生总伏在桌上忙，有人来了，就转过身来，正好挨着小圆桌，铺着塑料台布的小圆桌，放一杯茶，问：“你抽烟吗？”是待客的礼数。
文人而终身与书桌相伴，本不是稀罕事，但贾先生不同。生于90多年前山西乡村的贾先生，十分年轻时就因为经常给进步文艺杂志《七月》撰稿而闻名。那时，贾先生视文学为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以后，因为追求进步，贾先生几番入狱。建国以后，因为胡风“反革命”冤案的牵连，二十多年囚禁看管，贾先生和师母历尽苦难，待到能重聚并恢复正常，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但他终究可以安稳地坐在书桌边上了。
认识贾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末贾先生刚刚恢复正常工作，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的时候。那时我在中文系快毕业又将留校，常去资料室看书，贾先生总坐在书桌旁忙着，有时我们会就某本书聊一会儿，贾先生丰富的学识和乐于指点的态度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他的山西口音和潦草的衣着富有特征。我甚至记得一次先生没穿袜子，冬日里那双光着的脚，后来，那一幕常常会在脑海里闪现。
1983年秋天我调离复旦到杂志社工作，每年还会去看望贾先生，“不要放弃写作”，是先生对我经常的告诫。贾先生好客也健谈，常常天南海北聊得很久。贾先生总是坐在两个桌子中间，可以转过身在书桌上拿一本新出的书，写了字后转回身递给坐在小圆桌这边的我，两个桌子构成了他游刃有余的工作天地。
贾先生把总编辑的工作称为“编务”，他说他也曾编过杂志。我给他讲一些编辑部的故事，也常常带给他新出版的《现代家庭》，每次谈到其中的文章，贾先生的兴趣和看问题的视角总有点独特，他是从这样的杂志里了解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很在意阅读带给他的信息和乐趣。贾先生一直保持着某种工作状态，坦荡、爽朗、睿智，对社会事物有着年轻的新鲜而纯正的感觉，这是我十分敬佩先生的地方。贾先生勤奋地写作、翻译、教书、研究，总有一股对生活的激情在涌动，一本又一本书出版，他将这些诚实的劳动视为对社会的奉献，并以此来维持自己清贫的生活。我从没听到先生怨天尤人。
“我今年92岁了，我没想到活这么久。”坐在小圆桌边上，贾先生说，他能活得久，大概也得益于多年的劳动改造，干体力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贾先生用手做着干活的动作，神情里流露出自嘲的快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生又补充说。
一边的小保姆告诉我，贾先生每天9点左右起床，下午吃完饭午睡，3点钟起来，晚上10点睡觉，醒着的时间仍是看书写字。
“还写日记吗？”
“写，每天都写。”贾先生用手划出一个大箱子模样，说他的日记从不中断，有很多了。
大约一两年前，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贾先生的近期日记，记的虽都是日常琐事，但那份认真和情趣，让人很难把它和耄耋老人联系起来。桂芙的孙女和贾先生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种种天真顽皮，琐琐碎碎，日记里都留下印记，算起来，那该是相隔四代的年纪，你却能触摸到老人一颗温暖的心。我想，一个对自己的每一个日子都有所交代的人，是不会虚度光阴的，贾先生的日记使我感动了很久。
“我写日记，是为了安慰自己。”贾先生仍然坚毅的神情里，有了些许伤感。
贾先生拿过一本《契诃夫手记》，认真而用力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姓名，送给我。
《契诃夫手记》是贾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译著，在非正常的日子里和他的其他一些译著一起散失了。当他恢复正常生活以后，才偶然从图书馆的“内部书库”里找到了它，就像在街头碰到久已失散的亲人一样，贾先生的眼睛里涌出一个老年人的泪花。契诃夫曾说：“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他没有爱，也没有憎，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贾先生说，这段简单明白的话使他从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走了过来，他感激契诃夫。
一个简单的信念，一个坚强的信心，能这样明白而有力地支撑起漫漫岁月。贾先生的精神赢得学界尊重和敬仰，也给后辈以榜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