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无数个如我们这样的非血缘关系的特殊家庭，会使我们这样一些相同年龄的女孩子，在同一个草屋顶下，同甘共苦地生活过好几个年头，我们之间总有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应，一种息息相通，休戚与共的亲情。
面前，摊着你从另一个国度寄来的信，信笺上有几处水渍，我不禁猜想起它们的来源。台灯的光线柔和地洒在桌面，这一片光明只给予你的来信，周遭一切都隐到暗处去了。英捷，我们之间终究已相隔千山万水，这一页信笺又那样真切地把你带到我的面前，连你的声音，那属于你的犹犹豫豫、吞吞吐吐的声音，几乎也要从信笺上站立起来——
转眼间，我来到美国已有一年了，这一年中，也说不上来有何长进，只是增添了不少烦恼。这个学期，我开始在我先生所在的大学化学系修课，同时兼做大学生普通化学实验课的T。A。（助教）。
另外还准备TOEFL和GRE的考试，争取下学期能正式进入MasterDegree Program。所以这两个月来整天在啃书本，总的体会是：压力太重，不堪负担。压力首先来自语言。我虽然在这里已一年了，但语言差距还很大，听、读都有困难。其次是由于年龄，来这儿的中国人，年纪轻轻只要过一个学期，大部分都能适应了，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要改变语言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前几个星期由于我修的那门课期中考，再加上GRE、TOEFL都在两个星期之内考，我觉得自己都快要疯了。坐在图书馆里看资料，心里像火烧似的，脑子紧的什么都进不去。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我有时候想想，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这些年来还没有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到了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受这样的苦，为了什么？有时候想想：还是在国内好，起码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不会有什么障碍。在这里，文化背景是如此的不同，做什么事，怎么做都要重新学起，一举一动都不是那么自由（当然这很可能只是我主观的感觉）……你向来寡言，懦弱而内向，偶尔准备了很久要发表什么意见时，也总像是障碍重重，无法顺畅。然而这一次你却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让人无法平静的话。
你是一个大家族中最小的女儿，长辈们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期望，给你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英捷，说实在的，除了说话，你确是也有不少男孩的气概，朴实，能干，而且力气大。不知是否因为遗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我们还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你光光的额上就出现了些许皱折，于是我们随意地给你取了个莫名其妙的绰号：老头。绰号往往包含着亲昵，所以你也不在乎，很多年里，大家都这么叫，你也欣然答应。
离开上海去乡下的时候，你是最从容的。尽管大家都有强大的精神武装，在车轮启动的那一刻，却仍会有或多或少的张惶。你却不，轻松地为大家散发零食，甚至还幽默地开个玩笑。你是多么轻松地向陌生的前面走着的啊。
尽管你寡言，尽管你不善辞令，在我们插队的小组，大家还是推你为“头领”，因为你能干，在理“家”上义不容辞，而且很决断。什么时候可以吃一顿细粮，什么时候可以略略改善一下伙食，什么时候该晒粮食，什么时候应该给自留地浇水，你说了算。你能发动队里十一匹马力的手扶拖拉机，那是需要相当的体力的，队里没有一个女劳力能做到。在乡下，健康和体力往往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自信，你那时候一定是快活的，寡言，却爱唱，嗓音像男孩一样粗壮，中气很足。田间休息的时候，你会兀不丁地吼出一句来，会从头到尾地唱《黄河大合唱》、《江姐》，还有许多西洋名曲，一支接一支，能唱很久。逢到你兴致高的时候，感染了我们大家一起唱，于是老乡们便说：话匣子又开了。当地人称收音机为“话匣子”，我们的歌声竟能和收音机里的媲美，幸甚幸甚。
下乡的头一两年，因为水土不服，很多人身上起了小肿块，奇痒难忍，抓得多了便会溃破流水。那时，我的两腿已是重重叠叠地百孔千疮了。我素来大大咧咧，当时也没什么条件照顾好自己的腿，伤处便常裸露着，流出的脓水沾到衣服、被褥上，甚是骇人。
有一次，劳累了一天，我睡着了，夜里觉得有人在摆弄我的腿，睁眼一看，如豆的煤油灯下，你正挑挑拣拣地在为我包扎，你把纱布剪成很小的一块一块，把橡皮膏撕成很细的一条一条，专心地一块一块地在我腿上贴着。那些纱布和橡皮膏，八成是你从上海带来的有限的为防不时需要的库存……这些难忘的记忆，在我们之间织起了永远也扯不开的牵挂。
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生产队的知青。回想起来，我们在那样的巨大的逆转中，显得那样渺小，自己对将来的命运毫无把握。我在大学校园里读书，实在应是很称心如意的了，却几番做过一个颇有些奇特的梦：旷野在初春的阳光下安静着，很辽阔很大，却静得没一丝声息，没一个人影。我坐在草屋的门旁，正是我们曾共有的“家”，屋里除了一张歪七扭八的床，什么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绝望的、让人感受不到一点生命活力的安静，唯有让人窒息的无望，让人无法预知的命运……梦醒之后，我还会感到无法遏制的慌张，我不知道这样的梦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何以会屡屡重复这样的梦。
那一个冬天，你回城探亲，我到你家里去看你。因为我们的离去，因为你还一个人留在那里，我们先走的几个总有一种莫名的歉疚。
幽幽的灯光下，我们无言以对。良久良久，泪珠顺着你瘦削的脸颊滚落。我心痛，却仍然无言以对。我对你说我曾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我说真奇怪我为什么重复地做过几次这样的梦。你止住了泪，叹了口气，你说，乡下的生活其实留给我们的是很可怕的记忆。我想，那是你当时仍然前途未卜的感叹。你那次的落泪，永远刻在我心里了，因为那在你是很少的例外。
几年以后，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某工科大学，我们曾以何等激动万分的心情庆祝。你被选为班长。你当然应该是班长，你是那样朴实能干，又有很好的成绩。你快三十了，同班的中学应届毕业的同学，都比你小十来岁。你自嘲：历史让我们一样大。
毕业了，在一个研究所工作。烦恼也跟着来了，你跟许许多多同龄、同经历的知青一样，做着大龄青年择偶难的课题。以你的才干和资历，这不应该是个难题，但你却被艰苦地困扰着。每一个青春的梦，在这样的时候都会鲜活地生动起来，任什么力量也难阻止你向往追求她，实现她。但你已经不再年轻，机遇很吝啬了。
有过一次次的长谈，你作出了我并不觉得意外的结论：我不相信能找到合适的人了，失去信心了。与其凑合一个，不如一个人过下去的好。
当时，已经有了丈夫的关照的我，能理解你，却很害怕你要选择的一个人过下去的凄清，我说一个人过不是正常的生活，人生活着就应该有个家。你黯然，说家里兄弟姐妹都结了婚，自己的确像是没着落似的。
那以后不久，你边上就有了个人，是个好读书的人，婚姻却受过很大创伤，你们彼此珍惜。不久便忙房子，忙结婚。结婚时，你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在大学里曾有一位像弟弟一样的男孩对你说：
你长得不美，就不要太挑剔了，那是罗切斯特对简·爱说的话。我辨不清你说这话的心境是自哀还是自慰，但我想这样的话对你是有很大影响的。
你怀孕了。他四十出头，你已整整三十六岁。医生说这是很典型的“高龄”，容易出问题。你不信，你说你体质好，各方面都很正常的。将临产前，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你也欣欣然。
可是不幸真的降临了。那一天，我接到你姐姐的电话，立刻呆了。你自己跑到医院去生产，吃了很多苦，剖腹产，是个女孩，生下来就抢救，只活了十六个小时……“到现在我们也没敢透露一点给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平时在家里也不大响的，有什么话都喜欢跟你们说……”
我立刻赶到医院。
病房里有七八张床，产妇们大声地在说笑，讲述自己的孩子。你斜靠在角落里一张雪白的床上，一声不响地发着愣，看见我，浅浅地笑了。
我镇静着自己。你给我看几张贺卡，上面印着各式各样的兔子，那是有人到病房来推销，大家都买的。“她属兔，我也属兔，我就买了很多。”你仍然寡言，停一会儿又说，女儿在抢救室里，医生早上来打了回奶针，“以后出院了不知还有没有奶，否则她吃什么呢？”我几乎要落下泪来，英捷，难道因为你能承受，生活就要给你更多的磨难吗？
孩子夭折的消息，是你出院后，一位同事上门看望时脱口说出的。你哭了一天，没有什么语言能劝慰你。但你的复原却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几个月后，你甚至能很平静地谈起那个你曾看过一眼，听到过她一声微弱轻啼的女儿。
半年后，你也要到美国去了。办手续费了很多周折，临行前，你把属于你的所有家当或出送或变卖地全部处理掉了。做这些的时候，你是那么果决，我这才发觉，你是多么希望把所有的伤痛都彻底忘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机场的道别是忧郁的。比起别人不能自持的嚎啕，我们都显得深沉了些。也许，我们都忆起了二十年前走向贫困时的轻松。岁月使我们不再单纯，但我却留恋那份轻松，真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你笑过了。
从大洋彼岸飞来的第一封信，满是清新。一路上你得到了好心人的指点和帮助，你的先生也顺利地接到了你。在如画的海滩边生活，气候宜人，心情也好，那里商店和其他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态度极好，“人人都可以评上优秀工作者的”。你这样评说。
可是不久，你便发现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太浅了，再以后，你连作这些评说的情绪也没有了。春节前夕，你便寄来了面前这封信。
不再是青春热血的沸腾澎湃，不再是在所不惜的勇往直前，我从你的信中读出了心的疲惫，我能说什么？
我曾说，无论我们面对什么，都应该是一颗幸福的心，为我们对生活的真诚。
我也曾说，永远也不要沮丧，如果做不成什么，那一定是因为客观阻力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现在，英捷，我却想起了当年老乡们爱说的一句大实话——干累了，歇歇。
为这欲罢不能、欲放难下的牵挂，我想对你说，歇一歇吧，还有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