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春节期间的某一天，当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们聚集一堂，说说，叙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觉得当初我们是多么知己知彼，如今也总是似曾相识，即便一年只见一次。
然后吃饭。
举杯，酬酢之际，有人没头没脑说了句：“不知蕴韵现在怎样了？”——一时间，一个个正举着高脚酒杯、玻璃茶杯、雀巢咖啡瓶连同里面盛着的棕色、橙色、无色液体，在一点微微的抖颤后僵住了，几乎没有人再想把它举到嘴边。
真的，不知蕴韵现在怎样了？
当年的蕴韵是动人的。说不上作为女孩子的蕴韵长得如何漂亮，但她整体明朗而匀称，无论是读书时还是下乡后，在一大群青春少年中，蕴韵总有几分别具一格。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蕴韵是这座大城市中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中生，绝顶聪明的脑袋里有多少理想和梦想，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
蕴韵有一个简单的家，父亲早逝，母亲是一家中型企业的财务，多病却能随遇而安，每天她坚韧而静默地将自己枯弱的身影投入上下班拥挤推搡的人群中，投入原本可以轻松对付的工作台。母亲在家时常常也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养精蓄力，聚集着她身体中原本不富裕的能量。她很少流露与蕴韵相依为命或是自怜自哀的缠绵，也很少像别的母亲那样对女儿百般叮嘱，千般关照，她理智地认为，既然自己没有能力像别的母亲那样为孩子付出，那就尽早让她自己去闯、去练、去摔打出一副能够独立飞翔的翅膀吧。
于是蕴韵有了一个独立的、很少向外人流露的、几乎是封闭着内心的自我。青春的热血使蕴韵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当她随激进的伙伴们首批去贫困的土地上插队落户的时候，她的即将自食其力、开创新的人生的激昂最为突出。她快乐地打点自己本就十分简单的行装，快乐地甚至有点诗意地看着自己所面对的极度贫困、并且很有几分愚昧的新环境。
人的意志在特殊的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力量，未曾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蕴韵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精神抖擞地吃苦耐劳，要为改天换地贡献青春。我们常常在苦干了一天，累得瘫软下来的境况中，在如豆的煤油灯下，不厌其烦地，条分缕析地斗私批修，煞费苦心地捕捉脑子里的“私”字一闪念，对于灵魂的清洗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忘却自我，扬弃自我，否定自我的存在。
几年以后，我们在广阔天地的奋斗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阶段：革命的彻底与否在于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坚定与否，与贫下中农的结合坚定与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决与否……种种考验都集结到一点，知识青年必须脱胎换骨地再造成当地农民中的一员。
于是，有人住到了老乡家，改姓换名成了某户人家的干女儿，继而，似乎顺理成章地，舆论提出了年轻人的婚嫁问题，为什么下放学生不能爱贫下中农子弟呢？
也许曾经受到的教育颇有些禁欲主义色彩，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大多数人都不能作出积极的反映，尽管并不视其为荒诞。然而一旦真有人走出这一步，形同手足的知青们都有些慌乱了。
这个人就是蕴韵。
没有外界资助的穷困而疲累的生活，多少改变了一些她的诗意的目光，有时候她很沉默，除了努力干活外很少说话。但她友善，温和，与人交往仍是那般明朗，也始终保持着那一种别具一格的动人。蕴韵的可爱是毫无疑问的。她和生产队长的儿子如何会发展到婚嫁的地步，至今大家能记得的，也只是很短的几个故事。
生产队长是个很本分、大字不识一个的庄稼人，生产队长的儿子读过小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显然比他父亲敢想敢干得多。生产队里第一次响起拖拉机的马达声，爬在上面鼓捣半天也不舍得下来的就是他。以后，他就专门开拖拉机，是一个很称职的拖拉机手。
蕴韵也喜欢拖拉机，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喜欢拖拉机，它毕竟能解决许许多多人拉肩扛的繁重，要想学会驾驭它也不难，只要具备发动的力气，独立操作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很多人都学会了。蕴韵在驾驶座上坐着，双手扶把随马达“突突突”往前跑的时候，那神情那兴奋真是动人极了。队长的儿子对她特别关照，大家也看出来了。
有几次，他们把拖拉机开进以牛棚改建的停机房，半天不出来。大家并不议论，随便议论并非亲见的事实，毕竟不是一种磊落的行为，村里一位在外见过不少世面的长者，有一次当着知青们的面，对着他们一路谈笑的背影，难禁忧心地长叹了一声。
蕴韵仍是很少说话。
农忙时分，她病了。所有的人都在地里忙麦收，太阳火辣辣的。蕴韵发高烧，大约也是当地很普遍的流行病，俗称打摆子的。
每天傍晚太阳西斜的时候开始升温，一夜滚烫烫的，整个白天便浑身瘫软地独自躺在空无一人的屋里，躺在简陋到只有一床一席的家里。一连几天，谁也顾不了也不可能给她更多的照顾。蕴韵很明理，从不抱怨，默默地躺着，与病魔抗争着。她的脸上没了血色，两腮凹陷下去了。
拖拉机手每天去看她，他的活流动性大，不断地从地里开回村里，每一次都可在卸车的时候抓空到蕴韵屋里去一趟。
也许，每一次他都能给蕴韵端上一碗清凉的水。
也许，每一次马达渐响渐近的情景都给蕴韵带去了难以言说的安慰。
也许，就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以男性的健壮和体魄使蕴韵感受到了另一种生机和力量，对于清纯的女孩，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诱惑的新世界。
蕴韵病好以后，有一天，她跟大家说，她要跟拖拉机手结婚了。
她的声音很轻，但谁都明白，她不是在开玩笑。同来的知青们情不自禁地劝她，慎重些，你再想想。蕴韵从不将自己的命运与人商讨，即便对母亲，也只是告知一下，似乎只需备个案而已。
每一个知青都对做妻子的题目极其陌生，有人说，蕴韵，你那么喜欢高等数学，将来你跟谁去讨论那些题目呢？
蕴韵开始做噩梦，经常在半夜大声痛苦地呼叫着从梦里惊醒。但她从没说过要改变这个决定。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蕴韵住到了拖拉机手的茅屋里。似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坚韧地要开始另一种艰难困苦的生活。
开始，知青们还常去走动，渐渐地便去少了，不再去了。很重要的原因是拖拉机手并不欢迎，他对与蕴韵的身份有关的一切似乎都很警惕，也很排斥。
蕴韵被安排去村里小学校当教师，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是那样充实，她带着他们在空旷的打麦场上做游戏的时候，许多人都像欣赏风景似地远远观望着。
以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们接连地有了两个孩子。渐渐地，蕴韵在外观上已变得跟本地“大嫂”并无二致，生活使她难以应付，但她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一年又一年。当返城的大潮把知青们统统地卷回城市的时候，蕴韵被潮汐留在沙滩上了。她有意无意地斩断了跟过去的一切联系。
但我们大家都不可能忘记她，或者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大家常会互相探询她的音讯。
有人说，蕴韵越来越憔悴了。
也有人说，蕴韵常常挨打，拖拉机手变得不可理喻。
前两年，一个确切的消息说，蕴韵精神失常了！
生活一页，生命一页！掀动它的时候，似乎很轻巧，又似乎很偶然，翻过去的，却是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大家举箸，嚼着不再有味的菜肴，有人没头没脑地又说起了另一位当年同学，那是一个曾经跟蕴韵形同姐妹的女孩，走的路也曾大致相同，昂扬地下乡，但很快便有了希望离开、希望远走高飞的意愿。以后她被招工去了某机关，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异乡的聪明活泼的小伙子，也去过他的颇有背景的家。几年以后，他们都考上了大学，又几年以后，已是夫君的小伙子去美国读博士。如今则是双双在那里，买了房子，生了儿子。
“她最近寄来了一张照片。”
大家端详着桌上那张照片，绿茸茸的小花园，漂亮藤椅，她穿着蓝天般美丽的大连衣裙坐在椅子里，一只穿着中学生式的黑皮鞋的脚跷着，脸上的笑容是满足的。
她在信里提到了蕴韵，她说她常常想到蕴韵的灵魂是晶莹的。她还说她有时想到蕴韵，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嚎啕大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