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吃饭，向来是个课题。当她圆滚滚地从全托的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时，因为不能适应骤变的生活日程，饭量日益减少，体重日渐减轻，将“民以食为天”奉为天条的丈夫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日思夜想决意要弄清“她究竟要吃什么？”情之切，使得饭桌上的空气紧张起来，女儿便愈加什么也不要吃。
终于有一天，女儿早晨一气吃了两个刚出笼的肉包子。丈夫便认为她最爱吃的是肉包子，从此每天不避风雨、不辞辛劳地去排队买肉包子，女儿也便每早非肉包子不吃。我不赞成这样的特殊（自然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多次提出异议，并认为也可以每天从食堂带些馒头回来，早上蒸一下就是。
“白馒头怎么行……”
白馒头已是等而下之的东西，真是今非昔比了。小时候，放暑假祖母带我去常熟叔叔家小住，临行前从粮店买来标准粉，用鲜酵母发了面，拌上糖精水，捏成一个个再平常不过的白馒头蒸熟，带到那个鱼米之乡的小县城，使我和堂弟妹们好一阵高兴。
在我后来插队落户的那个地方，一年四季吃以红薯面为主的杂粮，每年队里分给几十斤小麦，只在过年过节或是偶尔来客时才敢动用。在磨房里套上老驴，看着它一圈圈地转。麦子碾碎了，用细筛子罗，那罗出的面雪白细腻得可爱，用劲揉透了，蒸出的馒头一个个喷香精致，当地人称之为“好面馒头”，相对的，红薯粉之类做就的便是“孬面馍”。一次秋忙，因为要赶在雨前切晒出堆得小山一样的红薯，大家在地里忙了一天一夜未能吃饭，一位极纤弱的女同学突然说，要是现在有刚蒸熟的好面馒头，我可以一气吃16个，四周哗然。那一刻，那至圣的好面馒头的美味，同时出现在一个个疲乏到极点的脑海里，给辘辘饥肠以安慰。
20世纪80年代初，同一地的“插兄”竟颇有几个在大学校园里重逢了。因为彼此都觉得已怀有一世的沧桑而气息相通，便常在校园相聚。一度，食堂里告知大米供应紧张，常以馒头作主食，这颇难为了一些极少吃面食的南方学生，怨责之下，常有将半个或大半个馒头扔弃的。有一回，我们中的一位谈起那沉浮在泔脚缸里的馒头，大家竟同时脱口而出——那可都是好面馒头啊，语出整齐，忍不住哄堂大笑。笑着，不觉心里却泛起一层叹息。
前几年，昂贵于普通面包几倍的长棍、短棍式的法国面包流行起来，据说其原料、加工工艺都是进口的，所以单靠自己的能力难以仿效。然而我总疑惑，每每食之，私下里拿它和好面馒头作比，总难分高低。于是着意让尚不知掩饰和撒谎的女儿作试验，她吃了馒头，又吃短棍，不假思索地说，差不多的，我也见过女儿抓起白馒头大嚼的时候，前提便是——她真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