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因乳癌而开刀，然后开始化疗。那是一段不太好过的日子，那个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5月，俞自由和赵国屏夫妇来看望我。窝在沙发里，俞自由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去看病？40年前，我们坐同一列火车去安徽蒙城插队落户，后来也一直有来往，太熟悉。她这样说我，多少有点责怪我粗心大意，耽误了治病的意思。
赵国屏现在是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俞自由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管理系保险专业主任，是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总是飞来飞去，都忙。这几个月，因为我的病，彼此间联系比以往多起来。
6月初，俞自由在电话里说，浑身骨头痛，就是查不出什么病。一周后，确诊了，是肺癌，并且已经扩散。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惊得茫然。
接下来的日子，内心就有了挣扎。我困惑于命运，也不知道她会怎样面对。可是无论如何，这已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这是明确无误的了。
我开始给她短信，有时也打电话。我说人会老，会病，会一天天衰弱下去，但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戛然而止，然后怎么办？要靠自己去面对去安排。生命其实很脆弱很有限，以前没想到。没想到也好，已经全力以赴活过了。
再见面时，我们都已没了头发。我的头发是化疗时脱落的，她的是为治疗需要剃光的，两个光头相对，这在我们年轻时的所有畅想里都不曾有过。我们聊天，说自己的病，说病中见闻，说最近看了什么书或是电视剧，也回忆曾经有过的岁月。那土地，阳光，红芋藤，下雨后泥泞搅拌着的弯弯的小路。青春的岁月像条河。那时俞自由所在的知青集体户是知名的先进，为改变生产队面貌做出很多成绩，她在二十二三岁时当上县委副书记，做了几件叱咤风云的大事。后来又有过大起大落的经历。那时候他们县委领导班子开会，一屋的人都抽烟，散会时门一开，烟雾像云团一样涌出来。
我们在开着空调的舒适的屋里谈天，把肿胀的腿和手臂架起来。窗外盛夏的烈日下，总有汽车驶过。那些开得飞快的车，叠现出另一幕。
那是在颠簸的拖拉机车斗里，我站着，扶着铁挡板，她坐在车斗地上，抱着我的腿，仰着头，满脸笑意，问我：“如果给你一个生产队，你会怎么做？”那时我刚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二十出头的我们，只谈大事，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说着，笑着，心里郁结的东西在一点点地化开。
7月，俞自由从网上给我发了邀请函，她和赵国屏将举行结婚三十周年聚会。邀请函上写着赵国屏的诗句：“自强不息报国真情， 由缘相爱同屏风雨。”聚会在岳阳路生科院俱乐部举行，是他们夫妇的学生们，为庆祝老师“四十年甘苦与共，三十载相濡以沫”，并答谢病中关心俞老师的各方朋友们而操办的。
我为这对恩爱夫妻起草的条幅是：俯仰春秋 相知永恒。
那天，礼堂里坐满了人，从不浪漫的赵国屏悄悄为俞自由准备了99朵玫瑰。演讲中，他为大家展示了他们夫妇从相识至今的许多图片、诗作，许多都是当年知青时代的。几十年风雨人生，总交织着拳拳报国心。赵国屏在恢复高考后离开蒙城进复旦学生物，后来又去美国留学。俞自由1985年为与丈夫团聚而离开了副县长的岗位赴美，当时她的英语程度26个字母只能背到H，到她几年后在美国攻下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俞自由拄着拐杖起来讲话，她说病中她深感亲情很温暖、友情很温暖、爱情很温暖，为了这些她也要好好活下去。她和赵国屏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谈得来，有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如果有来世，我们还要做夫妻！”
俞自由说，赵国屏不会做家事，这一个多月为照顾她已打碎了一支温度计，两个杯子，三……“三”是什么呢？那天，做骨髓穿刺，很疼，也很难受，回到病房，她想哭，赵国屏说那就哭吧。
那三声直抒胸臆的哭惊动了医生而被制止，“所以我一共就哭过三声”。俞自由在礼堂里对大家说。
一、二、三——开始！人生总在各样的起跑线上，这一程特别，就多做些准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