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羔是我当年插队务农时的村里人，和我们知青年龄相仿，当时也十来岁。记得那时他常来我们这儿，我们一个插队小组的，原先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又都是上海人，在一起自然都说上海话，当地老乡听不懂。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惯了旁若无人地交谈。直到有一天，当我们突然发现孩羔会及时地递上我们正寻找着的什么，或是插嘴我们正谈论的事情，大家才明白，孩羔能听懂上海话了。
孩羔聪明、质朴，我们常说他像鲁迅《故乡》中的闰土——“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
但孩羔是不懂这些的。淮北平原虽也有瓜地， 生活贫困孤寂，日常情景并不能生出多少浪漫情怀。孩羔不识字，是文盲。我们常说孩羔不认字可惜了。孩羔的哥哥认字，在大队的小学校里教书。
孩羔有文化的哥哥和我们很少来往。
深秋时节，为了纪念我们下乡四十周年，二三百个当年的知青组织起来，一起回乡探访。我回到了曾经生活过七年的小村庄。
孩羔来了。原先有点圆的脸庞变得曼长，脸上浸满了阳光，黑红黑红的，额头、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最显眼的，是他的几颗镶了金色和银色的牙齿，说话的时候，晃晃的，但那神色还是孩羔，能认出来。而且，孩羔的神色里多了沉稳和自信，这是以前没有的。有人告诉说，原先的生产队因为规模小，现在改称“组”，孩羔现在是组长了，管着事儿呢。
孩羔带我去村头，看了我们知青小组捐助建造的小桥，很小，但能让孩子们下雨天去上学时不用脱鞋过河了。
孩羔手里一直抱着个男孩，后脑勺留着一缕长发，是特别被疼爱的缘故。孩羔说这是他的孙子，叫小楼。小楼知道我们带去的背包里有糖，就拽着包上的带子不放。
我们坐在长凳上说话。孩羔现在在家带孙子，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农活有机器干，用不着那么多劳动力，谁还在家待呀，村里就只有老的小的了。你看村里已经盖起了两层楼房，还有想盖三层的呢。现在我们这里的生活，比你们在时好一百倍，好一百倍！你们那时吃的，现在连猪也不吃。
就像刚见面时孩羔睁大眼睛说“你胖了，老喽！”时一样，没有文化的孩羔只说大实话。
当年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许多都已不在人世。孩羔的哥哥死了，有人说是喝酒喝死的，孩羔说不是，是因为脑溢血。
戴维道也死了，去年死的。小栾娘（戴维道的妻子）也死了，就是今年几个月前的事。孩羔指着村子东南方一片绿绿的麦田里的一个坟堆，说那就是戴维道和小栾娘的坟，当时抬过来埋的时候，下很大很大的雨，孩羔就安排人去做。“那雨下得大，太大了。戴维道是好人，真正的好人哪！”孩羔喃喃着。
戴维道是当年我们的老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瘦高的个子，不壮实，牙也不好，吃东西费劲。他是队里最认真的干部，很能说，每次开讲前都能完整地背出几段毛主席语录。戴维道一直兢兢业业地听党的话，做党的工作，遵守党的纪律。在那样一个凭力气吃饭的年代，一个基层党的干部，除了能说，必须还得能干，戴维道因为瘦弱而没有足够的体力，小栾娘个子瘦小，也没有足够的体力，他们的日子就不容易过。
那时我们是邻居。戴维道夫妇都是难得的讲究自我修养的人，从不说三道四，但有时我们也会隔墙听到争吵声。那时的干部都要以身作则，有自我牺牲精神，这样的压力，不可避免会转嫁到小栾娘身上。
孩羔说，前几年，分田到户了，一切都变了，这里人的谋生方法也变了。有人鼓动戴维道去烧窑，他老实，也这样去想别人，结果事没办起来反欠了很多债，后来便被迫外出摆摊修自行车。
戴维道夫妇的坟墓，就在分给他家的地里，他已经不需要为更多的土地负责了。踩着绿油油的已经有一尺高的麦苗，给那一堆小小的坟墓三鞠躬，想着那土堆下的戴维道和小栾娘，他们善良的音容笑貌，我的内心涌起了深深的匍匐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悲戚。
村头的小路坑坑洼洼的，来时汽车轮子陷进去了半个。孩羔说现在村村通路，外面的路也都修好了，就差这一截，980米，就算是一公里吧，村里的集资有了，上面的拨款还没进计划，你能不能去说说？你们说话管用。
离开时，思绪万千。
鲁迅在《故乡》中说，闰土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我们那时，就是因为“愿望茫远”才一天天走过来的。
