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打开电脑，说是不久前她和中学同学相聚，拍了不少照片，做成“花甲的花季”， 让我欣赏。那一幅幅图，一群群人，我看着，几乎都觉陌生。那时虽同在一校，我在初中，她在高中，相差两三岁，感觉上只能遥望了。那时就看不清，现在自然不认识，只是，我的第一感觉是，光阴荏苒，大家都有老态了。
我们聊。
如果把岁月打包，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大约可分为两块：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被完全不同的色彩涂抹的两块，魔方一样。后面是不是还能有一块呢？另一个三十年，有没有可能？ 那会是怎样的色彩？或许，将来的事不好说，那么，前面再多加一块，加上三十年，如今八九十岁的，多得是呢，那一块，什么颜色？
彭新琪老师新近赠我一书，是她编的，名《七人集》。七位上世纪30年代前出生的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上海女作家的作品选集。
七位均已是耄耋之年，最年长的罗洪先生已届期颐。书的装帧很朴素，浅蓝色的封面，七朵红色的舒展又自信的郁金香，书名下以很小的字体标注着：（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比起如今有时在媒体上所见的惊天动地的“80后”“90后”，这个“30前”实在很低调，简直有点羞答答。
但我还是被深深地吸引了。不仅因为作者中有我曾接触过或我的父辈曾与之共事过的，更因为她们笔下所写的人事和她们与笔相伴几十年不离不弃的人生态度，令我深思遐想。她们中有的已生活不能自理，有的几年前已双目失明，“本该心安理得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但我们都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她们孜孜矻矻，希望留下来的文字“能对我们社会进步，对年轻人了解过去的一段历史有所裨益！”那些在大半个世纪多舛人生中相伴她们的追忆、理解、情谊、感恩，挥之不去的点点滴滴，化成刻骨铭心的文字，就是具象的历史了，对后人，是活化的教材。
抗战时期的罗洪，在躲避日寇轰炸的逃难中，在扶老携幼颠沛流离的路途上，寻觅着志同道合者，一篇篇写着散文和小说，然后一直写着编辑着，直到今天；因为爱书而自幼立下“长大了要当书店店员”宏愿的欧阳文彬，她笔下的文化名人叶圣陶、夏丏尊，如何在战乱流亡和反动派的查禁中坚持出版进步书刊，编辑出版《中学生》，仿佛面前站着一个个中学生，杂志处处为他们着想，教他们如何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兴亡，如何做一个正直的重品行操守的人。在西迁东移中，坚持办好开明书店，给年轻人出好书。大师们一面潜心于文化的传播研究，一面坚守着文化人的风范，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看着这些记述，我迷惑，比起今天，当时的生存条件要艰苦困难得多，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什么现在的“文化”反倒脆弱起来，脆弱得几乎难以存续。
《七人集》中，很多篇是记录建国以后中国文学界、文化界中发生的让人无法忘记的一段段历史中的人和事，传递着特殊的信息和踪影，很不堪的。黄宗英的《但愿长睡不愿醒》，写当年在奉贤文化干校的生活，许多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许多著名的女作家男作家在那里，住茅棚，种菜，被管制和批斗着。黄宗英说她学会了无表情，“遇事，既不能哭，更不能笑。一个笑容就会构成罪状。
这种表情，作为一个演员也是很难练的。练成后也是会留有后遗症的”。她写道：“人经过‘文革’，还能相信这个世界，相信人群，相信自己，不容易，真不容易。”读这样的文章，欲哭无泪。
看着卷首七位老太太淡定安然的合影，想着人的一生、女人的一生可以这样度过，这本七位老太太写的朴素的书，总在我心里轰然作响。
王安忆为《七人集》作序，题为“我的阿姨们”。那都是些看着她长大的前辈，她还记得幼时阿姨们和母亲的情谊，记得她们的注视。阿姨们也都是母亲，在家里是主妇，因为上着班，自己还有向往，于是外面多少风雨，一样也躲不掉。王安忆在“序”中写：
“那些不堪的岁月，她们都是见证。而我则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们，她们经过的时代，我不可望其项背。”
是的，一个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时代，就是“魔方”的前面一块，那三十年，我们的前辈从那里来，至今她们还在挺起胸膛向前，尽管步履蹒跚，尽管几乎看不清了写不动了，但什么也没有改变她们！她们依然相信真诚和善良，相信勤劳和朴素，相信友谊和情感，相信生命和激情。是什么使她们一生都不愿浑浑噩噩？这是我想要知道的，以心智，以虔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