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一个十七岁中学生在那个奇异年代的经历为主线，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个空前绝后的、惊心动魄的事件。
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同着戎装，横空出世，以暴虐和野蛮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们在一夜间变得极度亢奋起来。一面是热泪横流的忠诚，一面是铁面无私的破坏；他们六亲不认，不惜把自己的亲人放上祭坛；他们不思饮食，只顾革命，一瞬间成了天降神兵。他们的行为是那样可笑可鄙，他们的形象是那样丑恶可憎。有这样一种供他们生存的丰厚土壤、适宜气候。他们被大潮卷到了第一线。他们的呐喊往往并非出自内心的呼唤而只是觉得应该这样；他们的行为并非出自理智的思考而只是教育（包括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以及他们所无限敬仰的最高政权机构的）使然。他们无条件实践着和牺牲着（异化也是一种牺牲）自己，主观上还没有多少能力来把握比想象和感觉更多的思考和理性。他们被抛向失控的社会是毫无准备的，他们走向死亡价值的取向，将使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甚至一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理的和心理的，理智的和情感的，正面的和反面的。
这部自传体的《自白》，似乎是小说，又似乎更接近于回忆录。作者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一言一语，一五一十，夹叙夹议。对于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平地惊雷般滚过来的。忠于职守的语文老师成了批斗对象，即兴的顺口溜成了“战斗檄文”，不负责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的尊严丧失殆尽。
广大群众在热忱而盲目地运动着，谁也不甘落后。中学生王文琪以逼死父亲的代价加入了红卫兵，从此失去心理平衡，仇恨一切乃至杀人后自己被枪毙。红卫兵严格奉行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一面在看守抄家物资，一面却情不自禁地争看淫秽“小破书”。当带着英雄主义光圈的新长征“大串联”在全国兴起的时候，青年们又不辞辛劳，风餐露宿地投入其中，只为了能到“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到毛主席身边，接受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检阅……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参加革命，证实自己革命性的彻底。这种无从丈量的忠诚最终演绎成贬低别人借以抬高自己。红卫兵们分立山头，各树旗帜，彼此刀枪相见，甚至开出了坦克和装甲车。双方真正蕴积起了仇恨，全力以赴地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之中（即使在这样舍生忘死的时刻，权力意味着什么，在刚成年的红卫兵心中，依然是懵懵懂懂的）。纷争在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方用武力镇压另一方而告结束。
我的鬼头长了发后，天气已暖，我便怀着一颗什么也没追求到什么也没能实现的彻底的失落了一切的心，为着每个月十五元的报酬，扫马路去了……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第438页）
小说在全书轰轰烈烈的描写之后，以这样一个淡而自嘲的结尾告终。无论是心理虔诚还是悲剧意识的英雄主义的热情统统消亡了，真正的失落和怅惘暴露无遗。这是不是整个一代红卫兵命运的缩影呢？以毫无准备的、激越的、极端的形式开始，以实质上的沦丧而消亡，自始至终在斗争中心的外圈沉浮，又自始至终被特殊环境中的争斗气流主宰着命运。这是一段多么复杂的、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历史，作者却以诚实的底蕴，将其真实地、多侧面地再现出来。尤以一个十七岁红卫兵的目光为基点，更显其真实。“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无声的中国》）因为有了对那个时代的彻底否定和彻底批判，所以无论是对挖空心思地发现胶鞋底、宣传画、香烟盒纸乃至蒸锅里锅帘子上的反动标语的“革命”的叙述，对暴露人性丑恶一面的人云亦云、群众斗群众、恶作剧、无聊愚昧的描绘，还是对“我”在青春期于异性的兴奋和压抑，为向往英雄精神又要掩饰怯懦的自伤的细诉，都有了一种洞若观火的调侃意味。
对于被葬送的一代青春的慨叹和惋惜，对于不复再现的曾经渴望追求渴望实现而终于没有追求到没有能实现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的凭吊，这应当是贯穿全书的、代表全书倾向的真正的悼念。就好比一个人对极其珍爱的东西被突如其来的、很难解释清楚的各种因素碾成齏粉，事情过后，他总还要忍不住地去想为什么？怎么会是这样的？尽管他已明白这个结局早已是无法改变的了。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悼念意味，是属于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个时代的，内里包容着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人和事的走向死亡的痛苦记忆和向往新生的警醒。这应该是全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